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的开头,欲擒故纵,引出论题。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绝对优势,却相继为秦所灭,乃是决策者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之故。随之,从当时的“天下之势”展开论述。
文中反复论证秦与六国争天下,关键就在韩、魏之郊野。因为对秦来说,韩、魏首当其冲,若韩、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对山东之各诸侯国来说,韩、魏是他们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斗的形势下,韩、魏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天下之势”。
形势摆出之后,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引例作证。以秦来说,范雎受秦重用,立即助秦昭王收韩;商鞅受秦重用,则助秦孝公收魏。当韩、魏未附秦之时,昭王出兵攻齐,范堆忧之。由此证明秦欲争得天下,必先收韩、魏而后可。当秦军越韩过魏而攻燕赵,这本身是件冒险之举,若燕赵正面迎战,韩、魏再乘机击之于后,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人远攻燕赵,却毫无韩、魏之忧,那是因为韩、魏屈于秦之淫威而已归附它的原故。文章写到这里,再作收束,归结到“天下之势”。如此说来,韩、魏附秦是不识天下之势了;进而又为其开脱:韩、魏本身势孤力弱,面对虎狼之秦,又怎能自保而不归附于秦呢?其中自含山东各诸侯国“不知天下之势”而不助韩、魏杭秦之意。正由于六国都不能正视天下之势,以致秦人得以东指而“天下追受其祸”。
末段再从各诸侯国着笔,阐明作者为其构想的“自安之计”。当时的天下之势,一方面韩、魏不能单独抗拒强秦,另一方面,山东各诸侯国又要借助韩、魏以巴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山东诸国应不惜代价去“厚韩亲魏以摒秦”。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的土地远攻齐、楚、燕、赵;而齐、楚、燕、赵也就能安居后方。一旦齐、楚、燕、赵能与韩、魏通力合作,相互支援,那秦国就不能有所作为。这确是当时拯救六国危亡的良方。末尾笔锋一转,回到冷酷的历史现实:即六国决策者目光短浅,不识“天下之势”,彼此“背盟致约,以自相屠灭”,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突”,从而自食恶果,相继灭亡。文章截然而止,含不尽感慨。
全文紧扣“天下之势”,纵论六国与秦争天下中的成致得失,层层解剖,鞭辟入里,说透“自安之计”。而笔又一气流注,曲折尽意。
据《本草纲目》载:蘘荷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赤者堪噉”。主治“中蛊及疟”、“溪毒,沙蝨,蛇毒”,“诸恶疮”。从诗的字面上看,种白蘘荷是防中蛊的。首四句写蛊毒之毒,人之制蛊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富不为仁”是诗眼,既是恶人制蛊之由,又是诗人疑惧之本,更是种白蘘荷以防中蛊的直接根源。中间十句叙述诗人的见闻与感受。“蔬果自远至”,往来客商多,有谋取黑钱的机会,因此,有人将“蛊”奉若神灵。看到酒铺老板殷勤劝客,诗人便联想到古训:甜言蜜语里有毒药,光华的外表包臧祸机。自己是中州贬谪来的罪人,更需警觉,因而心怀恐惧,害怕银钱买来灾祸,所以越是饥饿越要小心。最后八句是果,诗人自己殷勤种植白蘘荷是“托以全余身”。全诗平直如话,然而见情见志,而又尖锐地抨击了贪鄙之徒。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太子监国,宦官又得势,韦执谊为相,见风使舵,过河拆桥,永贞革新失败。诗人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贬谪为永州司马,“日无治事,时恐惧”(《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对贺者》)。诗人借怕中蛊毒而描述了这种恐惧心理,“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一语破的,往事不堪回首,前途更觉渺茫,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诗人面对的是腐败的朝政,朝政如制蛊一般。诗人借人之制蛊而不仁不义为喻,直刺朝政当值者之贪鄙。诗人对这帮人是不吝笔墨的,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曾借渔者之口,以“五卿相吞食”为例,对贪鄙之徒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对宦场作了深刻的讽喻。在《杜兼对》中,直斥“兼,凶狡人也。”诗人在诗中托“夷族”制蛊,“杯酒盈肆陈”的描述,指斥那些甜言蜜语、表面光华的人,其本质在于“谋富为不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理想的追求如故,纯真的情操依旧,诗人喻之为“种白蘘荷”。防中蛊不靠祭神,而植之以“嘉草”,以嘉草而治中蛊是神农黄帝嘉誉的,诗人孜孜以求,精心培植,而终于“纷敷碧树阴”。诗人以借喻手法,表现了自己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和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诗人曾经说过:“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为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送萧錬登第后南归序》)诗人坚持唯物论,在“出”“处”“屈”“伸”的不同境遇中,养成端正精一的志向,坚守“利安元元”的本性,诗中“种白蘘荷”正是这种固本养正的最形象最精炼的概括。固本养正而治“中蛊”正是此诗的主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