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用西湖的“昔日”与“今日”进行对比，写出的是“昔日”的“笙歌”“酒楼”“香风绮罗”，“今日’’ 的“干戈”“渔船”’ “落日沧波”，作品在最后还归结出了总的感受。此曲用事实说话，行文流畅，结构严谨，语言朴实，形象生动，“素描”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怀旧”的情绪跃然纸上。
“问西湖昔日如何？朝也笙歌，暮也笙歌。”三句用自问自答方式描述杭州昔日的繁华，令读者立即想起“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诗句，当年的西湖确实如此繁华。“问西湖今日如何？朝也干戈，暮也干戈。”同样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写现实中的杭州，十年战乱，民不聊生，尽在三句中。从宏观视野的角度，用对比的手法将西湖今昔盛衰的总体印象表现出来，效果极其强烈。
接着描写湖面和西湖周边的环境，继续用对比的手法。“昔日也，二十里沽酒楼，春风绮罗；今日个两三个打鱼船落日沧波。”“二十里沽酒楼”和“两三个打鱼船”简直不可想象的变化。“春风绮罗”和“落日沧波”，又是鲜明的对比。“光景蹉跎，人物消磨。”两句是对前文今日西湖的高度概括，一切美好的光景都随着战乱离去，众多人物，包括文臣武将和才子佳人也都成为历史。“昔日西湖，今日南柯”两句是结尾，对于作品成败是非常关键的。这两句收束有力而苍劲，大好的风景在战乱中消失，大好的城市在战乱中破碎，大好的生活被战乱毁弃，众多大好的生命被战乱夺取，使昔日繁华美好的西湖成为今天的梦境。战乱是这一-切结果的罪魁祸首。故本篇有反战的思想倾向，是很可贵的。
这首小令并没有直接表达观点，但西湖昔日之繁华安逸与今日之破败荒凉的鲜明对比，正是对战争无言的控诉。全曲语言朴实，纯用白描，情调低沉婉转，有如挽歌。
这组诗共二首，但许多选本只看中第二首，因而第一首已鲜为人知。其实第二首虽好，却是第一首的注脚。第一首所说的“此意自佳君不会”的“此意”，正是指第二首所写的西湖晴雨咸宜，如美人之淡妆浓抹各尽其态。不选第一首，题中的“饮”字也无着落。苏轼的意思是说，多数人游湖都喜欢晴天，殊不知雨中湖山也自有其佳处。湖上有水仙王庙，庙中的神灵是整天守在湖边，看遍了西湖的风风雨雨、晴波丽日的，一定会同意自己的审美观点，因而作者要请水仙王共同举杯了。
这一首的首句“艳”字下得十分精到，把晨曦的绚丽多姿形容得美不胜收。若只看第二首，则“浓抹”一层意思便失之抽象。
此诗两章开篇都以“能兰”枝叶起兴，描述女诗人眼中“童子”的年幼无知。因为能兰的荚实与觽都是锥形，很相像，故诗人触景生情，产生联想。这位女诗人与诗中的“童子”，可能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关系非常亲密。可是，自从“童子”佩带觽、套上韘以来，对自己的态度却冷淡了。觽本是解结的用具，男子佩觽并没有严格年龄限制，与行冠礼不同。据《礼记·内则》记载：“子事父母，左佩小觽，右佩大觽。”《说苑·修文篇》也说“能治烦决乱者佩觽”，故毛传谓觽是“成人之佩”，佩韘则表示“能射御”。当时，贵族男子佩觽佩韘标志着对内已有能力主家，侍奉父母；对外已有能力从政，治事习武。正因为如此，所以诗中的“童子”一旦佩觽佩韘，便觉得自己是真正男子汉了，一下子稳重老成了许多。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是这一变化，在那多情的女诗人眼里，不过是装模作样假正经罢了，实际他还是以前那个“顽童”。最使她恼怒的是，本来他们在一起无拘无束，亲昵得很，而现在他却对自己疏远了，冷落了。因而“童子”的日常言行举止乃至垂下的腰带，无一不惹她生气，看了极不顺眼，甚而觉得这一切都是故意做给她看的。尽管他“容兮遂兮”，处处显示出一副成熟男子的模样，而她偏要口口声声唤他“童子”。“童子”的称呼，正包含着她似娇还嗔的情态，从这一嘲讽揶揄中不难察觉她“怨”中寓“爱”的绵绵情意。
全诗两章重叠，实际只有三个字不同，寥寥数语，就把“童子”态度的变化及姑娘的恼怒心理描摹出来了。这是诗经中惯用的复沓的手法，用以强调本意，诉说“童子”的不解风情。每章前四句一韵，后两句一韵，从乐歌的角度考察，后两句大约是附歌。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