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夙龄爱远壑，晚莅见奇山。”诗人开头说他年轻时候就雅爱高山远壑，晚年又见到了这座奇秀的定山。实际上，沈约此时才五十余岁，这里说“晚莅”，是有意拉长从年轻到老年的时间跨度，以极言自己爱山爱水的至深至切。既是如此，而今又得新睹一座奇秀之山，诗人且惊且喜的兴奋之情，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了。所以，首联虽平言浅语，涵意颇丰。诗人对定山的总体印象是“奇”，因而称为“奇山”。
以下八句，就是围绕这一“奇”字而展开的。首状山之高绝：“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奇峰峻岭，高耸于云水之间，直刺出依天长虹之外。仅此一联，便将定山雄姿写神写活。次写山之险峻：“倾壁峰斜竖，绝顶复孤圆”，悬崖峭壁，或矗起直指长空，或斜立俯视大地，睹之令人目迷神炫；直到极顶绝处，山势才稍展平缓。“孤圆”二字传神，状写出险峻中有平缓、坦畅处见奇兀的绝顶之势。再次则写山下水势：“归海流漫漫，出浦水溅溅”。此时，诗人视线已转移到山底。只见钱塘江水浩浩荡荡，直赴大海，那奔腾激溅而起的朵朵浪花，欢快跳跃，煞是壮观。山蓄水势，水壮山威，这与绝顶之孤圆一起，都足证定山确实是无处不奇。接下来，诗人把视线从渺远的海口收转回来，静心观赏起了盛开的山花。紫的海棠，红得如火欲燃的山樱，绚丽多彩的颜色，绘写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远壑”、“奇山”的神奇诱惑，大自然的无可抵御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诗人，陶醉了诗人，使他留连忘返，飘飘欲仙。
所以，最后四句，诗人便由衷地抒发了返归自然的理想。兰草、杜若、荃草，是《楚辞》以来诗文中经常引用的物象，用以比喻修诚立行、洁身自好，诗人这里也因承此意。“忘归属兰杜”与“怀禄寄芳荃”虽为工整对句，却暗寓前因后果关系。惟因意属兰杜，憺而忘归，故虽为怀禄做官之人，亦情寄芳草。此联总束写景，并由景中具象征意义的兰杜芳荃，转入抒怀，在章法上显得老到圆熟。最后一联，诗人复由山间芳草，联想到可以服之成仙的三秀灵芝。意欲采而餐之，像何氏九兄弟那样，飘飖远逝，羽化而登仙。三秀由兰杜引出，盖二者都是《楚辞》中常用之芳草名，故生此联想，全不显牵强。全诗在企羡仙境的遐想中结束。
此诗写景，全是视觉形象，诗人特别注意写出两方面的特色。一是山间形势的“势差”。高至九层云霄，低迄溅溅流水，惊心有倾壁绝顶，悦目有野棠山樱，客观形势的“势差”之大，正与主观感受的“势差”相互映衬，有强烈的对比感。因而，诗篇虽然层层敷衍，步步刻画，但并不生涩呆板，而是气脉贯注，意象万千，有清新、洒脱之感。二是注重色彩描绘。诗虽不长，却五色斑斓，异彩纷陈，彩虹、白云、青山、红樱等，络绎缤纷，恍如欣赏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图画，赏心悦目，意绪留连。
第一首诗开头两句是汝南人民水灾后重建家园的生活写实。汝水“抱城”奔流的势头和火种田中的“烧痕”换新绿的场景，告诉人们：春色被“偷”到人间，人们正在为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而努力。三四句把眼前景物与灾情回忆结合起来。“湘妃泪”、“杜宇魂”，借用虞舜二妃泪染斑竹和蜀王杜宇魂化子规的典故，喻指灾区人民家散人亡，拭泪招魂的凄惨情状。诗人眼中见到的修竹影，耳边听到的子规声，唤起他对灾民的深切同情。千万点血泪，一声声杜宇，汝南人民遭受洪灾，无家可归，惨不忍睹的镜头，如同就在诗人眼前。五六句回顾了造成水灾的历史根源：汉代、唐代留下的隐患和祸根。前句指西汉末年翟方进为相，奏废汝南水利工程之一的鸿隙陂，从此“水无归宿”，经常为害。下句指唐宪宗元和年间，吴元济割据蔡州等地，对抗李唐王朝，擅改汝水故道，虽为李愬讨平，却贻祸无穷。这些往事，追想起来，都是令诗人哀伤愤慨的。七八句说城堞倾圮已尽，希望太守重加治理。诗人以陶侃来拟向宗回，祝愿他像陶侃那样，为巩固赵宋王朝而效力。
第二首诗开头两句展开了一幅郊野萧条景象的素描：炊烟袅袅，郊野的孤村，依稀可辨；天色清寒，村舍的痕影，一点也看不见。洪水给汝南人民带来的后果，还未消除。三四句写汝南两个名胜车网湖和壶公祠的傍晚景色。湖边梅花盛开，祠畔明月初上，风景原本很迷人，但前一年的灾情，诗人记忆犹新，前村的景象，宛然在目，他触景伤情，泪溅魂销。这景况和诗人同时之作“风将沉燎萦歌扇，雪带梅香上舞衣”（《次韵裴秀才上太守向公》），风格迥然不同。五六句说汝南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古城。早在春秋时代，它就是蔡、沈等国的封地，颇多“先贤”，人们立庙祭祀以示追怀“恩”泽。七八句则从另一角度指出：历史上蔡州也有秦代李斯（上蔡人，上蔡宋属蔡州）这样的人物，他官至丞相，却终遭杀戮之祸。诗人以提问的口气，把李斯临刑时“牵黄犬出上蔡东门”的“长叹”反说出来（《史记·李斯列传》），意在从他身上引出经验教训。
这组诗表现了汝南的地理历史概况，却各有特点。第一首诗，上半部分写人民重建家园的辛勤劳动和水患带来的严重后果，下半部分指斥汉、唐两朝当国宰相和乱臣贼子的所作所为，对太守向宗回寄予了希望。诗人从国家利益着眼，向地方长官提出建议，对人民生活表示关切，是应该受到肯定的。“茫茫”二句写汝水抱城奔流，春色中带有烧痕，诗人主要借助“烧痕”于无人处写出人来。而“偷”字从诗人眼中来发现、辨认，尤为传神。“千点”二句假物寓人，借景抒情，也于无人处写出人来。它既有烘托前两句的作用，也能增强对读者的感染力。“遥怜”二句由汉代的昏庸宰相说到唐代的乱臣贼子，也是句句有人。回顾汝南历史，一正一反，给人不少启示。末句“陶侃梦天门”的祝愿指名道姓，对照明显。而第二首诗，上半部分写水灾之后的情景，下半由蔡州在春秋时代已是封疆之国和恩泽民众的将相祠庙依然受人供奉，表现出这里民风淳朴，并引李斯之事为戒。这对太守向宗回也有讽劝作用。诗人从国家利益着眼，向地方长官提出建议，对人民生活表示关切，是应该受到肯定的。“庖烟”二句写诗人通过炊烟遥认孤村，主要借“庖烟”于无人处写出人来。而“认”字从诗人眼中来发现、辨认，尤为传神。“车网”二句假物寓人，“封疆”二句由春秋的封国说到庙食的将相，也是句句有人。回顾汝南历史，一正一反，给人不少启示。末句写李斯“牵黄犬”的“长叹”，指名道姓，对照明显。诗中说，古代的将相之所以到后来仍然受到祭祀，是因为恩及于民，作者劝勉太守之意自在言外。
秦观是小小的教官，向宗回曾多次请他代撰境内受祭祀之神的文章，可见对他是尊重的。在郡守登楼眺望时，他的次韵之作，咏史悯时，发了很多感慨。这首诗能摆脱一般“次韵”诗的窠臼，所以能成为名作。
开头四句申述壮志难酬的历落遭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化用《魏书》卷七十《傅永传》中事：“傅永，字脩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聘。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古代诗人言从戎、歌《出塞》，鄙文崇武，一般与谋求自身的前途有关。这一点高适说得最为明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上》）陆游以文武双全的傅脩期自况，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由于金朝屡次以大兵压境，南宋处于危难之际。陆游为了御侮救国，才不甘心仅仅当一名文士。“击狂胡”是一个战士的本分，“草军书”是一个从戎的文士力所能及的工作。诗人没有把文与武对立起来，也不用“投笔从戎”一类的成语，说明他想得很实际。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际却十分不幸：“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人生最宝贵的光阴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诗人希望在这30年间为恢复祖国河山发挥自己的才干，并积极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奔走四方，但结果实在令人失望；虽行年五十，却依然是一介瘦儒。诗人内心满是愤懑之气。他想尽情地喷发出来，但官场的险恶处境又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只好用一个“犹”字略事点染。这在艺术上恰如蚌病成珠似的，成全了作者。对于五七言古诗来说，“气”是十分重要的。气盛而敛，风骨自振，字字句句都富于感人的力量。反之则必然格卑句弱，缺乏动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二十句就观大散关图之所见生发感想。这种感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主要借观图一事表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大散关一带，山川有险阻之势可凭，人民有忠勇之气可用，加上关中为秦汉故都，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如若先据有关中，再东向而出，便势如破竹，可以把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一举赶出中原。这一层次，作者把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并从地理、人事、历史三个方面着笔，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大散陈仓间”，不是单指大散关与陈仓县之间的一小段地区，而是泛指关中广大地区。“劲气钟义士”是说关中人民气劲志刚，是绝不肯长期屈从于金人的统治，必然会奋起反抗的。这在忠义之士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人民渴望收复失地，复兴宋室，这对南宋朝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与共壮图”一句，正是提醒南宋朝廷不要辜负关中人民的爱国心愿。“坡陁咸阳城，秦汉之故都”两句，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申述先取关中地区对于建立帝王之业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南宋最高统治者已经没有秦、汉两朝开国皇帝的气魄。他们偏安江左，歌舞升平，完全无意于恢复中原，所以诗人不得不沉痛地发出了悲凉的哀吟：“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
第二层次主要是想象自己擘画的战略意图实现后的胜利景象。“安得从王师，泛扫迎皇舆？”这两句是说，诗人十分希望随从王师攻入关中，进而收复中原，迎接銮舆回到汴京。从此以后，南北限隔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交通也由此而通畅：“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沦陷区光复后，各地的货物源源不绝地运到了汴京：“士马发燕赵，布帛来青徐。”遭受严重破坏的汴京开始重建了：“先当营七庙，次第画九衢。”被击败的金朝军队衰弱不堪，朝廷只需派出一支偏师便可把金朝最高统治者俘虏过来：“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上寿大安宫，复如正观初。”唐太宗李世民校猎有获，每亲献禽于大安宫（参阅《旧唐书·太宗纪》）。诗人用此故实，表明他不仅想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且还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大治。
这两个层次在全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借观图所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一；诗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借观图所思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二；诗中崇高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报国宏愿与诗人穷愁潦倒的“癯儒”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油然而生对软弱无能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愤恨，这是三。从感情结构上说，由于这两个层次着笔的角度各不相同，表达的感情也就有所区别。第一层次着眼于现实，感情比较冷静，略带悲慨；第二层次偏重于幻想，感情比较奔放，显得乐观自信。用幻想中的成功和欢乐来填补现实中的不足，以乐语写哀，可以在艺术上收到最佳的美学效果。本诗读来倍觉悲壮动人，实有得于此。
最后四句倾诉了诗人无可奈何的悲楚情怀。“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话虽是从正面说的，但反面的意思却十分明白：那些醉生梦死、不图恢复的昏庸之辈虽然还活着，但与 蝼蚁没什么两样。用冲和的语气来表达愤激的感情，这比之横眉怒斥更为深沉有力。但南宋统治集团既定的国策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诗人终于不能有所作为。“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两句，可以说是诗人在百般寻求解脱而又实在无法解脱的情况下的自嘲与自慰。恢复国土，人人有责，这样的“志”，本无可嘲而自嘲，愈显出诗人受压抑之深和无可奈何之叹。临了，只能借酒浇愁。无奈诗人燃烧的爱国热情不是几杯浊酒所能浇下去的，酒入愁肠，醉胆开张。诗人的满腔怨愤已不能自己，但诗中仍不敢显言，只用一个“空”字微微逗出。全诗到此打住，但感情的波涛仍在激荡。陆游此诗写于嘉州。他在《读岑嘉州诗集》中赞扬岑诗道：“笔力追李杜”明代诗人边贡云：“称其近于李杜，斯可谓知言矣。”（《岑嘉州诗集》明正德十五年济南刻本《刻岑诗成题其后》）陆游此诗不仅爱国激情浩乎沛然与岑诗一脉相承，而且在“笔力追李杜”这一点上，亦与岑诗相仿佛。诗人由观大散关图而想到如何对中原用兵，又从用兵成功的幻想而回归到冰冷的现实；诗人最不愿意纸上谈兵，而最后又不免纸上谈兵。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冲突，给全诗灌注了一股郁勃不平之气。这与杜诗沉郁的风格十分相近。全篇兴会飙举、骨力豪健、词气发扬踔厉、流吐似不费力，这又酷肖李白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