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咏空谷幽兰之词。全词咏幽兰，多以淡墨渲染，结句稍加勾勒，托花言志。
上片起首一句写兰花幽处深谷，与松竹翠萝为伴，先从境地之清幽着笔。句意化用杜甫《佳人》诗：“绝代有佳人，幽居空谷”、“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等语，借人喻花，不即不离。“迟日江山暮”，紧承上句，从时间着笔，和煦的春日黄昏，幽兰的倩影更见得淡雅清绝。迟日，指和煦的春日。《诗·豳风·七月》：“春日迟迟。”幽兰于春天吐芳，故以“迟日”暗点节候。
此句用杜甫《绝句二首》之一“迟日江山丽”，但易“丽”为“暮”，即化艳阳明丽之景为苍茫淡远之意，令人想见空山暮霭中的幽兰情韵。这两句均点化老杜诗意，而浑然天成，语如己出，分别从时地两方面为空谷幽兰烘染出一种特定的氛围。
三、四两句首一“芳”字，先为兰花淡描一笔，然而“幽径无人”，兰花的芳馨无人领略，其芳心幽恨之欲诉无由亦可想而知。这两句既有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的意味，也透露出知音难觅的惆怅。这里是作者借花寓意，抒写志节坚芳而寂寞无闻的才人怀抱。
过片“径共梅花语，尚有寻芳侣”说的是既然无人欣赏芳馨，这脉脉的幽兰径乎只有梅花才堪共语了，但寂寞的深山中，也许还有探寻幽芳的素心人吧？与梅花共语，是抒其高洁之怀。古人称松、竹、梅为“岁寒三友”，以喻坚贞高洁的节操。此词开头写“松竹翠萝寒”，已拈出松、竹，这里又写与梅花共语，正以“岁寒三友”来映衬幽兰坚芳之操。然而作者又复寄意于人间的“寻芳侣”，这也是古代士大夫知识分子渴望得到甄拔而见用于时的心声。“着意闻时不肯香，香无心处”，是全词的警句，写出幽兰之所以为幽兰的特色，其幽香可以为人无心领略，却不可有意强求。
此词既写出了幽兰淡远清旷的风韵，又以象征，拟人和暗喻手法寄托作者对隐士节操的崇仰，流露出词人向往出世、归隐的心志。
《暗香》，本姜夔自度曲，作“仙吕宫”。其小序斜：“辛亥之冬，予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援简索句，且徵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见《白石道人歌曲》卷四）。后张炎用咏荷花荷叶，更名《红情》、《绿意》。双调，九十七字，前片九句五仄韵，后片十句七仄韵，例用入声部韵。前片第五字，后片第六字，皆领格字，宜用去声。梦窗此首词亦仿姜词用入声部韵，只是用韵较宽，占十五、十七、十八、十九四部韵。存此，供参考。
《阳春白雪》集：魏句滨，名庭玉。《苏州府志》吴令魏庭玉，宛陵人（今安徽宣城），嘉熙四年(1240)任。又《宁国志》句滨在府城东，此是以其人籍贯称之。魏庭玉任吴县在嘉熙四年前，其解组在淳佑三年(1243)后矣。“解组”，去官也。韦应物诗：“解组傲园林”可证之。此词是魏句滨从吴县县令任上离职，词人的送别词。
“县花”三句，赞魏宰之勤政。开句一声断喝，吴县如今繁荣似锦，究竟是谁的功劳？反问句不答自明，魏宰也。想当初，魏宰未来时，县中连县衙内也是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县府大门甚至因损环而斜掩着，正是满目破败景象。今昔对照，更觉魏宰功劳匪浅。“妙手”两句，承上述政绩。言吴县经过魏宰的不懈整顿，如今已重新昌盛繁华，县衙也修葺一新，红花绿叶郁郁葱葱。“天际”两句，述吴县百姓对魏宰的留恋。此言如果魏宰你要离任而去，那未还是趁着东方泛白，星稀之时早早离开为妥，因为你听听，在县中百姓家的门缝、帘隙中，正在泄露出再三挽留你的《阳关三叠》的琴声啊！“尽换却”两句，言吴县如今拥有的好山好水好风光，都是你魏宰勤政的丰硕果实啊。上片赞魏宰治吴有功。
“风急”五句，设想魏回家路上情景。言魏宰乘船归去，一路上有顺风相送，途中还可以看到月夜时雁落水滩和虹桥平贴卧于水面的自然美景。在不知不觉中接近了自己繁华的故乡。“软红”，指软红尘，即繁华之地。苏轼有诗：“软红犹恋属车尘”。自注：“前辈戏言吾：‘西湖风月，不如东华软红香土’。”“涂粉闱”三句，是词人祝颂辞。希望魏句滨能再次题名宫闱，早早入朝为官。那时又可以胸藏皇上御赐的宴果，在歌舞队的簇拥下，燃烧着宫烛风光地回府去。“更问讯”两句，词人的话。“帀”，匝的异体字，意即周围。言到那时你在朝为官，我就可以来信询问老友，京城西湖湖岸周围种着的柳树怎么样了？西湖中有“柳浪闻莺”、“苏堤春晓”等景，所以词人以柳色借代西湖风光也。下片祝愿魏句滨能上调京城，再次从政也。
这是一首离别相思之作。上片开头二句，意境阔远，富有气势，为情人离别创造出浓郁氛围：西陵孤庙、风雨潇潇、寒流无尽，中间着一“对”字，言其地别无他物，显示出环境空旷、寂寥、冷落，渲染出一种愁苦孤寂的气氛。“谢娘”二句具体刻画女子倚舟怀人，泪流千条，极显其凄怆伤痛之情。
过片二句写主人公所闻、所见、所感：所闻为杜鹃思归之鸣，愈增离人日暮愁思；所见早梅已放，香满山郭，好景已不为己所留，以乐景写离愁，倍觉伤怀，且“早梅”又暗与前面“寒”字合；所感则为离恨而已。结尾句双起单承，直接抒写离别之苦，用“萧索”突出思者与被思者的情状，十分痛惜。这是主人公的推想：是不是因为离别后，音信难通，而使情感冷淡了呢？心上人如今又在何处呢？末尾以问语出现，推进一层，表现了思念之切，也突出了主人公此刻茫然无依的心绪。
此词背景是“孤庙”“山郭”，作者将江南的风景、风情融入了对离愁别恨的抒写之中。整首词由景入情，通过对特定景物的描写，以景衬情，情景交融，韵味深远。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