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相思”一句用拟人手法写梅花，“相思”竟至于“一夜”，体现了词人孤独寂寞之状。“水边清浅横枝瘦”一句化用“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意，既写梅花的形象，亦暗写月。“水边清浅”是梅生长的环境；“横枝瘦”形容梅花的风韵姿态；“瘦”字照应上句，是“相思”的结果。“相思”是此词意脉。“相思”不得，故小；小不得，故千里寻人，遥致情怀；寻人致语仍难遗缱绻孤寂之情，遂有问；由问而突出梅花在凄雨寒云之下傲然挺立的清标风神，从而也就抒写出词人坚持正义不怕打击不屈不挠的人格，完成了意境创造。
“小窗如昼，情共香俱透。”这两句咏月与梅。上句写月，暗及窗内之人，“如昼”二字描绘了皓洁的月色，月照“小窗”，体现出室内人的难眠之意；下句“情”因“相思”而生，“香”从嗅觉上写梅花，“透”字自月光转出，而用“共”、“俱”二字将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情景交融。
“清入小魂，千里人长久。”两句意蕴丰富。这里的“清”既指月亮的清辉，亦指梅花的清香；清辉幽芳伴人入小，体现了小境的和谐、温馨。“千里人长久”化用苏轼《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词意，写词人对远方友人的祝愿，既含有相思之情，又暗中关合一个“月”字，意境绵邈，含蓄委婉。
“雨僝云僽倦，格调还依旧。”这两句咏梅言志，先以疑问句突出词情，继而写梅花遭受风雨摧残而格调还依旧”，表现了梅花在风雨中傲然挺立的清标风神。梅花的“格调”，正是词人高洁品质和坚持正义、不怕打击、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
这首月下咏梅词，托梅言志，借月抒怀。词人把梅、月、人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来写，寥寥数笔，点染出梅花的幽姿清韵、暗香芳魂，也描绘出月亮的清辉，创造了一个清幽温馨而又朦胧飘渺的境界。通篇写梅月，却不道出半个“梅”字“月”字，而能尽得其象外之物，环中之旨，脉络井井可寻，是一首“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佳作。这首词把梅的品格和词人的心境表达得曲折尽意，饶有余味。
全诗共四章，每章六句。诗前三章是结构相似的重调，每章的前两句写花起兴，从“其叶湑兮”到“芸其黄矣”再到“或黄或白”，将花繁叶茂的盛景充分地表露出来，也由此烘托出抒情主人公心中的无比欢娱。
在首章，诗人并没有详写“我”所遇的“之子”的具体模样，而只写了自己的主观心理感受“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心中烦忧尽泻，充满欢乐。为了说明“之子”使得“我”如此欢悦的原因，此诗第二章给“之子”一个特写镜头，这个镜头没有对准他的面部，也没有对准他的眼睛，而是对准其服饰：“维其有章矣。”这样的叙述中渗透着赞美之情，因为服饰之美在先秦时期是身份和地位的外在表现。至此，诗人仍觉不足，又将目光转向全景，在第三章写“之子”的车马之盛，“乘其四骆，六辔沃若”，十足风光，十分气派。如此一层一层推进，在形象的跳跃式叙述中显示出欢快的激情。
诗若就此打住，便显得情感过于浅直，而且缺少了雅诗中应有的那份平和与理性，于是诗第四章从节奏和用韵两方面都变得舒缓起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从左右两方面写君子无所不宜的品性和才能，有了这方面的歌唱，使得前面三章的赞美有了理性依据。“维其有之，是以似之”，两句总括全篇，赞美君子表里如一、德容兼美的风貌，以平和安详作结。
整首诗以花起兴，赞颂人物之美，节奏变化有致，结构收束得当，读来兴味盎然，且无阿谀之感，确是一首轻松欢快又不失稳当的雅诗。
让我抓住不放的是“钟山”这个词。后主对“钟山”这个词很有爱，自号钟隐、钟山隐者。“钟山”对后主来说，意味着出世、隐居、清逸。因此联系全文，“钟山”一次并非实指而是虚指。无乃见钟山并非说见不到钟山，而是说无法继续目前这种类似隐居的闲逸的状态。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应该是，有一件事他不想去做。不想做的理由是因为环境恶劣，无法像现在这样清逸闲散。
他说“不想去”，意味着有选择的余地。又说不想去的理由是因为“不能这么安逸”，意味着他目前的生活状态是相当安逸舒适的。如果是亡国前后期的作品，是否去汴京，是他可以选择的吗？他当前的生活状态，能用“安逸”来描述吗？显然不能。所以这不是亡国前后的作品。
将这首诗和后主的生平相联系，可以作以下猜测：所谓异国，并非指某个国家，而是指自己灭亡的唐朝。所谓惊涛，并非是说渡江的情景，而是自己现状。所谓钟山，并非是说某座山，而是说隐居的生活。而在后主心目中，隐居不代表清苦，而代表清逸。
他现在正过着十分安逸的生活，很舒服满足，不想放弃这种生活去过另外一种类似于“惊涛骇浪”般的，有别于现在的生活。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史记·滑稽列传》记了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人的故事，但对三人活动的年代，记载了有明显的矛盾和错误。如说淳于髡是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时人，优孟是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时人，优旃是秦时人，秦亡（前206年）后归汉，数年而卒。可是原传却又说淳于髡后百余年有优孟，优孟后二百余年有优旃。这是太史公的疏忽。本篇只选了淳于髡的传。
“滑稽”一词的古义与今义并不全同。古义有多义性，屈原在《楚辞·卜居》中使用它带着贬义，有圆滑谄媚的意思；司马迁在《滑稽列传》里使用它带着褒义，有能言善辩，善用双关、隐喻、反语、婉曲等修辞手法的意思。这两种意义与今义都不尽相同，但又都有语义发展上的相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