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据乾道本《于湖先生长短句》，此词调名下另有小题“荆州约马举先登城楼观塞”，此词当为作者任知荆南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时的作品。“观塞”即观望边塞。这时荆州北面的襄樊尚是宋地，这里“塞”应是指荆州郊外的防御工事。
这首词抒写了因观塞而激起的对中原沦陷的悲痛之情，上阕写观塞，下阕抒悲感。首句写要塞郊野的自然景象，并点明时节。“霜日明霄”绘出晴空万里的秋日景象，降霜天气必是白色晴明的。“水蘸空”即水和天空相接。荆州城东有长湖，“蘸空”之水或此湖水。这句写得水天空阔，下下辉映，是荆州郊野平原地带的实景。次句切合观塞，耳目所触，一片军戎气氛。“鞘为鞭梢”。“绣旗”为绣有物状的军旗。响亮的鞭声，耀眼的红旗，俱是从耳目易感的对东西突出，故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切。“澹烟”句把视线展开，显出边地莽莽无垠的辽阔景象。如果说首句还是自然景象对作者感官的客观反映，这句可说是词人极目观望的深心感受，眼前景色，内心思绪，俱是一片茫茫。正如王维诗“山色有无中”，虽景象近似，而象外之意至为深远。东坡曾称柳永的“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谓“不减唐人高处”，对这句也可如此看待。
由观塞而自然地想到沦陷的中原，“万里”句即是观塞时引起的感慨。“烽火”为边地报警的设施，而中原一切自不待言，亦不忍言，只这样提点一下，可抵千言万语，这其间含有无限难以诉说的悲惨酸辛。“一尊”句承上启下，北望中原，无限感慨，欲藉酒消遣，而酒罢益悲，真是“举杯消愁愁更愁”，于是不禁向风挥泪。“浊酒”为颜色浑浊的酒，常用于表现艰苦的生活中，微带有粗犷悲壮之意。范仲淹《渔家傲》云：“浊酒一杯家万里”。“戍楼东”，指作者所登荆州东门城楼“”东“字似非无意，实指南宋都城所在的方位。”挥泪“即洒泪，表现内心悲戚之深。秋风吹来，令人不寒而栗，感念中原未复，人民陷于水火之中，而朝廷只求苟安，不图恢复，故觉风亦满含悲意。
此词上阕描写望中要塞景色，明丽壮阔，其中景物也隐约隐呈作者的感情色彩，眼前一片清丽，而人的心情却深藏阴黯。下阕抒发感慨，从人的活动中表现。在读者眼前俨然呈现一位北望中原悲愤填膺的志士形象。整首词色彩鲜丽，而意绪悲凉，词气雄健，而蕴蓄深厚，是一首具有强烈爱国感情的小词，与其《六州歌头》同为南宋前期的爱国词名作。
《史记·滑稽列传》记了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人的故事，但对三人活动的年代，记载了有明显的矛盾和错误。如说淳于髡是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时人，优孟是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时人，优旃是秦时人，秦亡（前206年）后归汉，数年而卒。可是原传却又说淳于髡后百余年有优孟，优孟后二百余年有优旃。这是太史公的疏忽。本篇只选了淳于髡的传。
“滑稽”一词的古义与今义并不全同。古义有多义性，屈原在《楚辞·卜居》中使用它带着贬义，有圆滑谄媚的意思；司马迁在《滑稽列传》里使用它带着褒义，有能言善辩，善用双关、隐喻、反语、婉曲等修辞手法的意思。这两种意义与今义都不尽相同，但又都有语义发展上的相承关系。
这首诗的诗题很具吸引力——“暴富”。要理解“暴富”二字和这首诗，就必须从另一首诗说起，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
正如孟郊《秋夕贫居述怀》里“卧冷无远梦，听秋酸别情。高枝低枝风，千叶万叶声”描绘的那样，孟郊是中唐时期一位有名的“苦吟”诗人，并且与中唐的另一位诗人卢仝过从甚密。他在其《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里写到：“贫孟忽不贫，请问孟何如。卢仝归洛船，崔嵬但载书。······书船平安归，喜报乡里阊。我愿拾遗柴，巢经于空虚。”将人生的贫富脱离简单的物质标准，而以拥有万卷诗书作为无限的精神财富，所谓“贫孟忽不贫”指的正是这样一种境界。而王禹偁的《暴富送孙何入史馆》的写作灵感正是直接取材于该诗，正是按照这种以书籍所代表的精神财富为衡量标准，王禹偁将即将进入史馆供职的孙何戏称为“暴富”一族。
开首的“孟郊尝贫苦，忽吟不贫句。为喜玉川子，书船归洛浦。”正是直接点明了“暴富”所化用的孟郊《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一诗，玉川子即卢仝。孙何也是个爱书之人，进入史馆供职，虽然只是个闲职，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但对于他来说，史馆的职位就意味着可以阅览到皇家珍藏的各类书籍，可以见到许多难得一见的珍本，对于“所乐在稽古”的孙何而言，这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因而称之为“暴富”，除了朋友之间开玩笑之外，也真切地道出了读书人对于精神财富的渴望与珍视。
孙何“淳化三年举进士，开封府、礼部俱首荐，及第，又得甲科。”（见《宋史》）宋代进士及第之后便授予官职，因而他很快便被召入直史馆，并且赐绯衣以示恩宠。但是对于“嗜古”的读书人来说，而进入史馆之后，便能够在皇家图书馆中一睹这些上古典籍的真颜，这才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能够一夜之间‘饫身入三馆，烂目阅四库”，这才是“暴富”之人的享受。
孙何自幼读书勤勉，天资聪颖，王禹偁和孙何关系甚好，因而彼此之间可以用这种玩笑彼此戏谑，但作为身经官场的前辈，对于刚刚步人仕途的晚辈仍然不忘告诫他“暴富亦须防，文高被人妒”，也在玩笑之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王禹偁的一片爱才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