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两句，叙写诗人冬夜灯下苦吟，以致长夜难眠的情景。颈联两句，紧承上句描写“不眠长夜”的感受。颔联两句，写诗人欲过与世无争的疏散生活而不可得的苦恼境遇。尾联首句说，自己既要过隐居（即幽栖）生活，就不应选择虽然高雅但却惹人注目的处所。此诗中诗人向温庭筠吐露心声，表明没有归宿感。这首诗采用赋的手法铺陈叙述，诗句娓娓而来，似怨似诉，深刻表现了诗人的凄凉心境。
首联说冬夜孤衾寒冷，难销长夜，因此只能不眠，在灯下写诗，以苦苦搜寻诗意，推敲文句，来打发冬夜的寂寞无聊。唐末诗人中有苦吟一派，无论“两句三年得”的贾岛，还是“拈断数茎须”的卢延让，都与温、鱼没有关系，鱼玄机只是说靠苦吟打发长夜而已。说寂寞太直露，说睡不着而写诗，比较含蓄一些。
颔联写夜景，借景抒情，推进寂寞的氛围。说是冬初，因为满庭树叶已经早就飘零，堆积在庭院中更显凄清。夜深风起，落叶随风起舞，风声叶声在寂静的深夜传入闺室，更衬托夜的清冷。而“透幌纱窗惜月沉”，则从室内望向室外，隔着罗幌纱窗，迷蒙地看到月升月落，写出时间的变化，写出冬夜的漫长。
颈联引出议论。疏散当然是说自己的性格，随意而没有规律，率性而从不急迫，因为如此的无意进取，也不知可能实现与否，或说世人能否容忍自己去了遂心愿。什么心愿，温庭筠自然是理解的，鱼玄机也没必要说开。又是冬暮也，自然界如此有规律地四季回环，盛衰轮换，这就是人生的命运。任何人都无法逃离盛极必衰的宿命，但可以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原则，保持“本来心”，不与时委蛇总可以吧？对此，鱼玄机将温庭筠视为朋友，视为知己，把内心的感受向他诉说。这里没有私情，而只是人生的感慨，她相信温庭筠能够理解自己。
尾联回到写景。院中的梧桐树上，一群“暮雀”在那里啾啾鸣叫，依栖不定，绕树徊惶，无枝可依。这是诗人在冬夜观察到的景象。小鸟如此，自己何尝不就是这些寂寞彷徨的小鸟中的一只吗？《北梦琐言》说：“后爱衰下山，隶咸宜观为女道士。”或许就是这时的选择，但也可能是出家后的感受。诗无确诂，理解她那一冬夜的感受就是了。
诗人黄昏时分行走在街上，忽然听到路边有人在卖唱，声音纡徐婉转，可是诗人从中品出了某种不平的感慨。于是他停下来打量了一下歌者，只见他面黄肌瘦，在这日暮时分还不得不忍着饥饿高歌，以求行人布施。诗写得音调和谐，起句以问句形式，为下句作铺垫，次句自答，补足题目，写出歌者的心声。三、四句使用流水对，进一步阐述歌者的歌声中何以有不平的音符，从对音乐的感受转移到直接的描述，通过“日晏”、“忍饥”、“强作”三个词，把歌者内心的惨痛与生活的艰难完全表现出来，诗又以“可怜”二字领句，表明自己同情的立场。
范成大晚年退职家居后，写了很多描写下层百姓痛苦的诗歌，诗风朴实自然，带有乐府民歌的特性，同时往往学民歌用双关、谐音词等手法，使诗活泼生动。如此诗末句，用《诗经》典故，一方面切合歌者身份，回照他歌声的美妙；另一方面又暗喻他处境困难，渴望人们同情与施舍。
关心民瘼的人一般都很富有同情心，范成大就很富有同情心，苦难人的悲声常常使他产生感伤。像这首诗写到听人卖唱一样，他有次在寒冷的夜晚，听到门外有人喊叫卖卜，他就满怀伤悲地写下这么一首诗：“静夜家家闭户眠，满城风雨骤寒天。号呼卖卜谁家子？想歉明朝籴米钱。”（《夜坐有感》）又有一次，他听到卖菜人在大雪天吆喝卖菜，他便作诗说：“饭箩驱出敢偷闲？雪胫冰须惯忍寒。岂是不能扃户坐？忍寒犹可忍饥难。”（《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这三首诗，写的都是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苦命人，诗的句法与结构也很接近，合在一起，可全面地理解范成大诗作的内容与思想状况。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