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暮春》一首十分委婉缠绵的伤春相思词，写一位空闺女子怀念情人而又羞涩难言的情绪状态，逼近婉约派词人秦观的风调。擅长于写豪壮沉郁之词的作者，能以似水柔情写女子的相思怨别，足见作者的大家风范。
此词分上下两阕，上阕重在写景，下阕重在抒情，也是长调最常用的章法。既属常见常用、那么易陷于窠臼，但是仔细体味该词，既不落俗套，又有新特点，委婉，但不绵软；细腻，但不平板。作到这一步，全赖骨力。具体地说每句之中，皆有其“骨”，骨者，是含义深厚、分量沉重，足以引人注目的字面；由骨而生“力”，就足以撑住各句，振起全篇。
上阕写这女子眼中的暮春景象。这样写，不仅为下阕抒情作好了铺垫，而且已暗蓄着红颜难久而年华虚度的悲愁。起韵点明时间地点，情韵含藏。如“家住江南”，看来不过点明地点，却能突出这是一位比之塞北女子更娇柔的江南女子的哀怨。如写清明寒食，不过是先叙出抒情的特定时间，为下文写景著力，却以一个“又”字传神，表明不止一次独自度过暮春的寂寞和哀怨，使往年暮春的心情被其调动起来。以下一气贯注，铺写残春凋零景象，也于景中含情。“一番……一番……”的句式。是抒情重笔，表明经过许多次风雨之后。如今的花径里已经狼藉不堪了。“红粉”两句，接前风雨而来，实描花落水流红的残春景象，和绿意渐浓、园林寂寞的风光。其中的一“暗”字，一“渐”字，如钝刀割肉，拉长了感觉的时间，令人想见她饱受煎熬的时间很长。除了写出时光的流转之外，在古典诗词的传统语境里，还有一定的象征意味，象征着青春羌貌的流失。特别是作者用“红粉”一词时，花落所隐含的美人衰老无华的意思更明显。“算年年”以下数语，拈出刺桐一花，以作补充，变泛论为实说。用一“算”字，总束暮春风光，并举出很少入词的暮春刺桐花落，来表明春光的不再，天气的转暖。“寒无力”三字，颇为生新惹目，自是“骨”之所在。寒，谓花朵瘦弱。故无力附枝，只得随风飘落，不而清阴绿叶之盛壮，若得以耀威于枝头。寒花与密叶之比较，亦可使人联想倘能结合作者的处境、心绪而谓其隐含君子失意与小人得势之喻，似非无稽。这样残春景象，在他有点有面的描写中，被收拾无遗，而这位江南女子的伤春之情，也已经从中沁出。就章法而论，此处隐含的比喻，则是由上阕写景转入下阕抒情的过渡，唯其含而能隐，故尤耐人寻味。
下阕在此描写的基础上，写她的孤寂和苦闷，羞涩和矜持，把一个含羞含情的年轻女子的相思情愫，刻画得体贴入微，美轮美夹；换头的“静”宁，承上启下，既指芳花凋零之后的寂静，也写情人不在的孤寂。因为难以忍受这过度的“静”，所以她“相忆”远方的游子，可是在“相忆”之始，她己感觉“相忆”的徒劳——“空”于是明证，正像上阕起韵的“又”字一样，这里的“空”字，也很能含蓄传恨。以下写“相忆”之情不仅“空”，而且“无说处”，这就加倍传写了她的苦闷和幽怨，所以她感到“闲愁极”。然而这无尽的闲愁。这带有幽怨的相思，依然是“无说处”的。以下就“无说处”转写作者的羞涩和种持。这满怀的闲愁，只能深藏在心中，不仅不能对伊人说。对别人说，而且还生怕流莺乳燕知道。这里，在她极度的羞涩和矜持中，似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这段感情是不能为外人所窥破的，是非同寻常的。由是，她只好自己隐忍着，在情感的苦汁里泡得透湿。“尺素”以下，由眼前所感苦境，转入对于游子的痴情等待中去。言其既得不到伊人的一封信，也不知道伊人如今身在何方。以“彩云”这一美好的称谓指称对方，表明了她的痴迷未减，以“依旧”来暗怨游子的薄幸，一直未告诉她自己的行踪。这一痴一怨，与前文相忆而无说处一样，表明她的内心充满着惶惑和矛盾，欲爱不得，欲罢不能。结韵虽然把她内在情愫化为情蕴饱满的形象，所传达的感情也如此充满了矛盾：她羞亡层楼，怕见平芜，却又情不自禁，登楼远望。作者写女子的相思，运笔如此缠绵悱恻，细腻婉转，确能勾魂摄魄，令人赏叹无置。
对于这样一首从女性那一面写来的闺中念远词，因为读解到这一层次不能窥见抒情主体的精神风貌，所以人们往往试图给它“最终的解释”，即把它与作者自身的情感状态联系起来，因而得出它是一首政治寄托词的结论。如以春意衰败寄托时局衰微之意，以盼望游子音讯，寄托盼望北伐消息之意，以怕流莺乳燕，寄托忧谗畏讥之心，也就是说，词中这位寂寞的江南女子，是作者对于自己的政治形象的审美化和柔化创造。中国诗词既然原有“美人香草”的抒情路子。采取这一角度来解释本词，也就未必不可以成立。只不过要句句扣死。却也未免失于穿凿。倒不如果取“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认知态度，更为合理。
比兴寄托，乃风骚之传统，宋人填词，也多是继承这种传统，该词就是如此。而词人命笔，每托其意于若即若离之间，致使作品带有“模糊性”的特点。
此种模糊性，非但无损于诗歌的艺术性，有时且成为构成诗歌艺术魅力的因素，越是模糊、不确定，越能引人求索耐人寻味。此种貌似奇怪的现象，正是诗歌艺术的一大特点。就读者之求索而言，倘能得其大略，即当适可而止；思之过深，求之过实，每字每句都不肯放过，则会认定处处皆有埋藏，又难免要捕风捉影，牵强附会。
诗的首句就是对故园的思念。游宦异乡多年，时值清秋，正是黄叶飘零的时候，诗人猜想家中庭院台阶上一定是黄叶堆积了，这便点名了思乡的时节——秋。所谓落叶归根，诗人却漂泊于异乡。思想的情绪从诗歌开端即起。笼罩于全诗，同时也照应着诗题中“思归”二字。次句补写一笔，讲明为何会有这种思归的情绪。遭遇贬谪打击之后的诗人，仕途前景似乎灰暗无光，漂泊在外，失意时自然会想起远方的家园。因思念而梦魂牵绕，然而情深梦浅，此时听闻城头角声响起，就此便不能复睡。“角”是军中乐器，本就容易引起金戈铁马的联想，况且此时还是秋天。李贺《雁门太守行》“角声满天秋色里”，写的就是这种肃杀之感，更何况此时听到角声是在梦醒后的残夜之中。几重感情叠沓而至，清夜梦醒之后的清冷，秋气渐重的清劲。角声回荡的清涩重重而来造成了清愁情绪。
随后是自述内心的空寂和思乡情切。生活中的孤寂难受原本就缺少知音，他的《归山作》写道：“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伴，古道无人独还。”认定孤寂生活难有知音，只有独自把情感寄托在青山白云之间。此时正是深夜，青山尚在夜色笼罩之下，思想肠断只有自己一人承担，这是一层哀愁；多年游宦他乡，家乡的亲人自然对他期盼多时，想到家乡自然温暖倍增，而梦醒之时只有自己一人独自冷清，冷暖之间又是一层哀愁。这种他人不见的凄楚则又加深故园之思，在《忆故园》诗中曾表明心迹：“故园此去千馀里，春梦犹能夜夜归。”夜夜思归，乡情至深至切。
思归难眠，起身排遣愁绪，残月尚在，余晖犹存。“起行残月影徘徊”，把自己完全放在了一个形单影只的凄冷环境中。李白饮酒尚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顾况面对的却是残月淡光，不足以遣怀。而残月能映照自己的同时也能映照家乡，这样孤寂之情则更进一层。思乡情怀不能自已，在月影徘徊之时看到的只有自己的暗影，自己唯有独自面对这份凄楚之情。从被角声惊起到对月徘徊，失意中思念的家乡也一点点从梦境中清晰了起来。思乡是引子，伤怀则成了全诗的主要情绪。张九龄有《秋夕望月》诗写到：“清迥江城月，流光万里同。所思如梦里，相望在庭中。 皎洁青苔露，萧条黄叶风。含情不得语，频使桂华空。”可以作为此诗的一个补充。
此诗在梦与现实交织中表现思归的情绪，情到浓处，伤心不能自已。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