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这表面上看是一首伤春的词,实质上是一首借伤春入笔,抒发词人对“故苑春光”无限怀念的抒情词。这种伤春不仅仅是感叹春光的流逝,而是寄寓了词作者对往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昌明盛世的深切怀念。
上片抒发伤春的情感。首句十五个字,写出了几番风雨过后,白花洞,春色逝的凄凉景象,词人触景伤情,思绪联翩,无限怅惘涌上心头,由春光的流逝,想到了美好岁月的不再,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已。起句“几番风雨”,点出春光不再的原因,“不见”二字,道出词人对春光的寻觅与留恋,当那嫣红的海棠与如雪的梨花确实已“不见”时,无限的惘怅便自然而然地涌上了词人的心头。他希望仍然能够看到那“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生机盎然的景象,但却终是“不见”。因此才有了后面“底事胜赏匆匆”的问句和“酒肠窄”的自怨之词。“更笑老东君,人间客”。因春之消逝而嘲笑司春的老东君象是匆匆来去人间的过客,转瞬即逝。明明是无尽的惘怅与留恋,却偏偏用了一个“笑”字来传达,所谓强颜欢笑,读来更是让人心酸。
下片转为剖示词人的心理情态。虽然是胸中愁肠百结,但幸有新翻的笛曲,酩酊大醉后的信手挥毫,以及那醉望中的“倚栏人”,似还可以帮助词人荡除心中的烦恼与忧愁。可是,“倚栏人”只是似曾相识,词人心中那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又被失望之水熄灭了。
“旧梦回首何堪,故苑春光又阵迹。落尽后庭花,春草碧。”则是点晴之笔。道出了昔日燕京的繁华与故苑后宫此时的荒凉萧条。句式凄绝哀婉,道出作者的国势不振,国家的衰亡而无限感伤。在国家危难之时,词人追忆往日的繁荣昌盛,感叹盛世的不再,心中不禁悲凉无限。这也是他伤春的真实用意。
全词意境清幽,语言浅近,虽淡淡着笔,言外却有无限感怆,读来意韵绵长。
张炎词以“悲秋”见长,离愁别绪,万感情怀皆可由秋景而发。如《清平乐》(候蛩凄断)即是一首“悲秋”名作。然而他的“伤春”之作也别具一格。一“秋”一“春”,景物不同,然其抒发的情怀却是同出一源,——即伤亡国之情,感破家之痛。此词即是其“伤春”的一篇佳作。
“采芳人杳”两句,前句写春光明媚,芳红草绿,本是赏花采绿之时,然而此时却人迹杳了,昔日美景歌舞生平,人头攒动的景象一扫而空。后句由前句而发出“顿觉游情少”之感。张炎写词,写景常借故国家乡西湖之景之笔。西湖美景美不胜收,举世闻名,然而在作者眼里,由于元兵的践踏,西湖盛景已成过往云烟,人迹杳杳,游情惨淡。作者在此留下一个伏笔,不说元兵南掠,而言人杳,其中所含隐情,不言自明,非不想说,而不能说,也不必说也。承接上两句,“客里看春”两句,似乎是写后悔错过春时,未能饱览一年一度的大好春光。其实一句“客里看春”,客居异地,浪迹天涯,终年如无根之萍,因此看景只会“草草”,“被诗愁分了”,怎么会游兴满怀呢?
“去年燕子”两句,借写燕子把上文欲说而未忍多说的话,又进一步做了一点吐露。前后联系在一起,才能更深入体会词人的处境。张炎身世前文已知,其国破家亡却经常或被政治逼迫北上大都,或因生活所迫,居无家所,家无常址,如同飞燕一样羁泊无定,浪荡天涯。“去年燕子天涯,今年燕子谁家?”短短两句话,道出作者说不出痛苦情思,其情切切,其感深深。最后两句“三月休听夜雨,如今不是催花。”“夜雨”指使“流水落花春去也”(南唐李后主《浪淘沙》)的夜雨,不是早春细雨,而是暮春急雨。“催花”不是催促花开而是“摧花折叶”的摧残花草。此时雨却不是催花的媒剂,而是葬送春花的急雨。一“雨”双关,透出家国身世之痛。
此词最突出的就是对比、比兴。物是人非的强烈对比渗透其中,借“燕子”比喻自己飘荡无依,借“夜雨”比喻摧花折绿的残暴的元兵。写作之中由景到人,由人到物,由物到情,层层深入,又层层翻新。有人评价说:“羁泊之怀,托诸燕子;易代之悲,托诸夜雨,深人无浅语也。”
因为是送给僧人的诗,所以诗开头便云佛事:“枿坐云游出世尘。”这是写质上人的形象。诗人抓住他的特征,刻画了他的不同凡俗。
第二句进一步写质上人的形象。瓶钵是云游和尚喝水吃饭不可少的器具。可是质上人连应该随身携带的一瓶一钵都没有。这就更突出了质上人超出尘世的性格,成了飘飘然来去无牵挂的大闲人了。
第三、四句,“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这是从质上人的精神境界去刻画他的形象。他不说一句有关人世间的话,这才写出精神上大解脱的悟道者形象。人们口上说的,都是心上想的,不说人间事,是他心里根本不想这些事,因为他把人间的名利富贵看做是虚幻、短暂、无意义的。“所谓“世缘终浅道缘深”(苏东坡语),在这位质上人身上表现得非常彻底,他完全游离于尘世之外。
他虽曾赞羡“万般不及僧无事,共水将山过一生”(《题道林寺》)的生活,但无论怎样也不能像质上人那样口不说一句人间事。所以“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既有对质上人的称赏和羡慕,也有诗人自己复杂心情的流露,字面上意义虽然浅近,而诗人的感慨颇深。
杜荀鹤的诗在语言上通俗浅近,明白流畅,所以他把严于格律的近体诗通俗化了。正因为这样,他的许多诗句包括《赠质上人》在内都在长期流传中成了人们口头的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