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和诗，作者是用原唱同题抒发自己宦游江南的感慨和归思。江南早春天气，和朋友一起游览风景，本是赏心乐事，但诗人却像王粲登楼那样，“虽信美而非吾土”，不如归去。所以这首和诗写得别有情致，惊新而不快，赏心而不乐，感受新鲜而思绪凄清，景色优美而情调淡然，甚至于伤感，有满腹牢骚在言外。
诗一开头就发感慨，说只有离别家乡、奔走仕途的游子，才会对异乡的节物气候感到新奇而大惊小怪。言外即谓，如果在家乡，或是当地人，则习见而不怪。在这“独有”、“偏惊”的强调语气中，生动表现出诗人宦游江南的矛盾心情。这一开头相当别致，很有个性特点。
中间二联即写“惊新”。表面看，这两联写江南新春伊始至仲春二月的物候变化特点，表现出江南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水乡景色；实际上，诗人是从比较故乡中原物候来写异乡江南的新奇的，在江南仲春的新鲜风光里有着诗人怀念中原暮春的故土情意，句句惊新而处处怀乡。
“云霞”句是写新春伊始。在古人观念中，春神东帝，方位在东，日出于东，春来自东。但在中原，新春伊始的物候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礼记·月令》），风已暖而水犹寒。而江南水乡近海，春风春水都暖，并且多云。所以诗人突出地写江南的新春是与太阳一起从东方的大海升临人间的，像曙光一样映照着满天云霞。
“梅柳”句是写初春正月的花木。同是梅花柳树，同属初春正月，在北方是雪里寻梅，遥看柳色，残冬未消；而江南已经梅花缤纷，柳叶翩翩，春意盎然，正如诗人在同年正月作的《大酺》中所形容的：“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所以这句说梅柳渡过江来，江南就完全是花发木荣的春天了。
接着，写春鸟。“淑气”谓春天温暖气候。“黄鸟”即黄莺，又名仓庚。仲春二月“仓庚鸣”（《礼记·月令》），南北皆然，但江南的黄莺叫得更欢。西晋诗人陆机说：“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悲哉行》）“淑气催黄鸟”，便是化用陆诗，而以一个“催”字，突出了江南二月春鸟更其欢鸣的特点。
然后，写水草。“晴光”即谓春光。“绿苹”是浮萍。在中原，季春三月“萍始生”（《礼记·月令》）；在江南，梁代诗人江淹说：“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苹.”（《咏美人春游》）这句说“晴光转绿苹”，便是化用江诗，也就暗示出江南二月仲春的物候，恰同中原三月暮春，整整早了一个月。
总之，新因旧而见奇，景因情而方惊。惊新由于怀旧，思乡情切，更觉异乡新奇。这两联写眼中所见江南物候，也寓含着心中怀念中原故乡之情，与首联的矛盾心情正相一贯，同时也自然地转到末联。
“古调”是尊重陆丞原唱的用语。诗人用“忽闻”以示意外语气，巧妙地表现出陆丞的诗在无意中触到诗人心中思乡之痛，因而感伤流泪。反过来看，正因为诗人本来思乡情切，所以一经触发，便伤心流泪。这个结尾，既点明归思，又点出和意，结构谨严缜密。
前人欣赏这首诗，往往偏爱首、尾二联，而略过中间二联。其实，它的构思是完整而有独创的。起结固然别致，但是如果没有中间两联独特的情景描写，整首诗就不会如此丰满、贯通而别有情趣，也不切题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的精彩处，恰在中间二联。
尾联点明思归和道出自己伤春的本意。诗采用拟人手法，写江南早春，历历如画，对仗工整，结构细密，字字锤炼。
这首诗造语警策。体例上韵脚分明，平仄和谐，对仗工整，已是成熟的律诗作品。结构上，首联一个意群，颔联颈联一个意群，尾联又一个意群，并且首尾呼应、中间展开。这种行文方式是初唐律诗乃至此后的唐律中常用的格式。因此，这首诗可谓初唐时期完成近体诗体式定格的奠基之作，具有开源辟流的意义。
这是作者为悼念亡妻昭惠皇后周娥皇而作的悼亡诗。此诗写出了作者见物思人，回忆起妻子生前弹琵琶的样子，表达了作者对亡妻的无限思念之情。全诗巧用想象、虚实结合等艺术手法，描写细腻，生动感人。
首琵琶是周后的公公李璟赠给周后的，是李璟对儿媳超凡绝伦的弹奏艺术的奖赏，是周后生前的心爱之物。其次，它是周后临终前赠给丈夫李煜的绝别之物，是周后音容笑貌的化身，李煜对此珍重异常。
看见爱妻生前喜欢的琵琶，李煜自然就想到爱妻生前演奏琵琶的模样，她肩细如削，身上的丝带索索作响，让人沉醉。“侁自肩如削，难胜数缕绦。”这两句对妻子弹奏琵琶的描写十分细腻，犹如人在眼前，琵琶声声声入耳。
后两句诗尤其富有意味。“天香留凤尾”是实写，写诗人确确实实嗅到了琵琶上爱妻的余香；“余暖在檀槽”则是虚写，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恍惚之间，李煜感到爱妻仿佛刚弹奏一曲，琵琶上还残留她的余温。檀槽上其实不可能有余温了，但李煜忽觉此情此景才刚刚发生，事实却是这水不可能重来。泪雾散去，出现在诗人眼前的只是这冰冷的琵琶，真情由此而出。
妻子死后，人去楼空，睹物思情，寻常的小物件也能勾起往日的绵绵情思。可以想象，他独自一人拿着琵琶，轻轻抚摸，那琵琶上似乎都还遗留着妻子的芬芳和温暖。李煜用非常丰富的细节来表达无尽的哀思，无一句谈及思念，而思念已在细节间展露无遗。
华清宫，中国古代离宫，以温泉汤池著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麓。据文献记载，秦始皇曾在此“砌石起宇”，西汉、北魏、北周、隋代亦建汤池。华清宫在后世名声大噪，唐玄宗、杨贵妃二人功不可没。而历来以“华清宫”为题材的咏史诗，也基本都是唐玄宗、杨贵妃二人密切相联。李约的《过华清宫》就是其中的一首，此诗通过咏史抒怀，讽刺统治者荒淫误国，感叹王朝兴衰，抒发黍离之悲。
首句就直斥玄宗皇帝：作为一国之君，玄宗皇帝耽于享乐，追求淫逸，反把国计民生的大事看得很轻。第二句用“一曲霓裳”一笔带过唐玄宗、杨贵妃二人沉醉于歌舞的享受生活。“四海兵”三字，是唐玄宗、杨贵妃二人耽于享乐、追求淫逸所酿成的苦果：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盛唐走向了衰微。这与杜牧的“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有异曲同工之妙。君王以“万机”为轻，却以享乐为重，酿成亡国之大祸必在情理之中，正所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三、四两句是诗人目睹华清宫的景象：帝妃早已升天作古，只有四季“长生”的树木，见证了华清宫的兴衰。
这首诗主要采用对比的手法：昔日霓裳羽衣，歌舞升平；今朝杂树丛生，宫殿荒凉。
此词是南唐后主李煜在江南盛时对其宫中歌舞升平景况的描写。反映了李煜早期的宫廷生活。
词的上片，是帝王奢华生活和耽于享乐的真实写照。
起言红日已高，金炉添否，是歌舞时外部环境的描写。全然是一副官贵闲人的作派。陈善《扪虱新语》卷七：“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贵气象。”此不虚言。据史书记载后主宫中非常官丽堂皇。如《五国故事》中说李煜：“尝于宫中以销金罗幕其壁，以白银钉瑇瑁而押之。又以绿钢刷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于其外。又以花间设画小本亭子，才容二人。煜与爱姬周氏对酌于其中，如是数处。”又，宋·陶谷《清异录》卷上记载：“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拱阶砌，并作隔简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其宫中焚香之器名目繁多，奢华之极。但作者在此词只用此两句巧妙地描写作者金碧辉煌、雍容华贵的生活画面。“三丈透”言为时不早，其慵懒轻松的情态仿佛想见。“金炉”、“香兽”等已并非—般人家轻易置得。又何况是“次第添”。其中可料知歌舞进行已久，排场亦大。但主人对这些花销用度并不吝惜。通宵达旦的歌舞，奢丽浮华的器具，放浪不拘的宫廷生活，在作者眼里是那样的和谐自然。这也就自然地引入下片。
下片的首句承上片而来，写作者眼中佳人的舞姿，发散钗落，可以同上片首句对应看到，歌舞一直未休，可能是夜以继日的。词人非常细心地捕捉到了歌舞场景中的两个细节“地衣皱”、“金钗溜”。随着飞速旋转的舞步红锦织成的地毯打起皱来，舞女的金钗从发髻滑落下来。“酒恶”一句，写作者已经酒醉不支，但却仍旧以花解酒，力图继续饮宴。“拈‘字、“嗅”宇写酒醉时的娇态。微醉的她时而拈花带笑，嗅花为解，意犹木尽。尤见其酣嘻情趣、楚楚可怜。最后一句跳开的场面描写，从侧面反映这里的活动是如何的喧闹。从内容上看，词中反映的生活是空虚腐朽的，不仅在生活起居上一味地追求奢华，而且毫不顾及政事百姓，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享乐安逸当中。同时，作者在词中的种种作态对其本人来说，作者始终是抱着一种自得的、欣赏的态度的，作者的自我陶醉的心情甚至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得到说明——作者大概乐于或希望别人知道作者的这种生活，所以要使“别殿遥闻箫鼓奏”。从艺术上看，此词的结构严谨，技巧娴熟，语言华丽，喻象生动。上下两片承接自然紧密，浑然一体，场面描写细腻到位，情态表现活灵活现，如“酒恶时拈花蕊嗅”一句，贴近生活，使一个醉酒享乐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尤其是“红日已高三丈透”句，更是被称为“绝唱”。
此词描写帝王享乐的词，艺术上的精美与内容上的腐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同作者后期的词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此可见，如果不是对这种耽于奢华生活乐而不疲，恐怕李煜也不一定会成为一个亡国之君，阶下之囚。历史的警醒也许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