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了初春的山景水色，表现游子淡淡的思乡之情。一句写水，初春气暖，冰融水流，河床空旷宽阔了，是横写。二句写山，青山苍翠，一片碧绿，是纵写。前两句诗描写“江旷”、“山长”之景，雄浑阔大，气象万千，为诗歌的展开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后两句诗突出“他乡”二字，在天长地阔的春光中，诗人独自一人在异地他乡面对，此情此景类似杜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三、四句进一步写远望，特意点出“他乡”，后边才有了驿道“长亭”以及柳和花。春天往往是家人思念外出之人的时节，也是游子思乡的最甚时节，何况又在早晨。诗写得含蓄美妙，情景交融。此诗与杜甫的另外一首诗相似：“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杜甫漂泊他乡，望着眼前迷人的春景，思乡之情越发强烈，不禁发出春将归去，而人无归期的感叹。同样的感慨也出现在王勃的诗中，不同的是王勃比较含蓄，他只是客观地、不动声色地描写春潮、青岫、花树、边亭，但身在他乡的羁客面对此景时的慨叹，表现十分明显。因此杜甫的感叹也是王勃诗中的潜台词。
这首小诗没有细致的动态描写，诗人只是纵目远望，以描写远景的方式描写春光。诗浑厚开阔的气势，充满着淡淡的乡愁。此诗作者表现手法高明，诗人野望，首先看见江湖，青岫，但这不是野望的最终目的，因而诗人就登高极目瞭望，望见的只有“花树映边亭”。诗人并没有直接提到思乡，只是描写了一望再望，可是思乡已从一望再望的字里行间里反映出来了。
此诗四章，每章四句，各章前两句均为起兴，且兴词紧扣下文事象：宴饮是在夜间举行的，而大宴必至夜深，夜深则户外露浓；宗庙外的环境，最外是萋萋的芳草，建筑物四围则遍植杞、棘等灌木，而近户则是扶疏的桐、梓一类乔木，树木上且挂满果实——此时一切都笼罩在夜露之中。
“白露”“寒露”为农历八、九月之节气，而从夜露甚浓又可知天气晴朗，或明月当空或繁星满天，户厅之外，弥漫着祥和的静谧之气；户厅之内，则杯觥交错，宾主尽欢，“君曰：‘无不醉’，宾及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仪礼·燕礼》）内外动静映衬，是一幅绝妙的“清秋夜宴图”。
若就其深层意蕴而言，宗庙周围的丰草、杞棘和桐椅，也许依次暗示血缘的由疏及亲；然而更可能是隐喻宴饮者的品德风范：既然“载考”呼应“丰草”，“载”义为充盈，而“丰”指繁茂，那么“杞棘”之有刺而能结实不可能与君子的既坦荡光明（显）又诚悫忠信（允）无涉，更不用说桐椅之实的“离离”——既累累繁盛又历历分明——与君子们一个个醉不失态风度依然优美如仪（与《小雅·宾之初筵》的狂醉可对看）的关系了。只是至此还没有说到最重要的意象“湛湛”之“露”究属何意。
前人大多理解湛露既然临于草树，则无疑象征着王之恩泽。若就二、三章而言，这也不差，只是以之揣摩首章，却不像了。露之湛湛其义蕴犹情之殷殷，热情得酒之催发则情意更烈，正好比湛露得朝阳则交汇蒸腾。
此诗章法结构之美既如陈奂所言“首章不言露之所在，二章三章不言阳，末章并不言露，皆互见其义”，又如朱熹引曾氏曰：“前两章言厌厌夜饮，后两章言令德令仪”。后者需补充的是：在这两者之间，第三章兼有过渡性质（一、二承上，三、四启下）。雅诗的章法结构比风诗更为讲究，于此亦见一斑。
音韵的谐美也是此诗一大特点：除了隔句式押韵外，前两章以一、三句句头的“湛湛”与“厌厌”呼应，去和二、四句句尾的脚韵共构成回环之美；至后两章则改为顶真式谐音，表现为“杞棘”的准双声与“显允”的准叠韵勾连，而“离离”的双叠也与“岂弟”的叠韵勾连（作为过渡，三章“湛湛”与“显允”的尾音也和谐呼应）。
《观刈麦》是白居易任周至县县尉时有感于当地人民劳动艰苦、生活贫困所写的一首诗，作品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责．对于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表现了一个有良心的封建官吏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诗人三十六岁。周至县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县尉在县里主管缉捕盗贼、征收捐税等事。正因为白居易主管此事；所以他对劳动人民在这方面所受的灾难也知道得最清楚：诗人想到自己四体不勤却饱食禄米，内心十分惭愧。于是直抒其事，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全诗分四层，第一层四句，交代时间及其环境气氛。"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下文要说的事情就发生"人倍忙"的五月。这两句总领全篇，而且一开头就流露出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派丰收景象，大画面是让人喜悦的。可是谁又能想到在这丰收景象下农民的悲哀呢?
第二层八句，通过具体的一户人家来展现这"人倍忙"的收麦情景。婆婆、儿媳妇担着饭篮子，小孙儿提着水壶，他们是去给地里干活儿的男人们送饭的。男人天不亮就下地了；女人起床后先忙家务，而后做饭；小孙子跟着奶奶、妈妈送饭时一齐到地里。她们是要在饭后和男人们一道干下去的。你看这一家忙不忙呢?"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这四句正面描写收麦劳动。他们脸对着大地，背对着蓝天，下面如同笼蒸，上面如同火烤，但是他们用尽一切力量挥舞着镰刀一路向前割去，似乎完全忘记了炎热，因为这是"虎口夺粮"，时间必须抓紧呀！舍不得浪费。天气如此之热，白天又如此之长，而人们却竭力苦干，就怕浪费一点时间，可见人们对即将到手的麦子的珍惜程度。"惜"字在这里用得非常好，是用一种违背人之常情的写法来突出人们此时此地的感情烈度。白居易的《卖炭翁》中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之语，"愿"字的用法与此处"惜"字的用法正同。
笫三层八句，镜头转向一个贫妇人，她被捐税弄得破了产，现时只能以拾麦穗为生，这是比前述阖家忙于收麦者更低一个层次的人。你看她的形象：左手抱着一个孩子，臂弯里挂着一个破竹筐，右手在那里捡人家落下的麦穗。这有多么累，而收获又是多么少啊！但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是收麦的时候，还有麦穗可捡，换个别的时候，就只有去沿街乞讨了。而她们家在去年、前年，也是有地可种、有麦可收的人家呀，只是后来让捐税弄得走投无路，把家产，土地都折变了，至使今天落到了这个地步。第四层六句，写诗人面对丰收下出现如此悲惨景象的自疚自愧。
作品的题目叫《观刈麦》，而画面上实际出现的，除了刈麦者之外，却还有一个拾麦者，而且作者的关心也恰恰是更偏重在后者身上。他们二者目前的贫富苦乐程度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日凄凉可怜的拾麦穗者是昨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又安知今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明日不沦落成凄凉可怜的拾麦者呢?只要有繁重的捐税在，劳动人民就永远摆脱不了破产的命运。作者在这里对当时害民的赋税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对劳动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寄寓了深切的同情。而且不是一般的同情，是进而把自己摆进去，觉得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差别太大了，自己问心有愧。这时的白居易的诗歌确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呼出了劳动人民的声音。
这首诗写作上的基本特点是不带任何夸张地、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场景。他选取了举家忙碌和凄凉拾穗这两个镜头，使之构成强烈对比。前者虽然苦、虽然累，但他们暂时还是有希望的，至于后者，则完全是断梗浮萍，朝不保夕了。两个镜头所表现的场面、气氛、形象、心理都很好。
诗人由农民生活的痛苦联想到自己生活的舒适，感到惭愧，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段抒情文字是全诗的精华所在。它是作者触景生情的产物，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白居易写讽谕诗，目的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在这首诗中，他以自己切身的感受，把农民和作为朝廷官员的自己作鲜明对比，就是希望“天子”有所感悟，手法巧妙而委婉，可谓用心良苦。
这是殷商后代宋国祭祀其祖先武丁的乐歌。《毛诗序》云：“《玄鸟》，祀高宗也。”郑笺云：“祀当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孙之孙也。有雊雉之异，又惧而修德，殷道复兴，故亦表显之，号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庙，歌是诗焉。”郑玄的意思是《毛序》所说的“祀”是合祀，而他所讲到的“雊雉之异”，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是这么一回事：“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雊)。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 据今人的研究，商是以鸟为图腾的民族，“雊雉之异”的传说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不无相关。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则是关于商的起源的最珍贵的早期文献资料。传说中商的祖先契是其母有娀氏之女吞下燕卵之后生下的。《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上古典籍中对此传说有相当多的记载。《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鸟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如何喜？”《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嗌。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此外如《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尚书中候》，《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引《诗含神雾》等纬书也记录了这同一传说。更有意思的是：传世的晚商青铜器《玄鸟妇壶》上有“玄鸟妇”三字合书的铭文，其含义表明作此壶者系以玄鸟为图腾的妇人。玄鸟是商部族的崇拜图腾，“天命玄鸟”的传说正是原始商部族的起源神话。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审视这一神话，可发现它作为一种原型，有其典型意义。有关鸟卵生子的传说长期流传于东北地区，如《论衡·吉验》：“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长白山，……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其果入腹，既感而成孕。”高丽李奎极《李相国文集》中亦有鸟卵生子的传说，与《魏书·高句丽传》所记之事略同。而据傅斯年考证，商部族正是发迹于东北渤海地区。
由此可见，所谓的“雊雉之异”是为了显示高宗武丁的中兴而造出的神话，它正基筑于商民族的玄鸟图腾信仰。商至盘庚而迁殷，发展兴旺，政局稳定。盘庚死后，传位二弟小辛，小辛不幸三年而亡，又传位三弟小乙，小乙即位十年而亡。其时殷道又衰，小乙之子武丁立，用傅说为相，伐鬼方、大彭、豕韦，修政立德，终使国家大治。诗云：“龙旂十乘，大糦是乘。”郑玄笺曰：“交龙为旗，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无所不胜服。乃有诸侯建龙旗者十乘，奉承黍稷而进之者，亦言得诸侯之欢心。十乘者，由二王后，八州之大国与？”中原部族建立联盟后，统以龙为标志，“龙以建旗”。商族在东北兴起后，南下黄河流域，进而控制诸夏。高宗武丁时，中原各部族以车载稻米进贡。诗云：“四海来假，来假祁祁”，则不但是中原诸夏部族，即使是氐、羌等四边民族也纷纷进贡朝见。武丁功业之隆，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