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
诗贵自然，“咏物以托物寄兴为上”（清·薛雪《一瓢诗话》），托物寄兴亦以自然为绝妙，自然天成是咏物诗的至境。丘浚作诗主张自然成文，反对用奇语异辞，认为“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答友人论诗》）。所以，他的诗大都写得自然清新，颇多天机自动天籁自鸣机趣。他的咏物诗也大多是“眼前景物口头语”的自然流露，并不刻意追求寄托，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托物寄兴，借景言情，似无寄托而寄托遥深，更是精彩绝妙，不同凡响。
这首《咏荔枝》诗看似寻常却奇兀，正确理解“可怜”一句，是准确把握全诗寄托所在的关键。一般人都把“可怜”理解为“哀怜”，那不但是对诗人匠心的隔阂，更是对诗人襟抱的无知，丘浚从小就胸怀“遥从海外数中原”（《五指山》）、“应须一口吸江湘”（《海》）的雄心大志，对生在海南长在海南充满着自豪和自信，没有丝毫的自卑，绝不会作怨天怨地的可怜相。他志大才大，深受时人器重推荐，使他少年得志，一路春风得意，从一介书生做到中央高级长官。绝不会有怀才不遇的天涯沦落人的失落感。
所以，“可怜”在这里只能是爱怜之意。“可怜”作“可爱”解古已有之。如古乐府《孔雀东南飞》：“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唐·杜牧《睦州四韵》：“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宋王安石《北堂》：“可怜新月为谁好，无数晚山相对愁。”据此，末两句是说，海南荔枝之所以天生就具有一种无以伦比的甜美味道，是因为它长在得天独厚的海之角天之涯，才能生就如此无以伦比的天然美质，才能这样加倍招人喜爱和受人青睐。只有在天涯海角这片得天独厚的热土上，才能生长出海南荔枝这种无比珍贵的天然美物。诗人对海南荔枝这种无以复加的嘉许推崇，其中正寄托着诗人对海南故土的无以复加的厚爱与眷恋。而这种寄托又妙合无垠，自然巧妙，更显得意蕴深厚意味深长，既深得风人之旨又深得咏物三昧。
这首词看来不过描写了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赎回典当出去的皮裘，但从这件小事却透现出主人公曲折多变的心理。谭献称这首词“姿态横生”(《箧中词续》)，确是贴切的评语。词一开头，主人公懊悔万分的神态就呈现在眼前：“悔残春，炉边买醉，豪情脱与将去。”“将去”意为带去。为买酒，仍然在残春时节，皮裘就典当出去了。皮裘一去，似乎连豪情也一并带去了，从中可见主人公与皮裘的关系是何等深切，他对皮裘的情感是何等深厚!所以，他的懊丧心情并非是没有来由的。日月易过，光阴似梭，然“云烟过眼”倒是极其平常的事，引起主人公凄凉心境的是另外的原因：“怎奈天寒岁暮”。“云烟过眼”比喻日月转瞬即逝，不留痕迹。岁月流逝，眼看严寒又到，然而皮裘被典当于外，御寒无计.这是他的愁因。主人公窘态毕现，心理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悔而转愁，由愁进而想要设法解愁，于是痛下决心，要积聚起钱来，重新赎回皮裘。“待积取叉头”，“叉头”指钱。宋代苏轼在给秦观的信中说到自己初到黄州，担忧钱不敷用，每月初将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份，随即藏起画叉，以免钱用过头。每天用剩的钱还要积聚起来，招待宾客时用。“还尔绨袍故”，意为赎还原有的皮裘。“绨袍”本指棉袍，此指皮裘。随着皮裘赎回，主人公的心境也为之一变，愁心一扫而空，喜意油然而生。从“寒且住”的描写中，颇能见出主人公那略带沾沾自喜的神态。但刚觉心喜，却又心情陡变，转而“喜余又怒”了。为什么？“怅子母频权，皮毛细相，抖擞已微蛀。”“子母”指本金和利息，“频权”意为不断变化。“细相”，仔细察看。“抖擞”意为抖动、抖刷。赎裘花的钱比原来多得多，而心爱的皮裘仔细一看，却已有些微蛀了。主人公喜而又怒，心中气愤和惆怅之情交织一起，心情极为繁杂。
下片紧承上片而下，主人公既怒于当铺的收藏不善，又痛惜于皮裘的受损坏，“铜斗熨”，皱折难以熨平，衣襟上酒渍仍在。词以拟人化的手法，把皮裘写得富有生命和情感。主人公未负典当三年之约，皮裘赎回;皮裘向主人倾诉自己三年来的遭遇和离别之情。主人公的心境由对皮裘损坏的惋惜转为对皮裘被耽搁三年的悲叹：“凝睇处，叹毳幕毡庐，久把文姬误。”这句是用典。东汉蔡文姬在汉末战乱中被匈奴所掳，嫁于南匈奴左贤王多年，后曹操将她赎回。“凝睇”意为凝视。“毳幕毡庐”指匈奴族所住的毡帐。把将皮裘赎回比拟为蔡文姬归汉，充分表现了主人公对皮裘的深厚情感。全词结束时，主人公想到今后，心境又为之一变：“花风几度，怕白袷新翻，青蚨欲化，重赋赠行句。”“花风”是指春风;“白袷”，白色夹衣。“青蚨”即钱，据《搜神记》载，钱能象青蚨虫一样地飞去又飞回。此时主人公的心情是深切担忧，怕春暖花开，夹衣做好，钱用完时，皮裘又要和他重新分手，他只好再带着痛惜之情写下送行词章。
这首词以自然质朴的语言描写赎裘之事，以曲折多变、摇曳生姿的心理描写见长。主人公由赎裘而产生回忆、联想，由赎裘而产生悔、愁、喜、怒、怅、惜、叹、忧等种种复杂情感，这些复杂情感随皮裘的命运而起伏变化。词作以一连串形容心理状态的词描写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常常极妙地表现两种心态之间逐渐置换的渐变过程或突变过程。由懊悔而忧愁、由惆怅而惋惜、由惋惜而悲叹、由悲叹而担忧，这是渐渐变化。而由愁而喜、由喜而怒，这又是反差极强烈的心理突变。通过极为细小的赎裘情事，淋漓尽致地刻划人物的种种心理状态，展示人物生活的某个侧面和某种性格，正表现了词人善于寄兴的特点。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九日黄花酒，登高会昔闻。”首联二句概言边塞无事，重阳佳节，众人按照传统的庆祝方式，喝酒登高，一派和熙欢乐之景。“霜威逐亚相，杀气傍中军。”颔联二句意指封常清治军雷厉风行，又能在和平时期时刻保持谨慎。“横笛惊征雁，娇歌落塞云。”颈联二句是诗人信手描写节日里战士们的欢愉活动，所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些笛声、歌声里都蕴含着深深的思乡之情。“边头幸无事，醉舞荷吾君。”尾联二句是称颂在封常清的英明领导下，边境安宁，因而将士们能在重阳佳节高歌豪饮。
封常清是唐朝名将，在安史之乱初期因谗言被杀，历史上对唐王朝统治者自毁长城的举动贬斥颇多，而这首诗中则生动反映了这位将领能征善战，治军严谨，同时又放达不拘与下属同乐的可贵品质。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