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鹗作的词只有几十首,以稿本流传。这首《金缕曲》是真实地抒写其私人生活中一件感人的事,亦可见出作者杰出的艺术才能和极其放宕的个性。戊申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高鹗正是盛年,又过后七年才考中进士。关于畹君,从高鹗戊申同时作的《南乡子》,可知道属于“杨枝”(即柳枝)一类人物。当是风尘中女子;“今日方教花并蒂”,显然这次相会已了却宿愿。然而他们很快就分别了。所以写《金如火缕曲》时感到无比的辛酸,而让真情直率地流露,完全不计工拙,却成了至情的文字。
词写当晚与畹君相会的情形,他们已三年不见,偶然重逢时惊喜不已,抑止不住心情的激动。作者起笔直接写出“相对如梦寐”的感慨。“春梦”是美好而成空的,三年来不知有过几多的春梦,而且已经习惯。这说明别后的绵绵相思之情。偶然的重逢使人怀疑用如一场春梦。为了证实并非梦境,首先是亲自相问,再挑灯携手,仔细地辨认故人妆面。正如宋人晏几道所写的“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他们相见时“携素手”,说明曾经是很亲密的;“细认梅花妆面”暗示畹君依然妩媚姣好。“罗浮”,山名,在广东境内,风景优美,为道家第七洞天。南朝谢灵运《罗浮山赋》云:“客夜梦见延陵茅山,在京之东南,明旦得《洞经》,所载罗浮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罗浮。正与梦中之意相会。”后遂以罗浮借指意中之梦境。体察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并非虚幻之梦。既非梦境,而现实的场面更是难堪的,别后的许多事情的变化,一时难以诉说。词意发展到对现实情景的描述。“一部相思”表现别后复杂情形的出现,也许需要用一部长篇小说才能写清楚的,太多了,太复杂了,因而无从说起。双方似乎都能理解这点,没有必要从头到尾再说下去。畹君更是“低鬟默坐空长叹”,这很生动地表现了她当时的痛苦,悔恨与内疚的难言之情。缅怀往事,使她柔肠寸断,难以控制内心的悲痛。这间接反映了风尘女子不幸的命运。
词的下阙继续描述畹君复杂的精神状态。她不愿再去追溯往事,当时是谁的过错很难说清,也无法挽回,因而在尊前努力克制悲伤的情绪。她大胆而真切地表示:“从今新欢有日,旧盟须践”。显然别后变化很大,高鄂已别娶妻而有新欢了,但他又曾和畹君有过山盟海誓。可以理解,封建婚姻不是建筑在双方的爱情基础上,婚姻的缔结总是由于各种社会利益的考虑,而真正的爱情是在合法的婚姻之外的。作者在词里更多的是描写畹君的心情,以表现她的一片真情和他们之间的相互知心。既然他与新欢的日子会很长的,但也应该实践旧盟,以了却一段相思之债,这个愿望由畹君提出是十分不容易的,表现了她勇敢地追求幸福,为此愿付出牺牲,而且义无返顾。畹君的形象在我国诗词中确属罕见的,其热情直率是很可贵的,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她当晚意绪纷乱,情感复杂。作者以“欲笑欲歌还欲哭,刚喜翻悲又怨”极其细致生动地表述了她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情感了,让它充分地发泄,在知己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纯真的个性。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有春蚕到死丝方尽之句,以表现真挚缠绵的爱情,作者借用“未死蚕丝”以喻难忘的旧情,它而今全被牵动了。古代多以珍珠比喻女性晶莹的眼泪,珠泪成串则极言流泪之多,如敦煌曲子词《天仙子》“泪珠或得似真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红丝应百万”。畹君终于忍不住满眼泪水,似落下串串珍珠。这晶莹的泪是因悲伤还是幸福而落,很难判断,而确是发自内心的真情,人在过分幸福欢悦时也会流泪的,何况他们相聚之不易,而后会则更难期了。这次的相会虽然幸福,结果必然留下新愁。斛为古代量器,十头为斛,南宋以来改为五斗为斛。“愁万斛”极言愁之多而难以衡量,尤其是难以忘掉,上下两阙的结尾,互相呼应,很强烈地表达了作者的辛酸和痛苦。
高鄂以辛酸之情写下此词,整个情事都充满了悲伤的气氛,表现了情事的不幸,尤其是畹君的不幸,作者顺着当时意思的流程,采取线型的叙述方式,写得真情感人,描摹女性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非常细致而真实。词中叙述角度的反复转换,自然工巧,体现出作者高度的艺术表现能力,文字不求工而达到了极工的境地。词中的情事反映了作者无视封建礼法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爱情幸福,而且也暗示了各种传统社会力量给这情事笼罩着的阴云,因而在欢聚时总是有痛苦辛酸之感。在词中,作者有意省去了某些艳情的描述,达到了艳而不亵的境界,保持了基本情调的统一,艺术效果非常突出。
《辛卯除夕》清·黄景仁倏忽流光吹剑过,年年此夕费吟哦。历穷讵有绳堪续,面改难如镜可磨。廿载偏忧来日促,一身但觉负恩多。遥知慈母尊前意,念子今宵定若何。
这首词通过描述一个新妆初罢的少女形象,表现出女主人公心底思恋的难言之苦。
上片写女主人公所见的帘外景象。起拍以海燕初飞兴起少女新妆,给人一种轻盈明丽的感觉。接着用“萱草绿”“杏花红”二句,刻画少女新妆时的美好环境,烘托了少女开朗而欢快的情绪,使之活动于草绿花红的画面中,为下片突出人物衬托了背景。而末句“隔帘栊”的一个“隔”字,将人与春景分离,仿佛有什么羁绊使她不能冲出帘栊而融身于美好的春光之中。情虽未露,却可从末句中品味得出。
下片写女主人公新妆之后的形象,花枝招展,浓艳非凡,别有一番风韵。“双鬓翠霞金缕”,突出妆饰的艳丽;“一枝春艳浓”,以比喻少女如花,与李白《清平调》“一枝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意境相似。后二句,将少女置于月圆之夜。这时,少女的情怀,并未写出,她究竟有何感触,这给了读者以思索的余地。然而,“琐窗中”三字,却透露出女主人公的活动时间与心境,传达出一种凄清之感。
整首词字面没有写情,但通过场景、时间的变化,主人公的艳丽的妆容,衬托出人在楼中的凄楚幽怨之情,深婉含蓄,耐人寻味。
●全文层次
全文可分三层。第一层,自发端至“其相似也适然”。内容是介绍作者两位友人的共同特征:“非今所谓贤人者”,“学圣人而己”。尽管他们素不相识,所师所友也不同,然而,他们的言行极其相似。这就表明,他们“学圣人”达到了登堂入室的境界。第二层,自“予在淮南”到“辅而进之,其可也。”同是“学圣人”,“既相似,又相信不疑”,而作者也是有志于“学圣人”的,他们共同努力,“辅而进之”。第三层,至结尾。声明作文的缘故。由于“会合不可以常”,难得经常聚首交流,所以,作文“相警”亦“相慰”。“相警”足见其重道,“相慰”足见其重情。《同学一首别子固》的表现形式,颇具特色。文章题曰“别子固”,但是,一开始便以曾巩和孙侔相提并论,称赞他们是“学圣人”而有成的“贤人”,而且是“非今所谓贤人者”。作者写正之即是写子固,交互辉映。
●构思特点
这篇文章在构思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不单从曾巩与自己的关系着笔,而是引出一位各方面情况与曾巩神合的孙正之作为映衬,分别从作者自己与曾、孙两人的关系着笔,形成平行的双线结构。这样来体现“同学”的主题,是比较新颖独特的。
文章一上来就分别介绍“江之南”、“淮之南”的两位贤人曾子固和孙正之。强调他们都不是当今世俗所说的那种贤人,暗示下文的同学于圣人;同时又分别点明“予慕而友之”,将自己和曾、孙两人分别挂上了钩,暗示了三人趣尚的一致,为下文两人之相似、师友之相同张本。作者在《送孙正之序》表示:“予官于扬,得友日孙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这正是他们三人志趣契合的基础。
接着,作者又转而强调,这两位自己所仰慕的朋友和贤人,他们之间却从来未曾相互拜访、交谈,或互致书信礼物。三个排句,蝉联而下,把双方未曾识面的意思强调得非常突出。既然如此,“其师若(与)友,岂尽同哉?”这一问自在情理之中。下面又一转:“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这就有些超越常理了。既未谋面,师友又不尽同,何以两人竟如此相似?这就不能不推出下面的结论:“学圣人而已矣。”为了使这一论断更确切不移.作者又进而论证:既然同学于圣人,那么他们的师友,也一定是学圣人的;圣人的言行都是相同的,同学于圣人的人,各方面都很相似,就是很自然的了。这一层,一步一转,从未曾相识说到师友的不同,再转出两人的相似,最后揭出同学圣人的正意。纯用抽象的逻辑推理,丝毫不涉及两人的具体行事,但他们“同学”于圣人这一点却被论证得很有说服力。正是在这里,作者揭示出“同学”的深刻涵义。真正意义上的“同学”在于同道,在于同学于圣人,而不在形迹上曾否相过、相语、相接。这也正是作者一开头所说的他们与“今所谓贤人者”有区别的具体涵义。既然如此,仰慕而分别与之相交的作者自己,其为“同学”也自在不言中了。
文章的第二段,从“相似”进一步引出了“相信”,作者分别向两人谈到对方,尽管他们从未有过交接,却都相信作者的介绍。这种“相信”,似又超乎常情。但这正表现出“同学”于圣人的贤人之间那种超越空间、不拘形迹的神交,那种高度的相互信任。而曾、孙两人对作者的“相信”也就不言而喻。
文章的第三段从两位贤人的共同志向引出作者追随他们的愿望。首先提到曾巩赠给自己的《怀友》一文,表示要携手共进,至乎“中庸”,然后捎带一笔,正之盖亦常云尔”,照应上文“相似”之论。并进而指出,能达中庸之境的,除了他们再没有别人。这正是“同学于圣人”的表现。曾巩先在《怀友》(见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所载)中,诉说自己少而学,不得师友,望圣人之中庸而未能至。“尝欲得行古法度士与之居游,孜孜焉考予之失而切剧(磨)之。皇皇四海,求若人而不获。自得介卿。然后始有周旋激恳、摘予之过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其勉者有中,释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可惜彼此远隔,会少离多,切磨之效不深。本篇这一段,正与子固殷殷求友之意相呼应,又提出孙正之正是其所渴望相交的最佳人选。至于作者自己,则谦虚地说从来不敢自期其必能到圣人中庸的境界,但愿在他们的帮助下朝这个方向努力。到这里,把三人“同学”于圣人以至乎“中庸”的意思完全表明了。
末段以抒情之笔收束,正面点出题中“别”字。在官为职守所拘,在私有人事牵系,彼此不能经常在一起,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怀友》说:“思而不释,已而叙之,相慰且相警也。”这里也说:“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朋友之问,互赠文字,以为学之道相策勉,以交谊之诚相慰藉,此篇是个很好的榜样。
●写作手法
此文出现了许多重复句式,如“江之南有贤人焉”、“淮之南有贤人焉”等句,作者这样写意在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自己所说的贤人跟世俗所说的贤人有所不同。他所说的贤人是以“学圣人”为务的,这些贤人的目标是“至乎中庸而后已”,而世俗所说的贤人仅仅是就才学而言,二者的差别一目了然。此文写“别子固”,但多数篇幅以正之作陪,交互映发,错落参差。此文笔情高奇,淡而弥远,令人寻味无穷。
此文在表现形式上的最大特色,是陪衬法的运用。文章一开始便以曾巩和孙侔相提并论,称赞他们是学习圣人而言行一致的“贤人”,表示自己与他们志同道合,要互相勉励,以达到中庸之道的境界。因此,文章题为“别子固”,却处处以孙正之陪说,写正之即是在写子固,反复强调,交互映发,错落参差,结构紧凑,而不显得单调重复。文章淡淡写来,却显得情真意笃。
在修辞方面,运用排比手法。如开头几句,以整齐的排比句写曾、孙二贤。第二段的排比句稍有变化,文章显得既整饬又灵活。这种写法是为了说明贤德之士,不必同师,只要效法圣人,便能殊途同归,从而突出了君子同道而合的主题。
文章从江南、淮南二贤人言行相似入手,自然引出同学圣人之意。然后紧扣“同学”二字,从共同学习圣人之道上立意。共同学习圣人,就会志同道合,言行相似,相互信任,友谊长存。这也正式建立朋友之间牢固友谊的基础。最后以相互攀引而共同登上圣人殿堂来互相勉励,更显示出作者志向远大,思想高尚。子固、正之二人言行相似,互相映衬,为文章增色不少。文中排比句的反复运用,长短句的交错出现,也增强了文章的语言美。
孟浩然诗多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常常“遇景入咏,不钩奇抉异”(皮日休评价),故诗味的淡泊往往叫人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首《舟中晓望》,就记录着他约在开元十五年自越州水程往游天台山的旅况。实地登览在大多数人看来要有奇趣得多,而他更乐于表现名山在可望而不可即时的旅途况味。
船在拂晓时扬帆出发,一天的旅途生活又开始了。“挂席东南望”,开篇就揭出“望”字,可见情切。诗人大约又一次领略了“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的心情。“望”字是一篇的精神所在。此刻诗人似乎望见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望见,因为水程尚远,况且天刚破晓。这一切意味都包含在“青山——水国——遥”这五个平常的字构成的诗句中。
既然如此,只好暂时忍耐些,抓紧赶路吧。第二联写水程,承前联“水国遥”来。“争利涉”以一个“争”字表现出心情迫切、兴致勃勃,而“来往接风潮”则以一个“接”字表现出一个常与波涛为伍的旅人的安定与愉悦感,跟上句相连,便有乘风破浪之势。
到此自然想要知道他“何往”了,第三联于是转出一问一答来。这其实是诗人自问自答:“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这里遥应篇首“东南望”,点出天台山,于是首联何所望,次联何所往,都得到解答。天台山是东南名山,石桥尤为胜迹。这一联初读似口头常语,无多少诗味。然而只要联想到这些关于名山胜迹的奇妙传说,就会体味到“天台访石桥”一句话中微带兴奋与夸耀的口吻,感到作者的陶醉和神往。而诗的意味就在无字处,在诗人出语时的神情风采之中。
正因为诗人是这样陶然神往,眼前出现的一片霞光便引起他一个动人的猜想:“坐看霞色晓,疑是赤城标。”在诗人的想象中,映红天际的不是朝霞,而当是山石发出的异彩。这想象虽绚丽,然而语言省净,表现朴质,没有用一个精美的字面,体现了孟诗“当巧不巧”的特点。尾联虽承“天台”而来,却又紧紧关合篇首。“坐看”照应“望”字,但表情有细微的差异。一般说,“望”比较着意,而且不一定能“见”,有张望寻求的意味。而“看”则比较随意,与“见”字常常相联,“坐看霞色晓”,是一种怡然欣赏的态度。可这里看的并不是“赤城”,只是诗人那么猜想罢了。如果说首句由“望”引起的悬念到此已了结,那么“疑”字显然又引起新的悬念,使篇中无余字而篇外有余韵,写出了旅途中对名山向往的心情,十分传神。
此诗似乎信笔写来,却首尾衔接,承转分明,篇法圆紧;它形象质朴,却又真彩内映;它没有警句炼字,却有兴味贯串全篇。从声律角度看,此诗是五言律诗(平仄全合),然而通体散行,中两联不作骈偶。这当然与近体诗刚刚完成,去古未远,声律尚宽有关;同时未尝不出于内容的要求。这样,它既有音乐美,又洒脱自然。
这是一篇借物托讽的文言文。文章主要讲的是一个猎状企图用竹管吹奏出鹿鸣的声音来诱杀鹿,结果招来了其他野兽,最后被熊吃点的故事。主要是讽刺那些没有真正本领却只凭侥幸混日子的状,并直接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文生动的故事与严肃的立论两相结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则故事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一个状本领不够,却怀着侥幸的心理,想着依靠华而不实的手段,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会招来灭顶之灾。寓言的基本特征是把动植物状格化,这篇文章也是如此。文中出现了形象,有鹿、貙、虎、熊,作者一上来就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物物相克的关系:“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三句总领,以此为基础,构筑出生动有趣的情节。四者之中,熊是猎状的主要敌状,所以作者对其外形及习性作了具体的描绘:“罴之状,被发状立,绝有力而甚害状焉。”因物肖形,又预伏下文。猎状是整篇文章的核心,作者对其专长也进行了交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戏剧性的情节及由此而生发、展开。猎状吹竹为鹿鸣,本来是想要猎鹿,但结果与想法相反,先引来貙,吹作虎吼以惊貙,又引来了虎;作熊叫又引来的熊,弄巧成拙,猎状招致了粉身碎骨的悲惨下场:被凶恶的熊撕碎吃掉。
猎状的错误,在于只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完全没有防备吹竹可能引出的坏结果。正是在愿望与结果相背离这一点上,作者在文末加以点醒:“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这里的“罴”是一种象征,喻指最凶恶的敌状。
整篇文章的寓意很深刻,主要讽刺了社会上那些不学无术、缺少真本领的状。这种状虽然能依靠欺骗手段蒙混一时,但在紧要关头,难免原形毕露,害了自己。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篇寓言也暗示着对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的讽刺。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日趋膨胀,朝廷为了牵制那些跋扈的强藩,就有意识地扶植另一些节度使,企图以藩制藩。结果是甲藩未平,乙藩更强,对中央的威胁更为严重。柳宗元不赞成“以藩制藩”论,此文末句“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的告诫,道出此文的寓意,讥讽唐统治者不修内政、依赖外力的各种政策的弊害,隐喻朝廷如不加强中央集权的实力,而采取“以藩制藩”的错误做法,必将招致像文中猎状一样的覆灭命运。
这篇寓言是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的讽喻,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可视为政论性寓言。而故事之生动与立论之严肃巧妙结合,寓言其表,论说其里,则是其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