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黛、钗之间的情感纠葛，是贯串《红楼梦》全书的一条主线。在“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中，钗黛二人的命运只用了一首判词概括。而在这套《红楼梦》曲中，却接连用了《终身误》、《枉凝眉》两首曲子加以浓墨重彩的渲染。两只曲子都是围绕着宝、黛、钗之间的婚恋关系来写，以宝玉的口吻，对钗、黛两人加以对照，但侧重点各有不同。《终身误》写宝玉在婚后面对宝钗，怀念黛玉，女主角应该是宝钗，因为曲中在两两对照时总是先写宝钗，后写黛玉；《枉凝眉》的女主角则是黛玉无疑，宝玉在对黛玉倾注满腔怜爱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宝钗的同情。《终身误》的含义较为显豁，宝玉用满怀惆怅的口吻，鲜明地表达出对缺少黛玉的婚姻生活的遗憾和惆怅。而《枉凝眉》进一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词意较为朦胧含蓄，语气更加哀怨动人。关于《枉凝眉》一曲的具体含义，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
一种说法认为，此曲是以第三者的口吻，写宝、黛之间的爱情悲剧，预示着林黛玉将泪尽天亡的结局。“阆苑仙葩”指林黛玉，她本是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美玉无瑕”指贾宝玉，他本是赤霞宫神瑛侍者。他们前世有缘，今生重逢，彼此真心相爱，曾经反复试探彼此的心事，并有过表白。宝玉对黛玉始终呵护有加，但他们美好的爱情，如镜花水月一般，无法成为现实。黛玉终日以泪洗面，实现了她“还泪”的诺言。
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支曲子仍然以宝玉的口吻写出，同时提到了黛玉、宝钗。“美玉无瑕”并非指宝玉，而是指宝钗，她的德言容貌都无可挑剔，如同没有任何瑕疵的美玉一般。宝玉真正深爱的人是黛玉，但他最终却娶了宝钗为妻。这样的结局，使黛玉“枉自嗟呀”，也使宝钗“空劳牵挂”。在宝玉看来，黛玉仿佛是“水中月”一样，可望而不可即；而宝钗犹如镜中之花，看似美丽，却触手冰凉。在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宝玉还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黛玉的身上。他满怀痛惜地想到，黛玉眼中能有多少泪水，可以这样日复一日地流淌。
关于此曲，一般都采用第一种说法：认为是写宝黛爱情的，这样读解，显然有不少难以说通之处。从根本思想来说，像判词一样，《枉凝眉》也是泛咏一切悲剧女儿的人生命运的。像《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之一和《终身误》一样，都是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反复吟咏、藉以加强全书的悲剧主题。这支曲也是以贾宝玉的口气写的，是宝玉的心声，如实地写了宝玉在钗、黛关系上的内心矛盾和复杂情感。他不断地在内心的天平上街量着两个人，在动荡中不断加以比较、选择。所以有“一个是……一个是……”这样的反复咏唱。但是随着他对二人了解的深化，宝玉的爱心日益向着黛玉倾斜了。所以曲子的结尾三句，他的爱心部集中到了黛玉身上，如泣如诉，催人泪下。读者读着读着，仿佛看到、听到宝玉俯伏于黛玉灵前嚎啕哭诉，真诚地向黛玉坦露自己内心的全部隐衷。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诗人入蜀作杜鸿渐的幕僚，感知遇之恩，兼寄济国心愿，诗人心绪也较为明快开朗。全诗以开合变幻笔法写远景布近景，着力于染，归结于点，皴染调匀其色泽，勾勒妙画其形神，风烟美景，琳琅满目，尽人于画面，而又疏密有致，层层有序，诗人从容悠然的心绪也豁落落地毕现。诗句组对精严，语言华美而不繁缛，是岑参融六朝丰美华艳的艺术风格与唐之清新俊逸于一体的佳作。
诗末说“此行为知己，不觉行路难”，前文也只是比较有节制地描写蜀道之难。杜鸿渐也是一位作家，岑参的新诗肯定是要给他看的，这就不可能完全自由地抒写，也就不可能十分精彩了。
先前杜甫入蜀时也经过此地，有《五盘》诗云：“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馀。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东郊尚格斗，巨猾何时除？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杜诗详注》卷九：“栈道盘曲有五重”，仇注云：“栈在上，江在下，岭在中间，故云仰凌俯映”。杜诗及其注释可以与岑诗互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