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的艺术特点主要是采用借喻等手法，形象地揭示出写诗的目的，蕴意丰富，很有吸引力。诗词语言精练，比喻恰当，想象丰富，寓意深刻。
首联这两句诗，借用神话小说的内容，写白骨精的生成。用这一生动而形象的比喻，科学地概括了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规律。“一从”和“便有”两个词相呼应，强调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自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兴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雷霆之后，就产生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势力，这些就像从一堆腐朽的白骨中化生出妖精来兴风作浪一样。
这两句诗是针对郭沫若诗中“千刀当剐唐僧肉”说的。“僧”，指剧中的唐僧。他错误地惩罚了斩妖除魔的孙大圣，三度放过了白骨精。但他只是属于辨不清敌友，误把变化成人样的白骨精当做朋友，受了欺骗和蒙蔽，而不是与白骨精同谋陷害孙大圣的。同时，唐僧自己也是受害者。诗人一个“愚”字，便简练地点出了这一点。僧与妖一作“犹可”，一作“必成”，十分准确地点明他们应持的本质，以及我们对他们的不同态度。
戏中的白骨精尽管是那样诡计多端，但终究逃脱不了“齐天大圣”的“火眼金睛”，最后的下场只能是被“金箍棒”打得粉身碎骨，其所制造的千里妖雾尘埃被扫灭，而使太空得到了澄清。很显然，是借此比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也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气焰嚣张，制造什么千里尘、万里埃，但到头来只能像白骨精那样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与开头相呼应，运用借喻的修辞方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所以再一次受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就是因为世界上又出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他们又兴妖作怪起来了，人民希望真正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再一次把妖雾澄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前进。“今日”、“又重来”这些字眼的运用，巧妙地和首联相呼应，再一次深刻地揭示出当前这场斗争，实质上是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之间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这首诗同郭沫若的原诗都是通过比喻来说明道理的。即使不加注释，在了解当时形势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看出诗中说的道理。这同全诗形成了一个比喻系统有关。因为这个比喻系统中作为喻体的人物与相关情节为人们所熟知，诗人巧妙地利用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人物、情节言事，所以显得既含蓄又明显。当然，这当中也有诗人在原故事情节基础上的想象拓展，如以“风雷”喻共产主义运动，以“玉宇”喻全世界等，但又与传统的比喻习惯相合，故显得自然贴切，不待解释，即可意会。
古代散文中留下了许多描写歌声的名言佳句，成为后世文人写作时爱用的典故。柳永这首《凤栖梧》正是在这些典故的基础上写成的，词中描写了一位歌女的歌声。
词起首三句虚写歌妓的美貌，先写客人与歌妓之间隔了一层帘子，不仅交代了这次听歌会并非在一般的歌馆之中，而是某位达官贵人家中，而且为后文“不见如花面”作了铺垫。然后谈到具体的歌妓的美貌时，却只说了一句“不见如花面”，到底是怎样的“如花”则只字未提，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接下来写歌声之美，词人使用了大量的典故。“牙板数敲珠一串”一句，化用《礼记·乐记》描写歌声的：“……累累乎端如贯珠。”“珠一串”形象化了歌女圆润流转、有板有眼，再妙手拈来“牙板数敲”的打击乐器伴奏，较原典增加了节拍感和音响效果。“梁尘暗落琉璃盏”一句，化用刘向《别录》“鲁人虞公发声清，晨歌动梁尘”，词人以“梁尘暗落”渲染歌声的清脆和穿透力，再别出心裁增加了一只晶莹剔透的“玻璃盏”，以这器皿来承接落下来的梁尘，化虚为实，使虚拟的带有夸张意味的意象更具实感。“桐树花深孤凤怨。”一句，虽没有直接运用前人写音乐的诗文，但“梧桐”、“凤凰”是古代诗文中习见的意象，而且古代又有凤凰非梧桐不栖的传说，柳永借助这些绘制了一个画面，极易引发读者对歌声的诸多联想。词人再以“深”、“孤”、“怨”三字对画面加以点染，则歌声的清越、凄怨、孤寂、哀婉，就令人有了具体的感知；同时，这一句又为词尾所抒之情作了坚实的铺垫。“渐遏遥天，不放行云散”一句，化用《列子·汤问》秦青歌声“响遏行云”的典故，但词人加一渐字，就写出了歌声由细到壮、由弱到强不断增大的力度。词人再加“不放”二字，给这歌声赋予了鲜活的主动性和生命力。最后词人被那凄婉的歌声感动得“肠先断”，以致于不忍卒听了。
柳永描写歌声处处用典，又处处富有极强的画面感，如诗如画，清新生动，使人在如闻其声的同时，不仅获得了听觉上的美感享受，还获得了视觉上的美感享受。而且，柳永用典而不拘泥于典，臻于“用事不使人觉”（《颜氏家训》）的境地。由此可见，擅长一俚语入词的柳永，以典入词的功力也是非常娴熟的。
这是《乐章集》中一首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描写音乐的好词章，它在古代众多描写音乐的诗词中亦属上乘。
这一支“旅中”，实际上包括了旅程的两种情味。前四句的醉高歌是在舟船的动行中，而后七句的摊破喜春来则是泊岸后的旅宿。行、宿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
醉高歌记行，主要通过景物描写来反映心情。作者笔下出现了长江和远山，江中来往着大小船只，也包括诗人自己乘坐的航船，江岸的近处为大片的芦苇，远处是一道道树林。从长江的远映青山、难穷望眼，反映了作者已在江上行过漫长的途程；江流浩瀚，扁舟来往，这一切都会牵惹起“旅中”强烈的漂泊情绪；而“烟锁云林又晚”，呈现出一派暮气沉沉的客乡景象，“又晚”的“又”字还带有羁旅日久、光阴蹉跎的感慨意味。笔墨虽然不多，却写出了旅中浪迹天涯的一重客愁。
摊破喜春来也有写景，但更多地直接结合着作者的感想。“篱边”句点出深秋的节令，“囊底青蚨逐日悭”，则述出了客中困顿失意的处境。接着，诗人用三句鼎足对，细绘了旅宿中不寐的伤心情状。造成他彻夜难眠的，是“晚砧”、“檐马”、“晓钟”的声响，平白增重了诗人的孤寂感和失落感。这种孤苦的情味，是旅中孤独凄清的又一重客愁的表现。前一重客愁还能假借行程中的景物作为散虑的寄托，而在长夜止宿中，所表现出的旅愁就只能任它凝聚在心头了。
结尾两句，是在晓钟惊梦的挨守中，起身修写家书的情景。这一笔看似寻常，细细体味，却是饱含辛酸。诗人吐出“归去难”，这一沉重的现实已是不堪；而他还要向遥远的亲人掩饰真相，强自“回两字报平安”，其苦心孤诣就不能不使读者更觉震动了。
这首诗创作于诗人被贬商州期间。诗歌以风情的笔调写出了由于旱灾饥荒而流亡他乡的饥民的悲惨遭遇，对自己入仕十年无功受替表示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全诗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全篇运用杜甫在《兵车行》等新乐府诗中成功地用过的纪事与记言相结合的手法，写得平易自然，而感情却是强烈、深沉的。在叙事抒情中都显示出了作为宋诗在艺术上的鲜明特色之一的散文化手法。
在结构上全诗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为前六句，写谪居期间的清寒生活和严冬难得的温暖阳光。
第二层为中间二十二句，写一家灾民三代人逃荒流浪的凄惨景况。先写自己目中所见：二老三小一大，老者满头白发，小者哭泣不止，中年男子孤独无偶，无钱无粮，仉寒憔悴。次写鳏夫所言，语语辛酸，字字悲痛，“惟愁大尔雪，僵死山谷间”，前有“妇死埋异乡”，现有“病妪”，年关岁暮，有家难归，不但有饥寒之愁，而且有生命之优。
第三层为最后十二句，诗人抒写自己的感慨，尽管诗人身处逆境，但并没有过多地去考虑自己，反而更多地想到了作为一个朝廷命官的责任，为自己无能为力解决人民的苦难而深感内疚，这种思想境界难得可贵。
此诗与一般吟风弄月、模山范水的诗歌不同，这首诗反映流亡民众的凄苦生活，有很强的人民性，草根性。诗中“去年关辅旱”：因为大旱导致饥荒，人民的流迁。诗中的“一夫”自述灾情：他们本是长安人，逃荒至庄稼丰熟的地方。在逃荒途中，妻子死了，埋在异乡。他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头发斑白的老翁和牛病的老如，三个哭泣的小孩，其中一个还是婴儿，背在背上。他们缺粮少钱，流离失所。境况多么凄惨，情景多么难堪。不由人不为之怜悯、叹息。
诗人出身下层社会，他关心民生疾苦，在朝廷当谏官，能直言时政之弊，建议君王对人民施以仁政。他多次贬为地方小史，生活在底层，接近民众，甚至与他们同病相怜。诗中不但写了流亡者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诗人自己的窘况，他把自己也融入作品之中。诗人听了流亡者叙述后的反映是“倚户独长叹”，叹流亡者，也叹自己，令人想起屈原的“长人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深长喟叹。淳化二年（991年），诗人因严于执法触怒天子，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州）团练副使。团练副使是地方小吏，地位低下，俸禄微薄。他初到商州，生活困顿。此诗由人及己，写到自己被贬谪居的窘况，由己及人，想到一般官员对老百姓的损害：“峨冠蠹黔首，旅进长素餐”，感叹自己的无能为力，这与唐代诗人韦应物“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的民本思想如出一辙。
此诗平易浅近，真率自然，描写灾民的悲惨生活，抒发愧疚的心理，情感凝聚，语气沉痛，读来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