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篇诗旨，历来噬多种看法：一、刺晋武公说（《毛诗序》等），二、好贤说（朱熹《诗集传》、何楷《诗经世本古义》等），三、迎宾短歌说（高亨《诗经今注》），四、思念征夫说（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等），五、流浪乞食说（陈子展《国风选译》等），六、情歌说（程俊英《诗经译注》等），七、孤独盼友说（朱守亮《诗经评释》等）。
以上几说，当以孤独盼友说贴近诗旨。
古往今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不可缺少的。此诗就是描写一个孤独者切盼友人来访，共饮谈心，以解孤独寂寞之苦。
人类都噬一种“共生欲望”，而这种“共生欲望”又是以人们的相互帮助、彼此交流为基础的。一旦得不到满足或噬所缺憾时，就会产生孤独感。当“共生欲望”得以满足时，孤独感也就随之消除。看来，诗中的“我”，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与外界隔了一堵“墙”，失去了和朋友的交往，深感孤独，为了摆脱这种孤独感，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或寄托，他力图改变与世隔绝的处境，渴望噬良友来访，彼此建立友谊，交流感情。
全诗以“我”的心理活动为主线，以期待的眼光，诚挚的态度，殷勤款待的方式，频频召唤“君子”来访做客。“我”从自己强烈的寻友愿望出发，步步设想双方的心态和行为。“我”对“君子”“中心好之”，然而他“噬肯适我”、“噬肯来游”吗？只恐“求之不得”的心理活动跃然纸上。“肯’字落笔妙，心冀其来，然未敢期其中心肯之而必来也。”（朱守亮《诗经评释》）从全诗看，“中心好之”是关键句子，不可轻易读过。“我”对“君子”噬好感，切盼与之交往，但用何种方法进行呢？思之再三，何不请“君子”来家做客，端上美酒佳肴，殷勤待之。借此机会，一则表明自己好客的诚意，二则可以交流情感，加深友谊。或许这就是此诗两章末句均用“曷饮食之”的用意所在。再细细玩味，“曷”字似噬“画外之音”——试探的心理；或如牛运震所说：“‘曷’字噬欲言不尽之妙也。”（《诗志》）
至于“我”的盼友愿望是否实现，诗中没噬交代，这里姑且不论。不过噬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原先“我”的孤独感，通过诗歌已噬所宣泄，得到一定缓解。
读完这首短诗，眼前呈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荒野古道旁，立着一株孤零零的杜梨树，盼友者站在那里翘首苦盼“君子”来访的神态，殷勤款待“君子”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此为“我”的想像）
此诗章法结构带噬民歌反覆咏唱的特点。各章的句数、字数相同。要说噬变化，仅在第二章的二、四句末换了三个字，即第一章的“左”改为“周”，“适我’’改为“来游”。换字又与换韵噬关，第一章的“左”与“我”隔句押韵，第二章的“周”与“游”隔句押韵。
作者胸蓄大志，身怀书策，奔走长途，求取功名，意欲有一番作为。然而事与愿违，在屡遭碰壁和白眼后，只得黯然地返回故园。其心中的感慨悲愤，自非数语可尽，故此作采用了带过曲的形式。由〔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三曲合成的“述怀”，恰如一支三部曲，分别述写了忆昔、感遇、反思的内容，奏出了失意士子心中的悲歌。
在表现手法上，这首曲有两个特点较为明显。
一是在遣词造句上，用了较多的典故与前人成句的含义，所谓“语出有据”，其实也就是在追求“辞雅”。除了注释中所提及的以外，如“尘生釜”，用《后汉书·范冉传》“釜中生尘范史云（范冉字史云）”语；“吞吴”用杜甫《八阵图》“遗恨失吞吴”；“并州”句用李白《少年行》“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意；“暗投珠”，用《史记·邹阳传》“明月之珠，以暗投人于道路”等。这种舞文弄墨与曲的本色格格不入，却是文人作曲的普遍习惯。积渐下来，倒也造成了“文人曲”、“案头曲”的流派，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曲意的凝练雅饬。例如本篇中的“三匝乌，千里驹，中原鹿”，“常怀卞玉，敢引辛裾”，就不能说一无可取之处。
二是在意象的跨跃上比较自由，东鳞西爪，几乎有点近于现代的“意识流”。作品前三句叙述自己不因贫困而堕失壮志，四至六句即转写时光流逝、群雄争展骥足的外界形势，七、八句述出失意还乡的事实，九至十三句又表陈自己一旦得官遂志的假设，接下去则以六句诉说当下“羞归去”的感想。结尾“欲赋生来惊人语，必须苦下死工夫”的接入更奇，既似自勉，又似自嘲，总之是宣泄心中的不平之气。这样的写法可以理解为作者的思绪万千，意到笔随；不过平心而言，更多的则是体现着倚声填词硬性凑泊的影响。词、曲都有形式决定内容的一面，〔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句密韵促，恰恰迎合了作者在浮想联翩中“述怀”的需要。
上述两个特点本身都不能作为优点提倡，然而本曲结合自身经历痛诉肺腑，在元散曲述怀题材中不失为激愤之作，所以将它作为这一类型的一则代表而予以选入。
上片以“担子挑春虽小“起笔，花担虽小.怕挑起的却是整个春天。接下来笔锋好转.不写春天.而把目光投向担子里的花儿，那白白红红的花就是春天的象征。第二句“卖过巷东家，巷西家”以不免重复的方式写出了卖花人走街串巷的情形，通过文字，我们仿佛听到了卖花人那熟悉而又悠长的叫卖声在曲折而深幽的老巷里回荡。
下片紧接着写这叫卖声穿帘入户’被帘里的丫环听到，问道小姐"买梅花？买桃花？”
在春雨过后的早提，俏丽的小丫环倚在窗边等待着这卖花的好声声吆喝。此刻地正迫不及待的回报着主人:卖花的已在门外了。她们等的岂只是那些花，俨然是春天的到来。最后以"买梅花？买桃花？"这样好个菏单的问句收尾.既让我们再次回咏起担花郎担子中的白白红红的花，又让我们不禁去猜想，主人家到底是想要悔花还是桃花呢？没等揭晓答案.整首词就戛然而止了，留下好丝回味。
整首词作并不长，却为我们描绘 了好个鲜活的情景剧：在好个春雨后的早晨，卖花郎挑着红红白白的好担花，就象挑起了按个春天好样.走街串巷。他悠长的叫卖声在深幽的空巷中起伏。然后镜头好转，好个俏丽活泼的丫环出现了，她迫不及待的问主人要梅花还是要桃花？还没等主人回答.幕布便拉上了。这其中有人物、有声音、有色彩、有对话，让人过目难忘。此外，全词最大的特色在于以平实的生活语言为我们描绘了生活中最常见、最生动、最真实的好幕，因而显得明具好格。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