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抒写春恨。上片着力描写留春无计的遗憾,下片写寻春而觅得的欣慰之情。
“春辞我,向何处?”这二句起首便设问,这一方面为下面的感叹找到一个适当的喷射口,另一方面又为下片寻觅春的归路设下伏笔。
“怪草草、夜来风雨”与“春辞我”相呼应,词人说:春啊!你为什么要辞我而去呢?你为何去得又是那样草草匆忙呢?既不打招呼,又毫无留恋,便这样匆匆走了。“夜来风雨”似乎是在回答一二句的诘问,实际上只是点明了春归的缘由和去向:春啊!你是被夜来的横雨狂风挟持而去了吧!这横风狂雨既指自然界的“夜来风雨”,也可指政治的雷雨风暴。词人在仕途中并不得意,他曾有过几度宦海浮沉颠沛的经历,因而不管是实写还是虚写,这“夜来风雨”送春归的意象,总包含着诗人自己命运的影子,是宦海中的风风雨雨,草草地送走了诗人的青春年华。这表达了词人对“春去也,太匆匆”的留恋、怨怼与惋惜之情。
“一簪华发”几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情,正由于青春草草而逝才落得今朝“一簪华发”。这“一簪华发”不仅意味着年龄的衰老,青丝成雪,而且还包含着饱经沧桑、遍尝忧患的内涵。由此,下句的“少欢饶恨”则是自然而然的了。春光是留不住的,从而青春也是难以挽回的。这含蓄曲折地表达了词人对青春易逝的憾恨。
下片,词人的情绪心态却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春回常恨寻无路”是情绪上的过渡,对上片抒写的情景是一个形象的总括,而“常”“路”二字却为下文的词句进行了铺垫:“常恨”意味着往昔,而今将有一种新的心境产生,往昔的“无路”即暗示着今朝的有路,这样词作便极为自然地过渡到下句。
“试向我、小园徐步,”这里“试”与“无路”紧密相连,正因为“无路”而企求“有路”,才“试”着前去探索。“试向我”中的“我”字,强调了只有在“我”自己惨淡经营的园地里才有永恒的春色,这正是一种象征性的暗示。
“一栏红药,倚风含露”紧承上句,十分形象传神地显现了词人的小园中,春光永驻的景象。一栏鲜艳娇嫩的芍药花倚风而立,含露而开,仪态万方,艳丽异常。这里“倚风”,写出了芍药绰约飘洒的风姿,“含露”画出了它鲜润欲滴的妩媚。那临风摇曳含露而开的芍药花,不正是春天的极富情趣的象征吗?不也正是词人理想、希望、事业、追求的写照吗?不也正是一个纯洁无瑕的美的缩影吗?
“春自未曾归去”紧承前两句,词人以芍药花作为不凋的春光的标志,由“倚风含露”的“一栏红药”联想到“春自未曾归去”便显得十分自然,毫无矫饰之处了。
这首诗从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围坐一起共度元旦的盛况写起。“笑语哗”可以想见当时的热烈情景。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浪盖过一浪。这“笑语哗”体现出了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红岩士女赠梅花”则描述出宴会上同志们互赠梅花表达祝福的动人场景。
梅花傲霜斗雪,绽放严冬的超凡绝俗的高贵品格,历来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就盛赞了梅花的这种高洁品格。再者,梅花还是报春的使者。“为报春信息,不怕雪埋葬”。梅花的含笑宣告了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来临。
“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把宴会的气氛推至高潮。宴会上大家举杯欢歌,开怀畅饮,共同表达对美好前途的祝愿。俗话说:“人逢知己干杯少。”况且平时大家都工作繁忙,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抵掌而谈,自然要借此尽情解放一下。于是飞壶传觞,推杯换盏,喝得酒酣耳热,不亦乐乎。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痛饮黄龙府。宴会结束后,大家仍然意犹未尽,一边品茗,一边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新年饮酒的风俗,含有驱除忧愁烦恼,喜迎新春之意。正如王安石诗云:“春风送暖入屠苏”。对新生活、新气象的向往都溶入这浓浓甘醴之中。屠苏酒就演变成了吉祥的象征。而胜利茶,据作者自注,也是希望的象征。
这四句诗一面运用层层皴染法描绘出宴会的热烈氛围和乐观场面,一面运用梅花、屠苏酒和胜利茶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艺术地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格调明快,发人深思。
“只有精忠能报国”使语调由欢快转入低沉。一想起大敌当前,蒋介石不守信用,致使抗战大计不谐,诗人内心就隐隐作痛,坐卧不宁,从而影响了宴会上的欢快心情。
“精忠报国”来自岳飞之事。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抗金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后被诬入狱,受何铸审问时,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这四字系岳母所刺,目的是激励岳飞爱国。又宋高宗曾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成锦旗,授与他。后人就用“精忠报国”来纪述岳飞的爱国精神。诗人借以表达自己献身民族大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愿望,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决心的写照。此外,这里还是对蒋介石的婉讽,奉劝蒋不要落入汪伪和日寇设置的圈套,以免步人后尘,下场可悲。
“更无乐土可为家”指出国家沦于敌手,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哪有可存身立命的乐土。诗人青年时代就追随革命,几十年来风风雨雨,颠沛流离,未过一天安稳日子。正如徐特立所评价的:“唯将国作家。”董必武慨天下为己任,昼夜奔波于救国救民之大计。这句诗正抒发了诗人不求一己的苟安偷生,而要解民于倒悬的豪迈胸怀。
乐土,出自《诗经·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董老在此是反其意而用之,古人尚有乐土可去,而今天诺大的中国竟找不到一块乐土,极言民族危机的深重。抗战大计已是迫在眉睫,只有驱尽日寇,才能将中华神州变成乐土。当然仅仅赶跑日寇也还不够,还要进而推翻专制独裁,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权。这里暗示出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人民怨声载道,并不比沦陷区好多少。
末尾两句由重庆的载歌载舞引出对延安的祝福和思念。在这欢庆佳节之际,诗人想到远方的战友,相隔千山万水,只有遥祝延安日新月异了。
诗人虽生活在重庆,但念念不忘的却是延安。重庆尽管比延安繁华,却是令人压抑的。延安尽管物质艰苦,精神上却是令人舒心的。而且重庆繁荣的背后掩盖的是一触即发的危机,地下潜伏的岩浆正汹涌运行。延安虽然遇到暂时的困难,但诗人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终会走出低谷,“为有源头活水来”,而重庆则是连生命的涟漪也已泛不出的一汪死水。而且延安群英荟萃,人才济济,云集着大批民族的精英。像柳亚子诗中所津津乐道的:“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这里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希望。
通过对延安出思念,诗人一扫情绪的压抑,重又明亮起来,使全诗在节奏明快中结束。全诗基本采用铺叙手法,写得明白如话。
诗的首联从远处着眼,描写凌歊台的远景。凌歊台所依托的山脉蜿蜒盘旋,从远处延伸到跟前,如一条矫健的龙来回游动飞舞。山势如龙,所以被皇家视为风水宝地;凌歊台坐落在这样的山上,说明其位置得天独厚。悠闲自在的白云在高台四周飘浮,像是在守护着这座宏伟的建筑。“闲云”指山野中所见的云,它们是悠闲的,无拘无束地飘浮,带着纯粹又活泼的野趣。闲云守护,也说明此台地势高,已经深入云雾缭绕之中,需要仰视方可见到。“护”字这种拟人化的用法,可以想见云雾层层围绕的形态。闲云、野鹤一般连用,指脱离朝廷、没有各种制度束缚的人士。凌歊台原本是皇家楼台,现在却只有闲云来相伴,隐隐地表露出凌歊台受到冷落。
颔联着重写凌歊台内的景色。夜晚的凌歊台离宫旧址,只有月亮静静地升起又沉落,一股清冷、肃杀的气氛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如果说这只是因为夜深而人迹杳然,那么在本该有妃嫔、宫女、臣僚往来的辇路上,即使白天艳阳高照,也没有一丝人影踪迹,更渲染出凌歊台被废弃之后死寂、萧条的情景。“离宫”、“辇路”都是南朝宋刘裕建宫时的旧称,“辇路”即帝王车驾所经的道路。“离宫”、“辇路”用在这里,多少带点思古的幽情。许浑诗中有“三千歌舞宿层台”一句,描写当年刘宋君王的声色享乐生活;而据史书记载,刘裕做皇帝时清心寡欲,并不如此奢华。也许因为如此,萨都剌并没有像许浑那样描写离宫的奢靡繁华,而着墨于凌歊台目前的衰败景象。
在上面一联渲染的基础上,颈联自然而然道出了这样的感慨:自然界的规律不会随着一个王朝的灭亡而消失,它们依然存在,四季照样轮回。每逢春天来临时,凌歊台上的野花仍像旧日一样盛放,无论这里是辉煌的离宫还是废弃的楼台,都没有任何改变。这一联与上联相对照,一写离宫的萧条肃杀,一写野花的自在开放。历史上的英雄,其事迹、功业会随着王朝的消亡而消散,昔日奢华的亭台楼阁,也会化为废墟,就如同曾经人声鼎沸的离宫,如今绝无人迹,只有闲云作伴,日升月落。另一方面,那些野花悠然自得地盛放,完全不理会人事的兴废。由野花的开放,作者的怀古幽思转为一种豁然开朗的历史观:原来历史也和自然界一样,其兴衰自有内在的规律,世人所能做的,也就是如野花一样尽量地放开心胸、自得自在而已。
碑石本来是为了刻下帝王的丰功伟业、记载那些辉煌的历史而立起来的,而如今,负有这样使命的碑石已经断裂,淹没在枯黄衰败的野草和荒凉的烟尘中。绿色的苔藓原本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现在它们慢慢地爬满了那些经历了风吹雨打的断裂碑石。李白也写过题为《凌歊台》的诗,最后两句是“欲览碑上文,苔侵岂堪读”,由于厚厚的苔藓遍布碑石,游人都没法看清刻在石上的碑文。盛唐时代已然如此,萨都剌所处的元代更不必说。反过来说,正因为没有人清理和守护碑石,任其自生自灭,它们才会变得绿苔遍体,这再一次证实了凌歊台的败落荒凉。除了辇路、断碑,以及传说,再也没有什么事物能证明当年凌歊台的繁华,闲云、野花、月亮,这都不是帝王所带来的事物,也不是哪一代王朝所能控制得了的。帝王也许能在某一段时间里创造非凡的繁华和功业,例如在凌歊台上建造离宫,但也是短暂的事业。人生如梦,繁华如烟,只有日月更替、云起云落、花草枯荣,才是恒久不变的规律。作者以此作结,既有回顾历史的淡淡感伤,又引出对历史发展、朝代更替现象的深入思考。
萨都剌的怀古诗颇为后人所称道,这首《次韵登凌歊台》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首。整首诗由凌歊台的远景着墨,着力于描写凌歊台上的景物与往昔离宫的对比,昔日的高台、离宫、辇路、碑石都已荒废,今日依旧山险台崇,但这个世界已属于闲云、野草、绿苔。作者在感伤旧事时,又暗含看穿历史规律的平和心态。他怀古,但不是一味地伤古、悲切,而带有深沉的思考,更能打动人心,发人深省。“春色不随亡国尽,野花只作旧时开”一联,已成为咏古述怀的名句。
黄巢遗留下来的诗一共三首,其中《题菊花》和《不第后赋菊》流传程度较广。这首《自题像》与两首菊花诗相比,名气就小得多了。甚至有很多人怀疑这首诗究竟是不是黄巢本人的作品。
据说黄巢本人后来战死疆场了,但也有传说黄巢起义失败后在洛阳做了和尚。从这首诗来看,他没有战死,后来削发为僧了。如果真像民间传说那样,这些叱咤风云的农民领袖遁入空门,其人生感触一定非寻常人所能及。比如像这首诗的头两句,“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既表明了黄巢曾经历过的那些不平凡的戎马倥偬岁月,又显示了他后来静如止水的僧侣生涯,其鲜明的对比,令人感慨。尤其是“天津桥上无人识”这一句,生动地描述了英雄迟暮那种无可奈何的苍凉和悲哀,令人叹息。但笔锋一转,“独倚栏干看落晖”一句,又悠然刻画了一种“人生韶华短,江河日月长”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原题注:陶毅《五代乱离纪》云:巢败后为僧,依张全义于洛阳。曾绘像题诗,人见像,识其为巢云。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