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这两句叙事，显得很随意，是说在东皋种苗，长势如何如何。但就在随意的话语中，显出了一种满意的心情，他说这话好像是在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陶诗中有“带月荷锄归”，“浊酒”云云是常见的语句。看来他对“荷锄”并不感到是多大的重负，差不多习惯了。“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去来兮辞》有“或巾柴车”的句子。这两句写得很自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家的生活本来就是如此自然。“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归去来兮辞》有“稚子候门”的话。等着他的就是那么一个温暖的“归宿”，此时他的倦意会在无形中消释了。这四句写暮归，真是生动如画，画面浮动着一层安恬的、醉人的气氛。这就是陶渊明“田居”的一天，这一天过得如此充实、惬意。
“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这是设问，自问自答，如同陶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句式。这与陶诗“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意思相似，表示了对劳动的重视。“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桑麻兴旺，蚕事顺遂，这是他的生活理想，正如陶诗所写：“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下面写道：“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素心”，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心愿。后面这一段通过设问，揭示陶渊明劳动的体验、田居的用心，很是符合陶渊明的实际。
今《文选·江淹拟古三十首》收有这首诗，并被当作《归园田居》的第六首。宋代大文豪苏轼就以此为陶诗，还特举“日暮”以下四句赞扬之，且写了《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而后世诸家以为此诗非陶渊明所作，当是江淹所作的拟陶诗。
和亲，是在帝国看似强盛的肌肉上深深扎下的一根尖刺，让无数帝国有心之士彻夜难安，痛不欲生。在辗转反侧之中，是否会有人扪心自问，这样的决策对于那些如花女子公平与否？事实上，没有人去关怀这些可怜女孩子们的微弱愿望。 在所有胸怀宏伟大业和深陷政治漩涡之中的那些人看来，能够以微小的代价换取数十年的安宁，一切牺牲尽皆微不足道都是值得与舍弃的，如此置换的结局甚至显得十分美好。在汹涌澎湃的和亲大潮翻滚之下，没有人能够看到女子流淌下来的热泪，因为眨眼之间就淹没在这股浪潮里面，无声无息。 边地莺花少 窗外天上云舒云卷，室内史册忽明忽暗，历史烟云终归是繁花一梦，不管是霸图伟业，抑或是神仙眷侣，到底尘归尘，土归土。如果说记忆还有些许温度，也只剩腮边刚刚滑下来的那一行行热泪，滚烫而炽热。
《同李少府观永乐公主入蕃》 作者孙逖，唐朝诗人，大家只要知道他与“燕许大手笔”中的苏颋齐名，知道这一点就够了。毕竟其人阅历事迹，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基本上是茫然地，知道与不知道，没有什么分别。如果说有什么是要补充的，便是《全唐诗》收其诗一卷，共六十首，这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有兴趣的，可以去翻阅一二。 关于这首诗创作的背景，根据新旧唐书记载，开元三年，契丹首领李失活率部来降，第二年唐玄宗封东平王外甥杨元嗣的女儿为永乐公主，并把她赏赐予李失活为妻。那么我们根据本诗题目，可以得知此诗当是写作于这个时间段内。
都说大唐盛世，其实唐朝特不是东西。其中一个庞大的荒谬之处，便在于政治上的“和亲”之举措。把大唐女性都当作了什么？如此看来，大唐上下无一是男儿。可能热血，都已经淹没在了石榴裙之下了，萎了，缩了。如果一个“盛世”是靠出卖来维系的，这样的“盛世”，不要也罢！
这首诗的内容其实非常好理解，在开头两句，诗人主要对边地做了一番叙写，“边地莺花少，年来未觉新。”荒凉的边境地界之上，花花草草非常的稀少，更不用说叫声动听的那些黄莺儿，亦是十分罕见。长年累月生活在这种苦兮兮的地方，对于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再也找不出来一丝半分的新鲜感。 然而事实上，诗人本身只是一个旁观者，这种描写大多建立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当然，这些虽然只是听说，但却不能怀疑其中的真实性。处在诗人当时的位置上，多少还是能够得到一些与边境上有关的事迹的，其中的艰辛自然会有人讲述。或许正是如此，诗人方才会在诗的开端，对边地恶劣的环境进行一番描绘。
接下来两句，“美人天上落，龙塞始应春”，诗人经过前面的叙述，在此就含有一些夸大其词的成分在里面。美丽的姑娘恍然从天上降落在这里，从此以后，原本荒凉的边境要塞就要变得充满生机勃勃。这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实际上是非常浅显的，也是缺乏意义的。
历史上，对于这首小诗，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以《唐诗解》为代表，论述道：“以天上之美人入无花草之地，果能使龙塞生春乎？痛惜之意，见于言外。”意思是，诗人在此所写的，其实全部都是说的反话。也就是说，必须要通过字面背后的阴影，来认真分析诗人真正所要表达出来的内涵。另一种以《唐诗选附注》为代表，认为：“按公主何可以为美人称之？通篇语亦轻薄，不足观，何论者徒以新意见赏也。”这个意思完全和上面相反，并且反驳指责“以新意见赏”是一种是非不分的恶习行径。此种恶习，其实至今仍旧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态，可谓混淆黑白，是非不分。
如果我们把本诗题目和内容结合起来，再仔细地观察考量，就会发现此诗并不简单，它确实包含着自己的意图。所以，《唐诗解》的看法其实并没有错，诗人的确带有正话反说的目的性质。荒凉的边塞之地，怎么可能因为一个“美人”的到来，就突然改变了恶劣的面貌呢？这是根本不会存在的虚无缥缈之幻想。结合题目中“观永乐公主入蕃”之事件，便可以体会到诗人对“蕃人”的痛恨之意。“公主入蕃”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是一种被逼迫之后的失策，其让大唐男儿面目何在？ 基于此点，我们便会体悟到《唐诗选附注》里的愤慨“通篇语亦轻薄”，恰恰便是这种轻薄之意，可以很好地让我们领会到诗人的本意。因为本诗最后两句，诗人的视角开始变换到“蕃人”的角度上来。那么，我们便可以理解此处诗人为什么会大胆以“美人”称呼永乐公主了。只有那些尚未开化的“蕃人”，才会高兴地以“美人”称呼公主，而此处充斥着肉腻气息的无边“春色”，对于唐人来说却是一种带着深深恶意的羞辱之色。
综观此诗，如果单凭诗歌内容上所表现出来的恶俗景象，是无法真正解析此中内在含义的。只有把诗作和题目两相紧密结合在一起，关注诗歌产生的相关背景，才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察觉到诗人隐忍不发的难以排遣的那种愤慨之意。这种小人物“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无能为力感，直到今天，仍旧让我们为之喟叹不已。
天宝以后，唐王朝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这连年不断的大规模战争，不仅给边疆少数民族带来沉重灾难，也给广大中原地区人民带来同样的不幸。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这段历史记载，可当作这首诗的说明来读。而这首诗则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
这是一首反对唐玄宗穷兵黩武的政治讽刺诗。全诗借征夫对老人的答话，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和它所带来的痛苦。地方官吏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横征暴敛，百姓更加痛苦不堪。这是诗人深切地了解民间疾苦和寄予深刻同情的名篇之一。
全诗以“道旁过者问行人”为界分为两段：首段摹写送别的惨状，是纪事；次段传达征夫的诉苦，是纪言。此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借征夫对老人的答话，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全诗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变化开阖井然有序，并巧妙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自创乐府新题写时事，为中唐时期兴起的新乐府运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行”是乐府歌曲的一种体裁。杜甫的《兵车行》没有沿用古题，而是缘事而发，即事名篇，自创新题，运用乐府民歌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
诗歌从蓦然而起的客观描述开始，以重墨铺染的雄浑笔法，如风至潮来，在读者眼前突兀展现出一幅震人心弦的巨幅送别图：兵车隆隆，战马嘶鸣，一队队被抓来的穷苦百姓，换上了戎装，佩上了弓箭，在官吏的押送下，正开往前线。征夫的爷娘妻子乱纷纷地在队伍中寻找、呼喊自己的亲人，扯着亲人的衣衫，捶胸顿足，边叮咛边呼号。车马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连咸阳西北横跨渭水的大桥都被遮没了。千万人的哭声汇成震天的巨响在云际回荡。“耶娘妻子走相送”，一个家庭支柱、主要劳动力被抓走了，剩下来的尽是些老弱妇幼，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啻是一个塌天大祸，怎么不扶老携幼，奔走相送呢？一个普通“走”字，寄寓了诗人多么浓厚的感情色彩！亲人被突然抓兵，又急促押送出征，眷属们追奔呼号，去作那一刹那的生死离别，是何等仓促，何等悲愤！“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之中连续四个动作，又把送行者那种眷恋、悲怆、愤恨、绝望的动作神态，表现得细腻入微。诗人笔下，灰尘弥漫，车马人流，令人目眩；哭声遍野，直冲云天，震耳欲聋！这样的描写，给读者以听觉视觉上的强烈感受，集中展现了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
接着，从“道旁过者问行人”开始，诗人通过设问的方法，让当事者，即被征发的士卒作了直接倾诉。
“道旁过者”即过路人，也就是杜甫自己。上面的凄惨场面，是诗人亲眼所见；下面的悲切言辞，又是诗人亲耳所闻。这就增强了诗的真实感。“点行频”，意思是频繁地征兵，是全篇的“诗眼”。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造成百姓妻离子散，万民无辜牺牲，全国田亩荒芜的根源。接着以一个十五岁出征，四十岁还在戍边的“行人”作例，具体陈述“点行频”，以示情况的真实可靠。“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武皇”，是以汉喻唐，实指唐玄宗。杜甫如此大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激烈抗议，充分表达了诗人怒不可遏的悲愤之情。
诗人写到这里，笔锋陡转，开拓出另一个惊心动魄的境界。诗人用“君不闻”三字领起，以谈话的口气提醒读者，把视线从流血成海的边庭转移到广阔的内地。诗中的“汉家”，也是影射唐朝。华山以东的原田沃野千村万落，变得人烟萧条，田园荒废，荆棘横生，满目凋残。诗人驰骋想象，从眼前的闻见，联想到全国的景象，从一点推及到普遍，两相辉映，不仅扩大了诗的表现容量，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
从“长者虽有问”起，诗人又推进一层。“长者”，是征夫对诗人的尊称。“役夫”是士卒自称。“县官”指唐王朝。“长者”二句透露出统治者加给他们的精神桎梏，但是压是压不住的，下句就终究引发出诉苦之词。敢怒而不敢言，而后又终于说出来 ，这样一阖一开，把征夫的苦衷和恐惧心理，表现得极为细腻逼真。这几句写的是眼前时事。因为“未休关西卒”，大量的壮丁才被征发。而“未休关西卒”的原因，正是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所造成。“租税从何出？”又与前面的“千村万落生荆杞”相呼应。这样前后照应，层层推进，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越来越深刻。这里忽然连用了几个短促的五言句，不仅表达了戍卒们沉痛哀怨的心情，也表现出那种倾吐苦衷的急切情态。这样通过当事人的口述，又从抓兵、逼租两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加给人民的双重灾难。
诗人接着感慨道：如今是生男不如生女好，女孩子还能嫁给近邻，男孩子只能丧命沙场。这是发自肺腑的血泪控诉。重男轻女，是封建社会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男子的大量死亡，在这一残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却一反常态，改变了这一社会心理。这个改变，反映出人们心灵上受到多么严重的摧残啊！最后，诗人用哀痛的笔调，描述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悲惨现实：青海边的古战场上，平沙茫茫，白骨露野，阴风惨惨，鬼哭凄凄。寂冷阴森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这里，凄凉低沉的色调和开头那种人声鼎沸的气氛，悲惨哀怨的鬼泣和开头那种惊天动地的人哭，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些都是“开边未已”所导致的恶果。至此，诗人那饱满酣畅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也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篇叙事诗，无论是前一段的描写叙述，还是后一段的代人叙言，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舒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第一段的人哭马嘶、尘烟滚滚的喧嚣气氛，给第二段的倾诉苦衷作了渲染铺垫；而第二段的长篇叙言，则进一步深化了第一段场面描写的思想内容，前后辉映，互相补充。同时，情节的发展与句型、音韵的变换紧密结合，随着叙述，句型、韵脚不断变化，三、五、七言，错杂运用，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如开头两个三字句，急促短迫，扣人心弦。后来在大段的七字句中，忽然穿插上八个五字句，表现“行人”那种压抑不住的愤怒哀怨的激情，格外传神。用韵上，全诗八个韵，四平四仄，平仄相间，抑扬起伏，声情并茂。再次，是在叙述中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如在大段代人叙言中，穿插“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和“君不见”、“君不闻”等语，不仅避免了冗长平板，还不断提示，惊醒读者，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还采用了民歌的接字法，如“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等，这样蝉联而下，累累如贯珠，朗读起来，铿锵和谐，优美动听。最后，采用了通俗口语，如“耶娘妻子”、“牵衣顿足拦道哭”、“被驱不异犬与鸡”等，清新自然，明白如话，是杜诗中运用口语非常突出的一篇。前人评及此，曾这样说：“语杂歌谣，最易感人，愈浅愈切。”这些民歌手法的运用，给诗增添了明快而亲切的感染力。
这是一首七言歌行，诗中多处使用了民歌的“顶真”手法，诵读起来，累累如贯珠，音调和谐动听。另外，还运用了对话方式和一些口语，使读者有身临现场的真切感。《唐宋诗醇》云：“此体创自老杜，讽刺时事而托为征夫问答之词。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小雅》遗音也。篇首写得行色匆匆，笔势汹涌，如风潮骤至，不可逼视。以下出点行之频，出开边之非，然后正说时事，末以惨语结之。词意沉郁，音节悲壮，此天地商声，不可强为也。”
《酌》是《大武》五成的歌诗，《毛诗序》云：“《酌》，告成《大武》也。”（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可参看《周颂·我将》一篇的鉴赏文字）《大武》五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平定东南叛乱回镐京以后，成王命周公、召公分职而治天下的史实。当时天下虽然稳定，但仍不能令人放心，所以成王任命周公治左、召公治右，周公负责镇守东南、召公镇守西北，即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经·鲁颂·閟宫》）。楚先祖熊绎此时受封于丹阳（今秭归附近），为子爵，盖亦有协助镇守江南的用意。就《酌》诗的内容而言，前五句是成王歌颂王师的战绩，并对统兵出征的统帅表示感激之情，也就是感激和歌颂周公。后三句是成王任命周公、召公分职而治天下。当然，这时仍是周公摄政，但任命之事则不能不以成王的名义，告庙仪式的主人公也不能不是成王。故该诗的主人公表面上是成王，而实际上还是周公。《酌》向来多被认为是周公的乐舞（如郑笺云：“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庙而奏之。”），也可证实这一点。前人或以为此诗是颂武王伐殷的，但武王并无“周公左召公右”的任命，而且诗中的“晦”也是泛指，不一定特指殷纣王。故不从。诗名为“酌”，《毛序》以为是“斟酌”之意（即“斟酌文武之道”），云：“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恐不妥。“酌”亦可作汋、彴、勺等，就是以勺舀酒灌祭祖先神灵，说明该诗是灌祭祖先时所唱的歌。以歌诗而言则曰《酌》，以乐舞而言则曰《勺》，《仪礼》、《礼记》皆言舞《勺》，《勺》即《酌》。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礼记》）《内则》曰：‘十三舞《勺》。’又：‘成童舞《勺》舞《象》。’……《勺》为武舞，其诗为《酌》之章。按诗歌之节以为舞，列为学校普通教科，故曰成童则舞《勺》舞《象》。”可见《酌》作为乐舞，在当时是与《象》舞一样颇具代表性的。它可以作为《大武》的一成与其他五成合起来表演，就像现代舞剧中的一场，也可以单独表演。具体的舞蹈动作，参见《周颂·我将》一篇对《大武》的全面介绍。
此诗文句古奥，今人读来多不解其妙。若拈出孙鑛“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原为《孙子》中语）的评语以为启发，恐怕读者对其前半部分弦乐柔板般的从容与后半部分铜管乐进行曲般的激昂就会有一定的感悟。欣赏《颂》诗，所当留意之处，就在这如斑驳的古鼎彝纹饰的字句后所涵蕴的文化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