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惜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惜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惜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惜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惜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惜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惜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惜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惜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惜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惜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惜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惜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惜伤惜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惜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惜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惜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惜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惜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惜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首先是盘旋层折的诗歌结构，诗写幽愤之思，但起笔四句却先勾勒了一派清澄之景。然后，“久晦”、“旅馆”两句逆笔补出身在谪宦羁旅的处境，时逢久雨阴霾的黄梅，心境正如陷溺于霭霖之中，久已林林沉沉的了。于是可见起处所写偶一眺临所见的清景之中，实隐含有诗人企图摆脱烦闷的企望。清景使诗人神思为之一爽，但是潜在的幽愤是如此的难以解脱。
为清景引动，诗人漫步郊垌，其本意当是希望进一步让大自然澄明的灏气，为他澡雪精神，但是一路行来，见到淫雨之前泽畔方生方长的兰草，已经繁茂而向老；而当时仅是一望绿叶的池塘中，荷花也初绽红红白白的朵营。这美景在他人或会感到悦目赏心，但对诗人却适足以勾动其幽愤的潜意识，于是顿生春夏叠代之感，更由“物”移而触发“人”老之叹，于是潜在的幽愤转为强烈的悲歌。药饵，“药”当作“乐”，反用《老子》“乐与饵，过客止”之语，当时的声歌食饮，尽属虚妄；而真实的唯有那倏焉而来的老病而已。
那末人生应当怎样才对呢？只有乘即将而来的秋水，归隐家乡，这种真正的赏心乐事，恐只有二三知己才能领会吧。那末这赏心乐事的内含究竟为何呢？“秋水”用《庄子·秋水》事，《秋水》篇主旨在于“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返其真”，原来泯去物我，是非的界限，忘掉一切的是非得失，甚至忘掉自己的天赋禀受，皈依自然，才是根本的出路。但是谢客是否真能忘情，得从此诗的意脉看，这只是一种企望强自从幽愤中挣脱的高言快论；从他的行事看，虽然几度归隐，但却未能如陶潜那样在自然中终其天年，终于在四十九岁时，吟唱着“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眠”的感愤之句，被砍下了脑袋。
企图借游程中的自然清景以排解幽愤，而解不去，吟还愁，反将幽愤潜注于景物之中，这种反复曲折的情思，即使谢客的幽愤表现得看似清逸，实则更为深重；又使他诗作的结构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而多层次，奇景迭出，转转入深，确实到了“一重一掩皆肺腑”的境地，而他更善于营构，通过顿柬、离合，顺逆的安排使诸多的景物移步换形圆融一体。而情思一以贯之。如此诗起首之“时竞”（春尽），中腰之“朱明移”，篇末之“秋水”，思绪依节候的顺次，虚实相同地展开，却以“久痞”一联，“戚戚一一联作顿束收放，依其感情的变化，出现一幅幅不同色调的画面，达到情景理交融的境地。王夫之《薹斋诗话》评谢诗，“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天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此评正道出了谢诗以幽愤的情思为内含，运调景物，曲屈以达其意的特点，这与陶潜诗结构之如行云流水大异其趣。
与结构相应，此诗的意象也与陶诗异趣。陶诗语言天成，所构成的诗歌意象较单纯而韵味醇厚，而谢诗则“造语极奇险深曲，却皆稳老而不伤巧。一，其意象层次多隽秀耐咀。试以与此诗前四句景物相近的陶潜《杂诗》二之前四句作一比较，陶诗云：“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这四句每句五字都是一个层次，且三、四承一、二，很自然地勾勒出一个银辉满空，启人远思的景象。谢诗则不然：“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同样每句五字：而前二句每句是两个层次：时竟、夕澄霁；云归，月西驰。以下三句“含余清”承一句“夕澄霁”；四句“隐半规”则承二句“日西驰”，又分别拈入了密林，远峰二物，组成了新的景象。前两句从大背景落墨，富于动态美，后二句更从细部勾勒，近处是密林余清，较远处是青山落日，则与一、二句共同构成三个大层次的画面搭配，而“密林”之与“余清”，“远峰”之与“半规”本身又有各自的层次，再缀以一个“含”字，一个“隐”字，遂在季节交替，晴雨变化，昼夜叠代的动景中酿蘖出一种清澄恬美的静景来。这层迭的景象正体现了诗人由“林垫”中苏生的复杂心境。
与观察的细密，锤词的精严，选景的密致相应，谢诗语言的又一特色是使用语典的工巧。“泽兰披径路”以下四句分用楚辞“皋兰披径兮斯路渐”；“芙蓉始发，杂芰荷兮”；“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朱明承夜兮时不见淹”四语，不仅与即目之景相切相符，而且隐含“目极千里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之意，透出归隐之想，以下更用《庄子》“秋水”之典，既承“朱明”而预示归期，更如前所析表示要从伤感中超脱达到忘我之精神升华。数典连用，一气呵成，含义深长，遂使诗歌意象于精致之外更显出一种典雅的美来。所谓“奇险深曲”，而“稳老不伤巧”，于兹可见一斑。
就诗论诗，此篇劝人勤勉的意思非常明显。此篇三章意思相同，头两句感物伤时。诗人从蟋蟀由野外迁至屋内，天气渐渐寒凉，想到“时节忽复易”，这一年已到了岁暮。古人常用候虫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来表示时序更易，《诗经·豳风·七月》写道：“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九月在户”与此诗“蟋蟀在堂”说的当是同一时间。《七月》用夏历，此诗则是用周历，夏历的九月为周历十一月。此篇诗人正有感于十一月蟋蟀入室而叹惋“岁聿其莫”。首句丰坊《诗说》以为“兴”，朱熹《诗集传》定为“赋”，理解角度不同，实际各有道理。作为“兴”看，与《诗经》中一些含有“比”的“兴”不同，它与下文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但在深层情感上却是密不可分的，即起情作用。所以从“直陈其事”说则是“赋”。从触发情感说则是“兴”。诗的三、四句是直接导入述怀：诗人由“岁莫”引起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他宣称要抓紧时机日日行乐，不然便是浪费了光阴。其实这不过是欲进故退，着一虚笔罢了，后四句即针对三、四句而发。三章诗五、六句合起来意思是说：不要过分地追求享乐，应当日日想想自己承当的工作，对分外事务也不能漠不关心，尤其是不可只顾眼前，还要想到今后可能出现的忧患。可见“思”字是全诗的主眼，“三戒”意味深长。这反覆的叮嘱，包含着诗人宝贵的人生经验，是自儆也是儆人。最后两句三章联系起来是说：喜欢玩乐，可不要荒废事业，要像贤士那样，时刻提醒自己，做到勤奋向上。后四句虽是说教，却很有分寸，诗人肯定“日乐”，但要求节制在限度内，即“日乐无荒”。这一告诫，至今仍有意义。
此诗作者，有人根据“役车其休”一句遂断为农民，其实是误解，诗人并非说自己“役车其休”，只是借所见物起情而已，因“役车休息，是农工毕无事也”（孔颖达《毛诗正义》），故借以表示时序移易，同“岁聿其莫”意思一样。此诗作者身份难具体确定，姚际恒说：“观诗中‘良士’二字，既非君上，亦不必尽是细民，乃士大夫之诗也。”（《诗经通论》）可备一说。
全诗是有感脱口而出，直吐心曲，坦率真挚，以重章反覆抒发，语言自然中节，不加修饰。押韵与《诗经》多数篇目不同，采用一章中两韵交错，各章一、五、七句同韵；二、四、六、八句同韵，后者是规则的间句韵。
第一首，前两句“长门柳丝千万结，风起花如雪”，乃描写长门春景。长门宫外垂柳万千，春风照拂，雪白的柳絮漫天飞舞。表面上看，似乎很有生机，而实际上“长门”乃失宠的后妃或未得宠爱的宫女粉黛居住的冷宫。居住在冷宫的人，其怨恨之深，是难以言状的。柳丝缕缕下垂，条理分明，本无所谓“结”，却有“千万”。可见并非实写，而是借以比喻被幽禁的皇后内心的无限寂寞和愁肠百结。宫外春柳的繁盛，更显出宫内的冷清，更加衬托了幽居长门之人的无限哀愁。其中第二句，标明为暮春时节，而“风起”暗指伯颜擅权残害忠良之风，以柳絮如雪花般纷纷飘零，隐喻朝中无数无辜的官员文士，被排挤陷害而去。
接三句，揭示了长门柳的悲惨遭遇。长门虽为冷宫，但毕竟是皇宫重地，“长门”之柳不是门边道旁的柳树，不能随意的任人攀折。如今，却“攀折更攀折，苦无离旧时枝叶也”。古人尚有折柳送别的习俗。“离别复离别”，意指一次次的折柳赠别，不断地经历着生死离别。“长门柳”便一再被攀折，旧时的枝叶也就不离了。末句“无离旧时枝叶”和首句“柳丝千万结”相对照，既描绘了柳枝由离到少的变化过程，又讽刺伯颜把朝中上下旧的臣僚官员排斥殆尽，喻示了皇室宗亲的不断离去，不断被杀，逐渐稀少。
第二首，写长门宫前的柳树，即使长有千万缕柳丝，也总是一棵伤心的树。行人攀折嫩绿的柳条，燕子衔走了飞扬的柳絮。这一切，只因为京城中都由不得春天做主。开头两句，写长门柳枝繁叶茂，春意盎然，但毕竟是在长在冷宫外，也难逃悲剧命运。暗喻伯牙吾氏虽贵为皇后，照样被幽禁，同时预示了她最终被害的悲惨结局。而“行人折嫩条，燕子衔轻絮“进一步阐释伤心的理由，是因为”行人“和”燕子“的无情摧残。末句”都不由凤城春做主“，喻指当时伯颜专权，奸佞当道，皇帝昏庸无能和不由皇帝做主的朝政现实。
这两首小令立意新巧，把尖锐激烈的朝政讽刺内容，隐于被摧残的柳树描写中，寄意深远，善于化用典故，且不着痕迹。
此诗描绘的是黄河下游的景致。作者行舟河上，视野开阔，所以诗中多从大处着墨，写出深沉、壮观、气势磅礴的景象。诗歌开篇两句就写出“积水穷天涯”的浩荡气势，表现出黄河的雄壮和开阔的景象。“天波忽开拆”两句写从水天一色开拆的缝中，看波“郡邑千万家”，然后看波城市，接着是城外的农田，读之令人如波如闻。这两句不仅气势雄浑，意境壮美，而且准确地捕捉住诗人坐船时特有的运动感受，落笔自然而有奇致。五六两句写作者沿河所波的盛况。“行复波城市，宛然有桑麻”，一方面说明盛唐时期人口多、集市经济兴盛的状况，另一方面桑麻繁盛也构成了平原以东地带城乡风景的一大特色。结尾两句描写作者回首时，只看波河水连天，看不波故乡了，由此抒思乡之情，情景交融，发人遐思，言已尽而意未穷。
这首诗写出黄河下游的积水淼浩，波光连天，崔嵬峥嵘，黛色葱郁，一派廓大气势，显示出王维前期山水诗歌的明朗风格。诗人看山，是黛色葱郁，气势宏大，仿若一个绿色巨人屹立于天地之间， 崔嵬峥嵘；看水，是波光连天，浩洁瀚瀚，一望无际，又或像一条劈开山峡的巨龙，一泻千里，如此廓大气势，令人心胸开阔。
从思想境界看，此诗表现出来的是作者对客观世界的“静观”，即在社会之外看社会，人生之外看人生，景观之外看景观，充分体现了王维山水诗的深邃、幽静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