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为两章。首章颂扬丁柴桑的贤良美德。诗的开头“有客有客，爰来宦止”，写迎客的惊喜。从诗中看，丁柴桑应该比较年轻，诗人视之为后俊。“秉直司聪”以下四句是诗人对这位贤良地方官的赞美。丁柴桑作为一县之长，能“飱胜如归，聆善若始”，是为政“惠于百里”的明证。这四句寄寓了诗人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陶渊明政治理想中对基层长官的要求。
接着经“匪惟谐也，屡有良游”一转，至于次章，写作者与丁柴桑在一起开怀畅游的情形和情酣意畅的心态。“载言载眺，以写我忧”就是这种场景的具体表现。“以写我忧”语出《诗经》的《邶风·泉水》和《卫风·竹竿》。“放欢一遇，既醉还休”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是陶渊明对待挚友的常态。其诗《与殷晋安别》中有“一遇尽殷勤”句可为佐证。”实欣心期，方从我游”二句是倒装，意谓二人开始交游即定交知己，实为快心之事。诗的结尾归结到知心才是朋友结交的基础。
陶渊明与丁柴桑彼此一见如故。不是因为对丁柴桑这个父母官另有所求，而是丁柴桑“秉直司聪，于惠百里”的善德，以及“餐胜如归，矜善若始”的开明，赢得了陶渊明的敬重。另一方面，说明陶渊明也同样有丁柴桑的善德和开明，才能“方从我游”便以“心期”。向往开明，崇尚善德，正是陶渊明的秉性所在。
这首诗采用《诗经》的四言句式，写法上也有借鉴《诗经》叠章的形式，如有客有客之句，形成一种一唱三叹的效果。全诗于浓郁的情意之中，透露出和谐喜悦的交游气氛。篇幅虽短，然情酣意畅。
这首诗一共二十句，可以分两大段，前十句为第一大段，后十句为第二大段。前十句回忆往昔扫灭薛举的征战，追述了作者当年满怀壮气，仗节破敌，“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后十句描述李世民即位后暂停华轩，瞩目俯视旧日战地的情景。这首诗雄放宏拔，颇见动感与力度。
第一大段是描写诗人当年的英姿豪气和与薛军激战的情形。
前四句：“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 诗人回忆起自己少年时期，英气逼人，提戈持节，英勇杀敌，心胸高如空中的朗朗晴日，志节如同秋霜一样纯洁。
后六句：“移锋随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诗人以一系列新颖的意象来作比喻：唐军在征战之时，其锋芒所向，有如随电骤起，其势如长河的奔涌，一泻而出。薛军的营垒如同天外星陨，顷刻粉碎沉落，而兵阵亦如风卷横云，顿时四分五裂，这样，一次大战，使得敌军气焰大为收敛，再次战斗，就将凶暴的敌人彻底消灭。在这六句中，诗人略去了战争中的细节，而是用高度概括的形象，一气直下，势如破竹，具有雷霆万钧之力。
第二大段写重过战地的所见所感。
前两句：“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诗人来到扶风战场，停下有华盖的帝王之车，俯视着旧日激战的川原。
“沉沙无故迹，减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这四句正是他所看到的场景。当年双方激战的痕迹，似乎被沉沙掩埋，看不出什么迹象了，只有军灶还依稀地残留着一点痕迹。“减灶”，语出《史记·孙子传》，齐将孙膑用增兵减灶的计谋，以示兵力虚弱，诱魏将庞涓进入包围圈，将其歼灭。这里的“减灶”，实指军灶，同时也补足了上一段对战争的描写：不仅有战场上的力的明争，而且有帷幄中的智的暗斗。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了。那中原上的水波在晚霞的照射下，多么明净；远处的峰峦有如莲花，在薄雾的笼罩中，显得朦朦胧胧。
“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斗转星移，世界转眼之间千变万化，人间万物，今昔非比。想想多年来的沙场浴血奋战，看着眼前的太平天下，才深感自慰。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颇具特色。为了表达“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的感叹，作者在前后两大段中采用了对比的手法。首先是人物形象的对比，篇首，作者提戈仗节，生龙活虎，是雄姿英发的少年，而篇末感喟世途流易，人事沧桑，则显然已渐入老成。其次是环境的对比，当初激战时有如电起河决，星沉云裂，一派剧烈动荡之势，而驻轩属目时，却是故迹沉沙，水净莲昏，一片安谧宁静气氛了，动静之间，对比十分强烈。第三，由此而引出了情绪上的对比，前一段意气昂扬，雄伟奔放，真有不可一世柏壮志豪情，而后一段则显得雍容稳健，深沉凝重，在胜利的自豪中，掺和着一种因为时光易逝的淡淡的哀愁。这些前后不同的变化和对比，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也使得诗思更为深厚，耐人寻味。
这首诗在形式上也自有其特点。除开始二句和结尾二句为散句外，中间全是一对一对的联句，排叠而下，很象后来的排律，不过平仄不合粘对原则罢了。它在语言的工整和词性的对偶上，继承了齐梁诗的特点，为唐诗逐步向排律发展，起了首开风气的作用，是一种创造中的探索。
这首诗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辞采稳重匀称，诗句兴寄微婉。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大意是说：自从离开草堂，常常焦虑沙岸崩塌，损坏药栏，现在恐怕连同江槛一起落到湍急的水流中去了。这虽是诗人遥想离开成都之后，草堂环境的自然遭遇，但这也体现了诗人对风风雨雨的社会现状的焦虑。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当年诗人离开草堂时亲手培植的四株小松，才“大抵三尺强”（《四松》），诗人很喜爱它，恨不得它迅速长成千尺高树；那到处侵蔓的恶竹，即使有万竿也要斩除。诗人喜爱新松是因它峻秀挺拔，不随时态而变，诗人痛恨恶竹，是因恶竹随乱而生。这两句，其句外意全在“恨不”、“应须”四字上。杨伦在《杜诗镜铨》旁注中说：这两句“兼寓扶善疾恶意”，这是颇有见地的。乱世的岁月里，诗人的才干难以为社会所用，而各种丑恶势力竞相作充分表演，诗人由此感慨万分。这两句，深深交织着诗人对世事的爱憎。正因为它所表现的感情十分鲜明、强烈而又分寸恰当，所以时过千年，至今人们仍用以表达对于客观事物的爱憎之情。
此诗的后四句落到“赠严郑公”的题意上。“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生理，即生计。黄阁老，指严武。唐代中书、门下省的官员称“阁老”，严武以黄门侍郎镇成都，所以这样称呼。金丹，烧炼的丹药。这两句说，诗人的生计全凭严武照顾，衰老的身体也可托付给益寿延年的丹药了。这里意在强调生活有了依靠，疗养有了条件，显示了诗人对朋友的真诚信赖和欢乐之情。
最后两句，诗人忽又从瞻望未来转到回顾过去，有痛定思痛的含义：“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诗人自762年（宝应元年）七月与严武分别，至764年（广德二年）返草堂，前后三年。这三年，兵祸不断，避乱他乡，飘泊不定，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诗人过去常读古乐府诗《行路难》，等到身经其事，才知世事艰辛，人生坎坷。“行路难”三字，语意双关。一个“信”字，包涵着诗人历经艰难困苦后的无限感慨。
全诗描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辞采稳重匀称，诗句兴寄微婉。诗人将欢欣和感慨融合在一起，将瞻望与回顾一同叙述，更显出了该诗思想情感的深厚。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