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他从汴京起程归江南，先回洪外分宁（今江西修水）乡里，然后赴任，一路上写了许多纪游诗。这首诗为途经真州（今江苏仪征）阻风游长芦寺作。伯氏，指黄庭坚之兄黄大临，字元明。长芦寺，据《传灯录》记载：“真州长芦崇福禅院祖印禅师，讳智福，江州人。四处住持，胜缘毕集。三十年间，众盈五百。”可见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寺院。这首诗依黄大临的诗韵而作，故称次韵。在《山谷外集》卷八中，有一首题为《外舅孙莘老守苏州留诗斗野亭庚申十月庭坚和》的诗，作于这首诗之前，韵脚也和这首诗相同。喜欢写次韵诗，是黄庭坚诗的特点之一。
这首诗写长芦寺下所见所遇，抒发了归江南故乡的喜说心情。
起首四句，概括描写长芦寺外景，笔力雄健而自然。行旅之人对风势、风向往往特别敏感。第一句“风从落帆休”，把这种感受写得极其生动。江上行舟，人们往往从船帆上观察风力大小。此时船落下了帆，风也因帆落而停息。这种写法颇为出人意外。第二句“天与大江平”，极写形势的开阔，放眼远望，水天相连，十分壮观。以上为目之所见；三四句写耳之所闻。“僧坊昼亦静”，僧坊即长芦寺。寺院本是幽静的所在，在深秋季节，即使大白天，也常常寂无声息。不过，也不总是一点声音也没有。“钟磐寒逾清”，长芦寺里传来的钟磐之声，在寒风中，听起来更觉清越。这四句诗写了季节、环境、气氛，看似不费力，却极为精警，起笔不凡。
接着用移步换形之法写各处景致。“淹留”四句写登高看景。诗人这次游长芦寺，客观原因是风不顺而滞留。在此诗之前，作者写有《阻风入长芦寺》。可见他颇有空暇，心情相当悠闲，所以能细细游赏。他时而拄杖高岗，闲数座座相连的寺院屋顶；时而路逢幽人，煮茶共话。
接着诗人又换了一个角度，“携手”四句写从高处远望之景。“木末”，树梢。“携手霜木末”，极言立处之高。这句诗是从杜甫《北征》“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句化来。诗人倚栏俯视，看到了江潮上涨，看到了往来于永正县（宋代的真州，在唐代为永正县的白沙镇）江面上的船只；远远望去，连飞越建康（今江苏南京）城的鸟儿也看得见。这四句以极生动之笔，描绘了长芦寺登高眺望的一幅雄阔画面。特别是“潮生”、“墙移”、“鸟度”等词语，使整个画面充满了动感。
“薪者”四句，写山中樵夫采得树鸡（一种生在树上的菌子，可食），引起诗人的一番联想。他想象樵夫把采得的树鸡，回家做成具有南方风味的羹汤，又把白玉般的秔米（即粳米），煮成香啧喷的米饭，一家人美美地饱餐一顿。樵夫一家的做饭、烹羹，其实并非诗人亲眼所见，他依然在长芦寺下山间闲行。但是他却从樵夫为一家人的生计而辛苦操劳，对照自己领着朝廷的俸禄，顿顿饱饭，还在这里游逛，渐愧之情油然而生。字里行间反映了作者可贵的爱民思想。
最后四句写听到鸟叫声的感受。突然，草木丛中传来思归乐的啼叫声。思归乐是一种形状如斑鸠的小鸟，暮春时节，鸣声像“不如归去”，人们听到它的叫声，就会起思乡之情。古代诗人专有描写这种鸟的，如唐代元稹在《思归乐》中写道：“山中思归乐，尽作思归鸣。应缘此山路，自古离人征。”白居易在《和〈思归乐〉》中也说：“山中不栖鸟，夜半声嘤嘤。似道东归乐，行人掩泣听。”在离人听来，思归乐的叫声是凄凉的。可是黄庭坚这次归江南顺道回乡，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在诗人耳中，思归乐的叫声不啻一曲动听的歌。思归乐在明亮的夕阳下婉转吟唱，十分悦耳，充满了温情。他在《阻风入长芦寺》诗中也曾流露了这种喜悦心情：“岁寒风落山，故乡喜言旋！”他自1067年（治平四年）登进士第，任汝州叶县（今属河南）尉，到这次赴太和知县任，中间整整相隔十三年，内心是十分高兴的。
“丛祠”四句和前面相接，是经过诗人精心构思的。细细寻去，针线极密。由“闲行”而听到“丛祠”（草木茂盛处的土地庙）思归乐的叫声；从“不如归去”的叫声，想到他正在回乡路上，喜上心来；这次回乡已在岁末，不久春天即将来临，那时薇蕨已经长得茂盛，聊能充饥，和前面“饱饭愧闲行”句相呼应。
清代方东树说：“山谷之妙，起无端，大笔如椽，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联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昭昧詹言》卷十）这首诗正是体现了这一艺术特点。更为可贵的是，这首诗气象“雄远壮阔”，却并不显得作者在用力，可见诗人功力之深厚。
此词可分三层。
上片为第一层，由江行沿途所见山川引起怀昔游，痛惜年华之意。长江中下游地区山川秀美，辛弃疾南归之初，自乾道元年至三年，曾漫游吴楚，行踪遍及大江南北，对这一带山水是熟悉的。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此后出任地方官，调动频繁，告别山水长达十年。此时复见眼中川“都似旧时相识”了。“溪山”曰“过眼”，看山却似走来迎，这是江行的感觉。“怪”是不能认定的惊疑感，是久违重逢的最初的感触。往事虽“还记得，却模糊、记不真切，真象一场旧梦。
“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梦中”云者不仅有烘托虚实之妙，也是心理感受的真实写照，这种恍惚的神思，乃是多年来雄心壮志未得实现。业已倦于宦游的结果。反复玩味以上数句，实已暗伏“尘劳”、觉非之意。官场之上，往往如山水一般旧曾相识虚如幻梦不如远离，同时也就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召唤，来自大自然的召唤。所以，紧接二句写道：“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两平生屐？”要探山川之胜，就得登攀，“携杖”、着“屐”（一种木底鞋）是少不了的。
《世说新语·雅量》载阮孚好屐，尝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两）屐？”意谓人生短暂无常，话却说得豁达幽默。此处用来稍变其意，谓山川佳处常在险远，不免多穿几双鞋，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结尾几句就对照说来，“笑尘劳、三十九年非”乃套用蘧伯玉（春秋时卫国大夫）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话（语出《淮南子·原道训》），作者当时四十岁，故这样说。表面看，这是因虚度年华而自嘲，其实，命运又岂是自己主宰得了的呢。“长为客”三字深怀忧愤，语意旷达中包含沉郁。实为作者于四十年年来之感慨，年已四旬，南归亦久，但昔日的志愿，却无一件得以实现，感慨，今是昨非，一生劳碌，原来“长为客”无丝毫是自己左右的。
这片六句另起一意为第二层，由山川地形而引起对古代英雄事迹的追怀。扬州上游的豫章之地，历来被称作吴头楚尾。“吴楚地，东南坼”化用杜诗（《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表现江行所见东南一带景象之壮阔。如此之山川，使作者想到三国英雄，尤其是立足东南北拒强敌的孙权，最令他钦佩景仰。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先主传》）而孙权堪与二者鼎立。此处四句写地灵人杰，声情激昂，其中隐含作者满腔豪情。“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二句有慨叹，亦有追慕。恨不能起古人于九泉而从之的意味，亦隐然句中。
结尾数句为第三层，是将以上两层意思汇合起来，发为更愤激的感慨。“楼观才成人已去”承上怀古，用苏轼诗“楼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送郑户曹》）意，这里是说吴国基业始成而孙权就匆匆离开人间。“旌旗未卷头先白”承前感伤，由人及己，“旌旗”指战旗，意言北伐事业未成，自己的头发却先花白了。
综此二者，于是词人得出一个无可奈何的结论：人间哀乐从来循环不可琢磨（“转相寻”），“今犹昔”。这结论颇带宿命色彩，乃是作者对命运无法解释的解释。更是作者对命运不如已愿，人事多乖的感叹。
词中一方面表示倦于宦游——“笑尘劳、三十九年非”，另一方面又追怀古代英雄业绩，深以“旌旗未卷头先白”为憾，反映出作者当时矛盾的心情。虽是因江行兴感，词中却没有着重写景，始终直抒胸臆；虽然语多含蓄，却不用比兴手法，纯属直赋。这种手法与词重婉约、比兴的传统是完全不同的。但由于作者是现实政治感慨与怀古之情结合起来，指点江山，纵横议论，抒胸中郁闷，驱使古人诗文于笔端，颇觉笔力健峭，感情弥满。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自具兴发感人力量。
这是一首描写古黄河的词，表现了古黄河雄壮而又苍凉的景象，描绘出一幅秋夜渡河的美丽图画，并借以抒写国家兴亡之情怀。意境壮阔，情感深沉。
“扬舲万里”，乃化用《楚辞·涉江》“乘舲船予上沅兮”句意，一开头就流露出对万里征发的消极情绪。接着“笑当年”两句蕴含了一种“山河破碎”之感。昔人曾经感叹长江把南北隔开，作者在这里是借长江而言黄河，因为黄河的气派堪与长江相比。作者借“追昔”（六朝时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方）而“抚今”：当年的金（金亡后是蒙古）与南宋对峙，犹有南北并列之势，而今却连这种形势都不复存在了。因此作者选用了一个“笑”字。“笑”，本是喜悦的字眼，这里却是无可奈何的苦笑，表达了作者那种不可言状的复杂感情。这两句看似发问，实则却是“大局已定”“无力回天”的哀叹。
“须信”两句开始接触“正题”。作者是生在江南锦绣之乡的贵公子，以前是做梦都梦不到这块荒凉的地方，然而现实却偏偏迫使他长途跋涉至此，所以“游历”云云，乃是自欺欺人的遁词——世上不存在这种满怀凄凉的“游历”。作者和同行的沈尧道、曾子敬等人的心情并不相同，他们或许是想借此机会施展才能，企求得到提拔，而作者则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在心，所以虽然王命在身，不得不行，然而内心是苦闷的。因此面对着“中分南北”的古黄河，作者不由要发出痛楚的声音来。
“老柳”三句写出了一个“南人”眼中的黄河面目：“老”“古”，极写其古老；“风定波犹直”，极写其水流之峻急，如昔人所谓“急湍甚箭”。这里是写实，也体现出词人心中的警动。
“野人”两句，借言河边的土著居民带着诧异惊讶的语气向这群旅行者发问。“泛槎”原有一个典故，旧说天河与海相通。有人某年八月从海上乘浮槎竟误达天河。这儿以天河比黄河，这是借当地居民的惊讶来反衬此行的出乎常情之外以及路途跋涉的艰辛。
上片主要写情，以情带出景；下片则主要写景，而以景带出情。过片“迎面”三句极写黄河气象之萧疏空阔，与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之境相似，而“艰难苦恨”之情也就隐寓其中了。
“衰草”两句，写出了时值深秋，北地早寒，放眼望去，一派衰草凄迷之状。这和“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的南国秋光大异其趣。“唯有闲鸥独立”，既是写眼前实景（寥廓的河面上唯见孤鸥闲立），又暗露心中之意（茫茫世间只有沙鸥才是自由的，人却不能独立自主）。
“浪挟”三句写黄河一带的壮阔气象，实是警策。当年苏轼曾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念奴娇·赤壁怀古》）来描绘长江的惊心动魄，而在这幅壮丽的画面上“推出”了周瑜这样雄姿英发、儒雅风流的人物；张炎此处也用苍凉悲壮的笔触写出了黄河的惊涛骇浪，却在这种意境中流露出自己迷惘的心绪。
最后写到“扣舷”两句，作者激动的心情达到了“高潮”。他万感交集，百哀横生，禁不住敲击着船舷狂歌浩叹起来。而尾句“海蟾飞上孤白”，更是以海上飞月的下半夜奇绝光景来衬出自己孤寂难禁的痛苦心情。
此词在写作上的“词风”问题颇受注意。本来，张炎是一个祖述周邦彦、姜白石词风的婉约派词人。然而，此时此地，他的遭遇和心情却发生了巨变。他在这里，写的是“渡（黄）河”，而不是“游（西）湖”，无论是写情写景，都带有古黄河那种苍劲寂寥的风味。所以，此词更似东坡、稼轩之词风，在张炎词中别具一格。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