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一个伤病退伍在还乡途中的军人，从诗题看可能是以作者目睹的生活事件为依据。诗人用集中描画、加倍渲染的手法，着重塑造人物的形象。诗中的这个伤兵退伍后，他很快就发觉等待着他的仍是悲惨的命运。“行多”，已不免疲乏；加之“有病”，对赶路的人就越发难堪了。病不能行，便引出“住”意。然而住又谈何容易，离军即断了给养，长途跋涉中，干粮已尽。“无粮”的境况下多耽一天多受一天罪。第一句只短短七字，写出“病军人”的三重不堪，将其行住两难、进退无路的凄惨处境和盘托出，这就是“加倍”手法的妙用。第二句承上句“行”字，进一步写人物处境。分为两层。“万里还乡”是“病军人”的目的和希望。尽管家乡也不会有好运等着他，但狐死首丘，叶落归根，对于“病军人”不过是得愿死于乡里而已。虽然“行多”，但家乡远隔万里，未行之途必更多。就连死于乡里那种可怜的愿望怕也难以实现呢。这就使“未到乡”三字充满难言的悲愤、哀怨，令读者为之酸鼻。这里，“万里还乡”是不幸之幸，对于诗情是一纵；然而“未到乡”，又是“喜”尽悲来，对于诗情是一擒。由于这种擒纵之致，使诗句读来一唱三叹，低回不尽。
诗的前两句未直接写人物外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然而由于加倍渲染与唱叹，人物形象已呼之欲出。在前两句铺垫的基础上，第三句进而刻画人物外貌，就更鲜明突出，有如雕像被安置在适当的环境中。“蓬鬓”二字，极生动地再现出一个疲病冻饿、受尽折磨的人物形象。“哀吟”直接是因为病饿的缘故，尤其是因为创伤发作的缘故。“病军人”负过伤（“金疮”），适逢“秋气”已至，气候变坏，于是旧伤复发。从这里又可知道其衣着的单薄、破敝，不能御寒。于是，第四句又写出了三重“不堪”。此外还有一层未曾明白写出而读者不难意会，那就是“病军人”常恐死于道路、弃骨他乡的内心绝望的痛苦。正由于有交加于身心两方面的痛苦，才使其“哀吟”令人不忍卒闻。这样一个“蓬鬓哀吟”的伤兵形象，作者巧妙地把他放在一个“古城”的背景下，其形容的憔悴，处境的孤凄，无异十倍加。使人感到他随时都可能像蚂蚁一样在城边死去。
这样，通过加倍手法，有人物刻划，也有背景的烘托，把“病军人”饥、寒、疲、病、伤的苦难集中展现，它客观上是对社会的控诉，也流露出诗人对笔下人物的深切同情。
《全唐诗》卷二三九与卷一五〇均录此诗，作者一为钱起，一为刘长卿。一般选本多编在钱起集下。
此诗开篇点题。“谷口”二字，暗示了题中“故山草堂”之所在；“春残”二字，扣题中“暮春”；以下几句都是“归”后的所见所感，思致清晰而严谨。谷口的环境是幽美的，诗人曾说过：“谷口好泉石，居人能陆沉。牛羊下山小，烟火隔云深。一径入溪色，数家连竹阴。藏虹辞晚雨，惊隼落残禽。”（《题玉山村叟屋壁》）春到谷口，更是别具一番景色。然而，此次归来却是“春残时节”，眼前已是黄鸟稀，辛夷尽，杏花飞了。木兰花比杏花开得早，所以诗说“辛夷花尽杏花飞”。一“稀”、一“尽”、一“飞”，烘托出春光逝去，了无踪影的一派空寂、凋零的气氛。
然而，在这冷落寂寥的氛围中，诗人都却喜地发现窗前幽竹，兀傲清劲，翠绿葱茏，摇曳多姿，迎接它久别归来的主人。诗人禁不住吟诵出：“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怜爱的就是幽竹“不改清阴”。“不改清阴”，极其简练而准确地概括了翠竹内在美与外在美和谐统一的特征。“月笼翠叶秋承露，风亚繁梢暝扫烟。知道雪霜终不变，永留寒色在庭前”（唐求《庭竹》）。“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竹石》）。诗人们讴歌的都是它“不改清阴”的品格。在这首诗中，钱起正是以春鸟、春花之“改”——稀、尽、飞，反衬出翠竹的“不改”，诗人爱的是“不改”，对于“改”持何态度，当然就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诗的一、二句并没有赞美春鸟、春花之意，更没有为它们的消逝而惋惜，而是在感慨它们随春而来，随春而去，与时浮沉，不能自立于世的品性。
“画有在纸中者，有在纸外者”。诗也可以说有在言中者，有在言外者。“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以流水对的形式，用由人及物，由物及人的写法，生动地抒发了诗人的怜竹之意，和幽竹的“待我”之情。在这个物我相亲的意境之中，寄寓了诗人对幽竹的赞美，对那种不畏春残、不畏秋寒、不畏俗屈的高尚节操的礼赞。所以它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它那深刻的蕴涵又给人无穷的回味。前人说：“员外（钱起）诗体格新奇，理致清瞻。文宗右丞（王维）许以高格”（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或许指的就是这一类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