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访问山农的纪行六言绝句。全诗二十四字,作者按照走访的顺序,依次摄取了山行途中、到达农舍、参观焙茶和晒谷的四个镜头,层次清晰地再现了饶有兴味的访问经历。作者绘声绘色,由物及人,传神入微地表现了江南山乡焙茶晒谷的劳动场景,以及山农爽直的性格和淳朴的感情。格调明朗,节奏轻快,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句“板桥人渡泉声”,截取了行途中的一景。当作者走过横跨山溪的木板桥时,有淙淙的泉声伴随着他。句中并没有出现“山”字,只写了与山景相关的“板桥”与“泉声”,便颇有气氛地烘托出了山行的环境。“人渡泉声”,看似无理,却真切地表达了人渡板桥时满耳泉声淙淙的独特感受。“泉声”的“声”字,写活了泉水,反衬出山间的幽静。这一句写出农家附近的环境,暗点“过”字。“人渡”的“人”,实即诗人自己,写来却似画外观己,抒情的主体好像融入客体,成为景物的一部分了。短短一句,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仿佛分享到作者步入幽境时那种心旷神怡之情。
从首句到次句,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跳跃。“茅檐日午鸡鸣”,是作者穿山跨坡来到农家门前的情景。鸡鸣并不新奇,但安排在这句诗中,却使深山中的农舍顿时充满喧闹的世间情味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茅檐陋舍,乃“山农家”本色;日午鸡鸣,仿佛是打破山村沉静的,却更透出了山村农家特有的悠然宁静。这句中的六个字,依次构成三组情事,与首句中按同样方式构成的三组情事相对,表现出六言诗体的特点。在音节上,又正好构成两字一顿的三个“音步”。由于采用这种句子结构和下平声八庚韵的韵脚,读起来特别富于节奏感,而且音节响亮。
前两句可以说是各自独立又紧相承接的两幅图画。前一幅“板桥人渡泉声”,画的是山农家近旁的一座板桥,桥下有潺湲的山泉流过,人行桥上,目之所接,耳之所闻,都是清澈叮咚的泉色水声。诗中有画,这画便是仿佛能听到泉声的有声画。后一幅“茅檐日午鸡鸣”,正写“到山农家”。在温煦的阳光下,茅檐静寂无声,只传出几声悠长的鸡鸣。这就把一个远离尘嚣、全家都在劳作中的山农家特有的气氛传达出来了。
“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王维《新晴野望》)。这里写日午鸡鸣的闲静,正是为了反托闲静后面的忙碌。从表现手法说,这句是以动衬静;从内容的暗示性说,则是以表面的闲静暗写繁忙。故而到了三四两句,笔触便自然接到山农家的劳作上来。
“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这两句是诗人到了山农家后,正忙于劳作的主人对他讲的表示歉意的话。诗人到山农家的前几天,这里连日阴雨,茶叶有些返潮,割下的谷子也无法曝晒;来的这天,雨后初晴,全家正忙着趁晴焙茶、晒谷。屋子里因为焙茶烧柴充满烟雾,屋外晒场上的谷子又时时需要翻晒。因此好客的主人由衷地感到歉意。
山农的话不仅神情口吻毕肖,而且生动地表现了山农的朴实、好客和雨后初晴之际农家的繁忙与喜悦。如此本色的语言,质朴的人物,与前面所描绘的清幽环境和谐统一,呈现出一种朴素、真淳的生活美。而首句“泉声”暗示雨后,次句“鸡鸣”逗引天晴,更使前后幅贯通密合,浑然一体。通过“板桥”、“泉声”表现了“山”:既有板桥,下必有溪;溪流有声,其为山溪无疑。
前两句从环境着笔,点出人物,而第三句是从人物着笔,带出环境。笔法的改变是为了突出山农的形象,作者在“焙茶烟暗”之前,加上“莫嗔”二字,便在展现劳动场景的同时,写出了山农的感情。从山农请客人不要责怪被烟熏的口吻中,反映了他的爽直性格和劳动者的本色。“莫嗔”二字,入情入理而又富有情韵。继“莫嗔”之后,第四句又用“却喜”二字再一次表现了山农感情的淳朴和性格的爽朗,深化了对山农形象的刻画,也为全诗的明朗色调增添了鲜明的一笔。
六言绝句,由于每句字数都是偶数,六字明显分为三顿,因此天然趋于对偶骈俪,趋于工致整饬,绝大多数对起对结,语言较为工丽。顾况的这首六言绝虽也采取对起对结格式,但由于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进行白描,前后幅句式又有变化,读来丝毫不感单调、板滞,而是显得相当轻快自然、清新朴素,诗的风格和内容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和谐美。
首联紧扣题中“遇”字。“已过才追问”,直接切入路遇情境,起笔简洁省净。沈德潜赞赏说:“起语得神,与‘乍见翻疑梦’同妙。”但同妙并不同工。“乍见翻疑梦”写一照面的心理活动,是凝定的场景。“已过才追问”写的是“乍见”后的下意识反应,仿佛流动的镜头。两句都表现久失消息,不期而遇的疑惑。前者直接道出,是确信后的不敢相信;后者却通过“追问”的动作蕴含其中——恍然面熟,但犹疑不定,需“追问”才能确认。故下句递接“相看是故人”,上前仔细打量,原来真的是老友。
既然是“故人”,如何见面竟难以确认了呢?颔联宕开一步,作了回答:“乱离何处见,消息苦难真”。这里“乱离”指明末清初的战乱。在动乱中分离之后,再无从相见,那偶或传来的消息也难辨真假。可以想见,频年兵戈,人的死伤误传,比比皆是。后面“惊魂”两字暗示,也许这消息里就有对方不测的说法。正是这“苦难真”的传说,才使作者有“已过才追问”的行为。动乱之中,自己身家性命已如累卵,却仍探问对方情况,一个“苦”字,道出了两人情谊的深厚。
颈联的“拭眼”,既是说擦去激动的泪水,又有重新拭目,再仔细相看的意思。乱世重逢的旧友,该有多少苦辣酸辛互相倾诉,但写去略而不及,只一个简单的动作,便将情感的无限波澜尽含其中,这就是所谓白描传神。一番问候后,擦净朦胧泪眼,望着眼前旧友,才彻底安下心来,所以说“惊魂定”。随后自然是庆幸,喜悦,当然要“衔杯笑语频”了。此处写由悲而喜,悲喜交加的情态极为生动,转换跳跃又极自然,具有对人生同类心态、行为普遍的概括性。但一次偶然相遇的“衔杯”,难以尽诉各自乱世遭际的感受;而且一旦分手,谁又能保不会再度失去对方呢?
“移家就吾住”——作者不由分说,要“旧友”索性搬来同住。难舍难分,正是重情重义的体现。更在这“旧友”的情义之中,作了别有深意的开掘。清王朝建立后,从明朝过来的许多人不仕清朝,称为“遗民”。本诗作于清顺治七年(1650),此时吴梅村尚未被迫出仕,故以“遗民”自居。“白首两遗民”道出两人坚守“气节”的共同情操,从而使诗中表现的友情,蕴含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格气质。“两遗民”的“两”字除实指外,还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战乱中有多少旧侣亲朋死于刀兵,又有多少前代文臣武将摇变为新朝权贵。而他们两人幸存于劫后,那同气相求的友情不更以一种自豪自傲显得尤为珍贵吗?
《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