此文是苏辙19岁时写给韩琦的信。选自《栾城集》卷二十二。枢密韩太尉(即韩琦),当时任枢密使(掌管军事大权)。“太尉”,秦、汉时官名,掌兵权。枢密使相当于太尉,所以称韩琦为太尉。 作者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韩琦的接见。一个是刚刚考取进士的青年,一个是掌管全国军权的大官,怎么开口下笔呢?
首先是称谓问题。为了表示尊重,不直呼对方,而称“太尉执事”。“执事”,左右的人。这是表示谦谨的说法。
正文分为四段。
第一段,先从作文当有养气之功谈起,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气”的表现。气,指人的修养、气质、精神力量。接着提出总领全文的“养气”说。“气可以养而致”:“气”,可以通过加强修养而得到。在具体阐述“养气”说的时候,作者引古人事例作了说明。一是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即博大刚正之气。作者认为,孟子的文章,内容宽厚宏博,并且充溢在天地之中,正是跟他的“气”的大小相称。这实际上强调的是内在修养问题。二是司马迁。作者认为司马迁遍游天下,知多见广,所以他的文章风格疏放潇洒,跌宕多姿,颇有奇气。这实际上是强调外在阅历问题。最后,作者总结道,孟子、司马迁二人的文章,都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因为“气”充满在他们心中。这段论述很周严。
第二段,就自身经历进一步对“养气”说展开论述。作者有前后不同的两种学习经历。第一种是交游不广、见闻不博,只学古人陈旧过时的东西。第二种是“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作者在谈到第二种学习经历时,列举了四个事实:一是经过秦汉故都,尽情观赏;二是眺望黄河,想像着古时的英雄人物;三是到了京城,饱览一切,知道了天地的广阔、美丽;四是谒见了欧阳公,知道天下的好文章都汇集在这里。归纳起来,实际上是游览天下名山大川 ,广交天下的文人学士。而这两样,实际上说的都是外在的阅历,可见,苏辙是更重视外在的阅历的。
写信的目的是想要求韩琦接见,文章至此,却还只字未提。
第三段:由上文欧阳公,自然引出韩琦。这一段主要是颂扬韩琦。表明欲见之意。“才略冠天下”,才能谋略位居天下第一。“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是说韩琦在内政方面有如周、召二公之贤,在领兵方面就像方叔、召虎那样能干。“不志其大”:志,有志于。这段最后“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明确求见之意。
第四段,再次自明志气,再次表明求见之意。“益治”:进一步钻研。“且学为政”,并且学习治理政事。“辱教”,屈尊指教。这一段特别申明入京师“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可见其志向宏大。
最后对此文谈几点意见:
1.“养气说”有值得借鉴处。作者在论述“气可以养而致”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客观阅历的重要,这实际上是强调了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作用。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文中所说“文不可以学而能”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同“气可以养而致”也相矛盾。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这句话也有微词。他说:“……子由上不能如子瞻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不欲求工于言语句读以为奇,此所以谓‘文不可以学而能’。”
2.写作手法上比较新颖、巧妙。先离开主旨,纵论其他,到了第三段“太尉以才略冠天下”,笔意才收拢来,扣紧题目,读来不但没有离题万里之感,而且仔细体味,前面所述,正是烘托下文。特别是第四段,从另一角度申述非求“斗升之禄”,而以“益治其文”为其志,来进一步说明求见韩琦的原因。这样的文章,在构思上是需要功力的。
3.即使从写法上看,也不能说没有作态的意味。信中流露出的当时社会所流行的浮夸阿谀的风气,更是不能效法。
读这首诗,容不得人情感上有所酝酿,劈头便为一派浓重的忧愁所笼盖——一个苍莽悲凉的秋日,一场郁郁无欢的怅饮,本已令人愁闷难耐。何况还有那吹不尽的秋风,老是在帐外“萧萧”地响,更教人愁杀。“秋风萧萧愁杀人”,这一句突发的啸叹,正将主人公心头的万缕愁绪,化作烈烈秋风,“苍茫而来”,立时令人生出一种“不可遏抑”的困扰之感。“出亦愁,入亦愁”,则以细节刻画,抒写愁苦中人的坐立不安。不禁使人感到,那困扰着主人公的忧愁,竟怎样难以趋避、无可摆脱。受这困扰的,不止主人公一人:“座中何人谁不怀忧?”既称“何人”,又加“谁不”,这双重反问告诉人们:那忧愁正如病魔一样,已侵袭到所有在座者的心腑。使主人公所对无非忧者、所闻无非愁叹——这样的日子,真能耗蚀人的青春,加速衰老之期的到来。难怪主人公要发出“令我白头”的幽幽哀叹了。
以上一节,一味写“愁”,使人来不及细想,先就浸染上了那摆脱不开的忧愁。读者不免要问:诗中主人公是谁?他究竟为什么如此忧愁?第二节诗,正为读者解开了疑团:“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胡地”,即塞外胡人居处之地。主人公既呼之为“胡”,可见他自己不是胡人。联系下文“离家日趋远”一句,可知主人公应是远离家乡、出塞戍守的汉卒。对于初到塞外的旅人来说,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的异域风光,实在是新鲜而奇妙的。但作为戍卒而久居胡地,看惯了浩瀚的黄沙,见不到几多绿意。秋冬之际,唯有呼啸的飚风,时时摇撼着稀疏的高树。那滋味可就大不好受了。它们所能勾起的,只能是千重忧虑、万里思情。读到这里,读者便可恍然大悟:主人公之所以“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之人之所以“谁不怀忧”,那都是心揣着有家难归的万里离思的缘故。在这样的断肠人眼中,无论是“飚风”,无论是“修树”,触目间全都化成了一片愁雾。故此二句看似写景,实亦写愁,正与上文“秋风萧萧愁杀人”相应,将满腹的忧愁“外化”了。
如果说,忧愁可以催人衰老,它首先带给人们的,则是憔悴和消瘦。“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诗中的主人公,正因为飘泊异乡、离家日远,被愁思消磨得茕茕骨立了。但诗人却不肯明言,而是巧妙地运用“衣带”之“日缓(松)”,以反衬主人公身躯的日见消瘦,写得含蕴不露而哀情深长。一位形销骨立的戍卒,就这样独伫于塞外荒漠,默默无语地遥望着万里乡关:“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他不是无语可说,而是心中塞满了愁思,纵然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要描述这样一种痛苦之状,笔墨是难以胜任的。但人们在极度痛苦之中,想象力就往往特别活跃,笔底口中便常常跳出奇语。《卫风·河广》的主人公,在眺望黄河彼岸的故国时,思归心切,就唱出了“谁谓河广,一苇杭(渡)之”的奇句。而这首歌的主人公,为抒写胸中难以排遣的痛苦,竟想出了“肠中车轮转”这一奇喻。用滚滚车轮在肠中的转动,写主人公无可言传的曲曲愁思,真是形象得教人吃惊。也正因为如此,戍卒那离家万里的痛苦怀思,才以更强的力度震荡了读者的心弦,使人不能不为之悚然动容。
有人认为,《古歌》所抒写的,是“游子天涯之感”,恐怕不确。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它应该就是“胡地”戍卒的思乡怀归之作。东汉曾多次对羌人用兵,战争均延续十数年之久。朝廷之将贪功而无能,至使离乡征戍之卒“进不得力战,退不得温饱”,大批丧生于“胡地”、边境。这正是《古歌》之类思乡之作产生的背景。这首歌熔抒情、写景于一炉,在“秋风萧萧”中抒写困扰戍卒的愁思;又将它融于异乡的修树、荒漠的飚风之中,变得更加蓬勃、纷扬;最后忽设奇喻,将其化为辘辘车轮,在肠中滚转不已。如此形象的情感抒写,显示出汉乐府民歌在抒情艺术上已有怎样长足的进步。能够与它比美的,在汉代,恐怕只有“长于抒情”的《古诗十九首》了。
唐代文人大都喜欢广交天下同仁。他们最喜欢的是去拜访认识的老朋友,或慕名造访不认识的高人。有时朋友不在,不能见面,当然会惆怅万端。贾岛的《寻隐者不遇》,那种“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不得一见的怅然与失落,千年之后还让人们回味无穷。访人不遇是很让人扫兴的,但也有一些诗人恰恰相反,能从中感受到独特的诗意。比如邱为的《寻西山隐者不遇》:“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虽然不见斯人,却能尽探访之兴,大有王子猷雪夜访戴的高情逸致。韦应物这首诗也是此类,虽然没见到朋友,却有意外收获。
诗人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里去拜访朋友的,这个日子就是“休日”。九天之后,终于盼来了休息日,漫长等待之后的放松,让人欣喜兴奋。这里“九日”与“一日”、“驱驰”与“闲”对举,能够强烈的表达这个休息日的难能可贵,与诗人对这个日子的期盼与兴奋。
难得的一个休假,诗人决定去拜访一下朋友,和朋友聊聊天,或许是最好的放松。然而,结果却是天公不作美,朋友不在,实在令人惆怅,这里加一又”字,更增添了这种失望与惆怅,原来诗人此前曾经来拜访过一次,没有见到,失望而归。这次,满心欢喜,满以为定不落空谁料想又一次落了个空。
虽然朋友不在,他却恋恋不舍,久久不肯离去,是欣赏起朋友的住处来。诗人游目四顾,但见屋舍周围白雪皑皑,一片洁白。门前是一条清澈的小溪,冬日更显得清冷绝俗。这真是一个不染人间烟火的所在。至此,诗人忽然发现了一个秘密:哦,怪不得他的诗越来越清高脱俗,原来是雪山寒流陶冶的结果啊。这是一个独到的发现,但仔细一想,“门对寒流雪满山”并非“诗思清入骨”的充要条件,也就是说,“门对寒流雪满山”并不一定就会导致“诗思清入骨”。因此诗人想说的仅仅是朋友“诗思清入骨”而已。至此,才明白原来诗人是在含蓄地赞美朋友的诗歌造诣。
即便如此,也不难看出,诗人对“门对寒流雪满山”的欣赏与羡慕。可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这首诗系《塞下曲》组诗之一。卢纶《塞下曲》共六首一组,分别写发号施令、射猎破敌、奏凯庆功等等军营生活。语多赞美之意。此为第四首,描写边防将士取得重大胜利后,边地兄弟民族在营帐前设宴劳军的场面,气氛热烈融洽,赞颂了边地人民和守边将士团结一心,保卫国家安宁与统一的豪迈气概。
此诗语言精炼含蓄,情态活跃鲜明,细吟组诗,军营之生活,守边之艰苦,胜利之欢腾,无不历历在目,令人感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