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词描写宋代汴京城中春日繁盛的景况,流露出身逢盛世的强烈自豪感,也表达了当时具有普遍性的流连芳景的社会情绪。
起句“玉城金阶舞舜干”先从朝廷写起,“玉城”与“金阶”为对文,皆指宫廷中的台阶。这是借用大舜帝的典故来歌颂当时崇尚文治、时世清平的局面。《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后遂以“”舞干”指文德感化。
“朝野多欢”一句,承上启下。柳永词中经常写到“太平时,朝野多欢”,这或许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也或许是谀圣词。前面“舞舜干”,是讲“朝”之“多欢”,“九衢”句以下,则是讲“野”之“多欢”。
所谓“风光丽”,讲京城道路街市的整齐壮丽,即京城的富庶。“万家急九繁弦”,极写京城中歌吹沸天的乐舞之盛。
“凤楼”,这里代指官殿,“凤楼”句写秦楼楚馆的热闹。
“嘉气非烟”句,写充溢于京城中的祥瑞之气。下片“忍负芳年”一句,则另起一意,拍合到流连芳景、及时行乐之意。芳年如此,韶光如此,怎忍轻负?正应“笑筵歌席连昏昼”,即昼夜行乐的意思。
“任旗亭”句,让人联想起曹植的“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以及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行路难》)等名句。因此这里表达的是文人诗酒风流的雅事。
结句“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古人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为四美,如王勃《滕王阁序》中云所“四美具,二难并”。这里却不但说樽前歌酒之欢,超过四美,而且“惟有尊前”是最为称心快意之事,这样就把欢快之意写到了极致。
“生活美好”常常是柳永“都市词”中的主旋律。此词上片铺叙京城风光景况,下片着重写处于这种环境中人的心态,词笔潇洒飘逸,正所谓太平盛世之歌。城市“底层人”的穷开心,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在柳永《乐章集》中,有很多关于“歌德颂功”的题材,对北宋当朝皇帝进行颂扬,或称颂政和民丰,朝野同庆,或歌颂物阜民康、时世清平。
虽然柳永的仕途一直不是很顺,但貌似一直乐观。在当时,柳永也引领了时代潮流。《避暑录话》中有一句表现了柳永的追随者之多:“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但其中味道,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司空图是唐代创作咏菊诗数量最多、成就最为显著的诗人之一。他的大部分咏菊诗都是七绝,篇幅虽然不长,但意蕴丰富、含义深刻,显得别有韵致。
采撷菊花来泡酒,让人把一路的旅途劳顿和伤感洗濯净尽。此时,诗人对菊花有了更深一层的感触了:她不像春天的花朵那样在春风中争奇斗妍、尽显俗态,去讨好那些脂粉女子,而是能够甘守寂寞,在清冷的秋天开放在冷寂的书斋中,与文人雅士为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啊!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