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上山寺访友不遇,却被山中优美的自然景色所吸引,因而尽兴欣赏。过,访问之意;融,是诗人所要寻访的和尚的名字;上人,对和尚的尊称;兰若,梵语“阿兰若”的简称,指和尚的住所。
首句,通过山头禅室里挂着僧衣的细节,既点明了友人的身份、居处,也巧妙地暗示友人不在禅室里,写得干净利落。
次句紧承首句,指出“窗外无人”,也是静悄悄的。只听见山溪流水潺潺,溪上有各种鸟儿飞来飞去。诗人以溪声、鸟飞的声响和动态,反衬出山寺环境的清静。
接下去,第三句“黄昏半在下山路”,省略了主语,句法简洁。七个字兼有叙事、抒情、写景。“黄昏”,暗示诗人尽管访友不遇却兴致未减,已在山顶佛寺四周流连了大半天。“下山路”,说明此刻诗人正慢慢沿着山路往回走。“半在”,表明山路上景色也很幽美,因此自己把半个黄昏都消磨过去了。
“却听钟声连翠微”,“却”字,不仅起到转折句意的作用,还能使人想象诗人蓦然闻钟、回首驻足的情状。“钟声连翠微”五个字,以景物形象、色彩和声音收束全篇。因为作者凝神聆听着悠扬的晚钟声在深山里荡漾、萦绕,所以他感到钟声同这浮荡山间的青翠岚气连成一片。“连”字把听觉形象“钟声”与视觉形象“翠微”彼此沟通起来,传达出诗人独特而又自然的感受。这一句描绘了暮色苍苍中翠色千重的山林美景;而荡漾山林经久不息的钟声,又给这幽深秀丽的山林增添了静谧的气氛。诗人流连忘返、迷恋山林的深情,就从这幅深山幽景中透露出来。
七绝诗篇幅短小,要求作者笔墨精炼。这首诗四句二十八个字,无一句、一字是多余的。摄取的景物虽不多,却显得丰富多彩。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山上寺院屋内挂着僧衣,窗外没有人影,只听见山溪流水潺潺,各种鸟儿飞来飞去。
沿着山路往回走,消磨了半个黄昏,却突然听到晚钟声悠悠传来,仿佛与这山间的青翠岚气连成了一片。
注释
翠微:青翠的山色,形容山光水色青翠缥缈。
这首诗写诗人上山寺访友不遇,却被山中访美的自然景色所吸引,因而尽兴欣赏。过,访问之意;融,是诗人所要寻访的和尚的名字;上人,对和尚的尊称;兰若,梵语“阿兰若”的简称,指和尚的住所。
首句,通过山头禅室里和着僧衣的细节,既点状了友人的身份、居处,也巧妙地暗示友人不在禅室里,写得干净利落。
次句紧承首句,指出“窗外无人”,也是静悄悄的。只听见山溪流水潺潺,溪上有各种鸟儿飞来飞去。诗人以溪声、鸟飞的声响和动态,反衬出山寺环境的清静。
接下去,第三句“黄昏半在下山路”,省略了主语,句法简洁。七个字兼有叙事、抒情、写景。“黄昏”,暗示诗人尽管访友不遇却兴致未减,已在山顶佛寺四周流连了大半天。“下山路”,说状此刻诗人正慢慢沿着山路往回走。“半在”,表状山路上景色也很幽美,因此自己把半个黄昏都消磨过去了。
“却听钟声连翠微”,“却”字,不仅起到转折句意的作用,还能使人想象诗人蓦然闻钟、回首驻足的情状。“钟声连翠微”五个字,以景物形象、色彩和声音收束全篇。因为作者凝神聆听着悠扬的晚钟声在深山里荡漾、萦绕,所以他感到钟声同这浮荡山间的青翠岚气连成一片。“连”字把听觉形象“钟声”与视觉形象“翠微”彼此沟通起来,传达出诗人独特而又自然的感受。这一句描绘了暮色苍苍中翠色千重的山林美景;而荡漾山林经久不息的钟声,又给这幽深秀丽的山林增添了静谧的气氛。诗人流连忘返、迷恋山林的深情,就从这幅深山幽景中透露出来。
七绝诗篇幅短小,要求作者笔墨精炼。这首诗四句二十八个字,无一句、一字是多余的。摄取的景物虽不多,却显得丰富多彩。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词的上片即景抒情,抒发了对兄弟之间长期不得相见的深深感慨和对弟弟的深切怀念,下片追忆从前,希望能有机会到京城与弟弟见上一面,并想象兄弟相会汴京的欢悦情景。
第一句就说“清颍东流”,很符合他这种“、喜临水”的爱好。当时京师与颍州之间的交通,大都靠走水道。苏辙在京师任职,如果来颍州,无疑也将是泛颍水,所以说“愁目断,孤帆明灭”。“孤帆明灭”极见盼望之切。由盼望兄弟远来相聚,从而联想到自己的宦游无根,相隔千山万水,写得非常平实。
“孤负当年林下语,对床夜雨听萧瑟。”苏轼与苏辙从小一同读书,形影不离。成年之后,不得已而分手仕宦四方,分手前,曾有感于韦应物的“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诗句,相约以后早退,共享闲居之乐。苏轼任凤翔幕府时,临别赠苏辙诗曰:“夜雨何时听萧瑟。这两句充满了对官场的厌倦和对兄弟的思念之情,意境清幽而浪漫,从中可见词人内心深处的高情雅致。另外,这两句是一贯而下的,“孤负”二字一直贯到底,也照顾了上文。正因为自己宦游天涯,相隔着万重千叠的白水青山,望断孤帆明灭也终于不能相见,才辜负了当年林下归隐之约,不能对床同眠,共听萧瑟夜雨。所以上片结尾便归结为聚少离多之恨,由长恨而不觉满头白发了。
这首词上片正面写系念之情,没有具体的细节描写,全是写实。而下片的“尊酒”晤谈,把臂“相看”,以至同“觅残春”,则全由具体细节编织而成,却又全是写的梦境。一半抒情,一半写实,抒情全是实情,写实却是梦境,构成了这首词的特别章法。古典诗词中写梦境的名篇很多,但大都有入梦出梦的描写,交代得很清楚,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甚至标题中都标明是梦。但这首词写梦境,却始终未加点破。换头以后,突兀而来,仿佛苏辙真的来到了黄河之侧,怀酒清话,无限缠绵。表面上看起来不知所云,但往细处看,原来这是在写梦。
梦中兄弟相见,共饮于黄河之侧,畅谈往事,互看容颜,大有杜甫《羌村三首》“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意。但杜甫是把实境写得如梦,而东坡这里,却是把梦写得如同实境。“衣上”两句,上句是未见时相思之深,下句是写既见时衷心之喜。“添黄色”出于《玉管照神书》,这是一部谈命相术数的书,而苏轼晚年多读道书,诗词中也往往掺杂道家辞语,这里的“眉间喜气”云云即为一例。这两句一写衣上,一写眉间,充分写出了亲人相见之喜。而衣上的“旧痕”正反衬出眉间“喜气”之重,是写得浓墨重彩,非常感动人的。
这首词的下片写梦境,入梦时既未说破,到结尾也不写出梦,更不点明。只由梦中相见的喜气重重而回顾上片的辜负林下,“便”字轻轻一逗,用得很好。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辜负了当年的林下之约,现在居然在不自觉其为梦的梦境中相见了,当然要领略林下之约的情趣。于是便相携游赏,在故园的池台之上寻觅尚可追踪的“残春”。“春”而曰“残”,也很切合东坡暮年的心境。“便”,还有即便之意,在一气重更之中仍透露出一丝凄凉的况味。池上的残春已近尾声,片片飞花如雪,即便相见相携相赏,也终究是相顾两衰翁了,词境颇为萧瑟。不过,“花如雪”到底是很美的,无多的晚境更值得珍重,萧瑟而并不衰飒。
这首词感情真挚动人,词人以兄弟的情谊为主线来写景抒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而能感人肺腑,其中也夹杂着对官场的厌倦和人生不得意的感慨,是当时作者复杂心情的真实写照。
这是一首抒写伤春怀旧之情的作品。从全词看,充满着往事不堪回首的怨愁情思,应是李煜后期的作品,故也有人称其为是后主绝命词第二首。
此词追昔抚今,在对生机盎然、勃勃向上的春景中寄寓了作者的深沉怨痛,在对往昔的依恋怀念中也蕴含了作者不堪承受的痛悔之情。周汝昌评之曰:“沉痛而味厚,殊耐咀含。学文者细玩之,可以识多途,体深意,而不徒为叫嚣浮化之词所动。”
词的上片,写春景以引抒出对过去岁月的追忆。作者以景入情,用细腻的观察、清丽的语言极力刻画出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春光图。但“风回”一句也让读者隐约感到作者虽面对春色,心中却满是旧思的忧愤之情。“凭栏”句一出,词意渐明,“无言”中仿佛有千言万语。“依旧”是对往昔的怀恋,对现实的感慨。如果说上片还是清丽多于灰暗,春光胜于春愁的话,那么下片则是把上片原有的那一点点由回忆中升起的生机在现实的痛苦中消灭了。承接上片引出的对奢华生活的回忆更加深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愁怨,“烛明”一句中孤独情思,到了“满鬓”一句无法自禁,哀怨至极。这是全词的点题之句,也是全词中最具情感震撼力的一句。
全词描写生动,笔触细致,情景融汇,由景见情,由情生景,借伤春以怀旧,借怀旧以发怨,借发怨以显痛苦,结构精妙,意象生动,在感情上十分挚烈,艺术手法上相当成熟,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这是一首袒露心迹、毫不矫饰的抒情诗,也是一首爱憎分明、议论风发的政治诗。全诗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议论中渗透着卑视鄙弃周朝的强烈感情,在“我安适归”与“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隐含有同周朝势难两立的清晰判断。
歌谣一、二句直陈登上首阳山的高处采薇充饥。这两句用赋体,字句平浅,感情也似乎平淡,其中却包含有决不与周王朝合作这一态度鲜明的抉择。所说的是采薇这一件实事,也可看作是一纸“耻食周粟”的宣言。
三、四句以议论出之,说明不合作的原因。认为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而非以仁义王天下,是不可取的,而武王却并不以此为非。以上四句是伯夷、叔齐表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场、态度,以“以暴易暴”四字对新建立的周王朝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下转入全诗的另一个层次,写个人的历史性的悲剧。
神农、虞、夏时代都是历史上的圣明之世;说神农、虞、夏转瞬即逝,其用意在于反衬自己的生不逢时,由于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立足点而充满了失落感。“我安适归矣”,故意用无疑而设问的语气,增强了感慨的份量,与《诗经·魏风·硕鼠》的“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写法正不谋而合。结尾两句是无可“适归”的延伸和发展。当伯夷、叔齐吟唱到此歌结尾时,虽已气衰力微、不可能呼天抢地地大声唱叹,但这感慨至深的垂死之言,即使声音很小甚至不甚连贯,仍然是会动情地顽强地唱出并长久地回响在首阳山的山涯水际的。
词的标题“赠赵晦之吹笛侍儿”,表明了词作内容和写作对象。
上片,描绘楚山修竹,以竹隐喻人。开头两句,以景起兴,大赞“楚山修竹”,“异材秀出”。字面上写竹材修长高大,实写楚地人才济济。紧接着用排比句,进一步写蕲州的笛竹早已闻名于世,“异材秀出”,“能远可通灵达微,近可写情畅神,谓之龙须风膺玉肌,皆取其美好之名也。”(傅藻《东坡纪年录》注)韩愈也有“蕲州竹笛天下知”(《郑群赠簟》)的赞誉。第六、七、八句用对偶句和联合词组句,承上一转,由写竹笛而进人到写东坡所赠的笛声词中仿佛发出的笛音:如树影疏,如雨后晴,如月亮明,如微风拂,听觉、视觉、触觉三者通感,富有感染力。最后四句,引用古音乐家故事,登高溯远,怀古伤今。“发声嘹亮”(干宝《搜神记》)的蔡邕笛音停息了;“江左第一”(《晋书·桓伊传》)的桓伊笛音消失了,乐坛寂寞,不知白白流走了多少岁月。“知孤负,秋多少?”让后人去伤今。这一过片句,为下片进入主题作了深厚的铺垫。
下片,由近及远,忆写赵晦之吹笛侍儿的吹笛才能。开头三句,点明此词所要赠的主要对象,即赵守后堂深院两位蔡邕式的娇美灵巧的“吹笛侍儿”。接着六句,描写“吹笛侍儿”的整个演奏过程和演技的高妙效果。开始,在花饰窗下吹奏。刚刚吹奏完《梁州吟》曲,继回荡起《霓裳羽衣曲》,广阔空间流动着徵、商、宫、羽四音,最后一音如云飘。“嚼”、“含”、“泛”、“流”四字,效果逼真,“奇声独绝”,从她们的轻笛妙曲中获得最优美的艺术享受。最后三句点题,向赵晦之发出祝愿:愿你清爽优游,安土忘怀,我仅以《霜天晓角》献上,以补“吹笛侍儿”演奏时“角”音之不强。这实为肺腑之言,催人泪下。
全词围绕“竹”、“楚山修竹”、竹笛、“吹笛侍儿”,以景起兴,景事融合,由近及远。名为写楚竹,实为写楚人;名为借古喻事,实为借事伤今。怀念赵晦之的友情,文赞美了“吹笛侍儿”的高超技艺。“知孤负,秋多少?”字里行间难免流露出对某些中华传统文化白白流逝而伤感。但从词的整体来看,虽然点化引用了许多史事,但不为事实所局限。“清丽舒徐,高出人表”,“曲尽咏笛之妙”,使词篇产生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