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这首诗,主要是揭露他穷奢极欲,榨取民脂民膏的一面。它描写了秦始皇墓的宏大规模:陵墓象山岭一样高,墓穴象一座地下宫殿。里面有明珠做的日月星辰,水银做的江海,黄金制的雁。这几句极力铺叙墓穴的豪华,但看不出诗人是暴露还是羡慕。再往下看就有微词:有海却没有人渡船,墓里没有春秋,雁也不会冬去春来。意思是说,再阔气,也毫无用处。从这两句可以看出诗人对秦始皇大修陵墓已经有所不满。最后两句则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态度:陵墓周围传来了一阵阵松涛声,好象是大臣们的哀怨。他只听到卿、大夫们的哀怨而没有听到人民的呼声、怒吼,是他的局限性。不过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他对秦始皇搜刮民脂民膏是持批判态度的。
诗的中间二联,是从史书的记述中想象到的墓室中的情形,是对历史的再现。在秦始皇的墓中,还有难以赘述的广阔世界。但在现实世界中,这里的一切都是无声的,都僵硬地放在这里。死亡的时间与众不同,所以描写这方面的诗歌也就较为稀少了。然而,在这个不一样的世界中,墓中的景观又被作者好像看到了一样一一地被描写了出来。王维感觉的视觉性——画家之眼。在这里可以说是得到了最好的发挥。至尾联时,开始传来了声音。风吹松树的响声,与大夫哀悼秦始皇之死的恸哭重合在了一起,作品怪异的色彩越来越浓了。
这首诗从客观描写到最后表明作者的态度,写得很有层次。全诗写得委婉含蓄,后四句虽然流露了诗人的倾向性,但表现得比较隐蔽,不是赤裸裸的直说,耐人寻味。全诗剪裁得当,十分精炼。关于秦始皇墓内的耗费,历史上记载很多。作者只写以明珠为日月,以水银为江海等,因为这些事物为秦始皇墓中所特有,最能表现秦始皇的铺张。这首诗是王维比较重视视觉印象的代表作品。
“木落识岁秋,瓶冰知天寒”,意指已有先见之明。“桂枝日已绿,拂雪凌云端”,”弱龄接光景,矫翼攀鸿鸾”意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可报效祖国,施展才华。前四句主要是写诗人借描绘“木落”“瓶冰”“桂枝”“拂雪”等景物来表达自己雄大的智略,以及坦荡无畏惧的气魄,想报效祖国,干一番事业。
“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意指李白与元丹丘相识很早,他二十多岁在四川家乡的时候,就与元丹丘相识。李白五十多岁时有一首诗《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诗中说“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说明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都是非常亲密要好的朋友。李白与元丹丘曾一起漫游四川、湖北安陆、襄阳、河南嵩山、石门山,从李白与元丹丘来往的书信诗文内容来看,这位元丹丘显然是一位隐居山林游仙的职业道士。
“长吁望青云,镊白坐相看”,”秋颜入晓镜,壮发凋危冠”,吁叹岁月不饶人,人已渐渐年老,蕴念有不堪蹉跎之意。
“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李白用此诗形容自己与元丹丘之间的交情犹如管鲍之交,由于此时李白的境遇有类管仲微贱之时,故在这首诗中有“穷与鲍生贾”之语。
“时来极天人,道在岂吟叹”,有感叹自身怀才不遇、仕途不通的悲壮情感。虽有自我慰勉之意,但仍对未来仕途充满着希望。
“乐毅方适赵,苏秦初说韩”,借用典故,诉说功业虽然还没有成功,但报效国家施展才华的雄心犹在。
“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面对现实的残酷,有自我慰勉之意。
此诗意寓出诗人既有热血满腔的爱国豪情又有壮志未酬的苦闷。虽然岁月蹉跎,功业无成,加上仕途颠簸、官运不济,胸有大志而不受皇帝重用,但是诗人仍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清康熙十一年(1672),宋琬“投牒自讼,冤始尽白”,冤情得以昭雪,年近花甲的宋琬再次被清廷起用,授与四川按察使。本诗即写于赴任途中。
“睡起无聊倚舵楼,瞿塘西望路悠悠。”前两句直抒胸臆,“无聊”直接点明此时的心情,“倚舵楼”是他此时精神无所寄托的真实写照。舟行瞿塘峡,风大浪猛,水流湍急,诗人被阻停留于此,百无聊赖的以昏睡来消磨时光,睡醒之后更加无聊,于是倚靠在舵楼上眺望:瞿塘峡山势险要,壁立如削;波涛汹涌,奔腾呼啸,令人惊心动魄;遥遥西望,漫漫长路,不知何处是尽头!诗人一语双关表面写瞿塘峡的险要景观,实际是指自己的仕宦之路的险恶漫长:自己无故被人诬告下狱,而今再次踏上仕途,诗人不禁一阵惊惧惶恐。
“长江巨浪征人泪,一夜西风共白头。” 这两句运用了比喻、夸张、拟人的修辞手法。第三句以巨浪比喻征人泪,同时妙用夸张;第四句以浪花比喻白发,把长江拟人化,手法新奇!
诗人远离家乡,想到家中的妻儿,不禁潸然泪下,泪水滴落江中,化作滚滚的滔天巨浪咆哮着、怒吼着似乎发泄着心中的怨愤。一夜西风,流更急,浪更大,仿佛长江也被风浪所阻。江水翻腾,浪花雪白;诗人伫立风中,白发飘飘,触景伤情,心有戚戚:故园之思,羁旅之愁,仕途之苦......,种种复杂的情感“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诗人的身心与长江融为一体,我即江水,江水即我,诗人的愁苦也融入了江中,朵朵浪花不正是满江的白发吗!
本诗用语奇丽,比喻清新,委婉含蓄;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路悠悠、征人泪、巨浪、西风、白头这些意象渲染了凄清悲凉的气氛,抒发了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和对官场生活的厌倦之情,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在高压统治之下惊惧惶恐、愤懑悲凉的思想感情。
这首词调,创自清真。写离别情景,故能随意驰骋,而又与音调协合,具声乐美。
词上片写送别,下片写别后之思。词中运用陪衬、反衬、熔情入景、化用前人诗文之语等多种手法,细腻曲折地写出了送别怀人的悲凄与深情。全词所表现的惜别、怀旧之情,显得极为蕴藉,只于写景、叙事、托物上见之,而不直接流露。
起两句“河桥送人处,良夜何其?”写送别的地点、时间。时间是夜里,夜是美丽的,又是温馨可念的,故曰“良”;联系后文,地点是靠近河桥的一个旅店或驿站;用《诗。小雅。庭燎》的“夜如何其”问夜到什么时分了,带出后文。“斜月远堕余辉;铜盘烛泪已流尽,远远凉露沾衣。”夜是露凉有月的秋夜。但送别情人;依依不舍,故要问“夜何其”,希望这个临别温存的夜晚还未央、未艾。可是这时候,室内铜盘上已是蜡尽烛残,室外斜月余光已渐收坠,远远的凉露浓到会沾人衣,居然是“夜向晨”了,即是良夜苦短、天将向晓的时候。这三句以写景回答上文;又从景物描写上衬托临别时人心的凄恻和留恋。“斜、堕、余、凉”,都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烛泪”更是不堪。周邦彦词喜运化唐诗。“烛泪”句即运化杜牧《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李商隐《无题》诗“蜡炬成灰泪始干”。
“相将散离会,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收束前面描写,再伸展一层,说临别前的聚会,也到了要“散离”的时候,那就得探看树梢上星旗的光影,谛听渡口风中传来的鼓声,才不致误了行人出发的时刻。
“参旗”,星名,它初秋黎明前出现于天东,更透露了夜的季节性。鼓,可能指渡头的更鼓,也可能指开船鼓声,古代开船有击鼓为号的。观察外面动静,是为了多留些时,延迟“散离”,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才走,从行动中更细腻的写出临别时的又留恋、又提心吊胆的心情。“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写到出发。大约从旅舍到开船的渡口,还有一段路,故送行者,又骑马送了一段。从骑马,见出送行者是男性;从下文“遗钿”,见出行者是女性。这段短途送行,作者还是不忍即时与情人分别,希望马走得慢点,时间挨得久点。词不直说自己心情,却说马儿也理解人意,纵使人要挥鞭赶它,它也不忍快走,这里用拟人手法,将离情别绪层曲婉转的道出。
过片“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三句接写送别后归途。情人一去,作者孤独地带着离愁而归,故顿觉野外寂寞清旷,归途遥行,对同一空间的前后不同感觉,也是细腻地反映送别的复杂心情。“何意重经前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这三句是一个大的转折,转得无痕,使人几乎难以辨认。读了这几句,才了解上面所写的,全是对过去的回忆,从这里起才是当前之事,这样,才使人感到周词结构上的细微用心,时空转换上的大胆处理,感到这里真能使上片“尽化云烟”。《海绡说词》说“河桥”句是“逆入”,“前地”句是“平出”,“逆”即逆叙以往,“平”即平叙当前。这里的第一句领起后文。直贯到全词结尾;第二句情人去后,不见遗物,更无余香余泽可求;第三句写旧时路径,已迷离难认,“兔葵燕麦,向斜阳、影与人齐。”送别是晚上和天晓时候;重游则傍晚,黄昏中的斜阳,照着高与人齐的兔葵、燕麦的影子。这两句描绘“斜径都迷”之景,有意点出不同期间;又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有”的典故,表示事物变迁之大。感慨人去物非的细腻心情,完全寄寓于景,不直接流露,故《艺蘅馆词选》载梁启超评这两句词说:“与柳屯田之‘晓风残月’,可称送别词中双绝,皆熔情入景也。”下面三句:“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极望天西。”说过去列坐的草地上,徘徊酹酒,向着情人远去的西边方向,望极天边,而欷歔叹息,不能自已。“欷歔”二字,直接摹态抒情。
这首词写情细腻、沉着,语句起伏顿挫,结构上层层伸展,时空变幻灵动飞扬,过渡自然,风格上哀怨而浑雅,堪称送别怀人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诗中访友诗的套路展现出了散文化倾向。诗的前六句是一种明快流程的交代:径——壑——门——阶——室——窗——壁。谈不上行云流水,却能窥见这首诗的门户:乍看起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辞章搭配得体,步履从容,但揣度二三,就为这笔清晰的流水账而叹息,怪它没有更丰富的诗意进项。但这种责怪,并不殃及散文化倾向,对散文化现象需要一次又一次关乎价值观的认识;散文化的感觉跟一首诗有头有尾进行某种叙事的憧憬有关,这首诗在较短的篇幅内寄情于一桩事情的脉络而非关于这件事的激情,就极有可能显示出散文化的特征。
从作者的立场看,在构思(哪怕是即兴发挥)之际,“不遇”的结果已经发生,他所进行的描述依然显得较为重视“不遇”之前兆,就好像那些依次展开的芳踪是一首诗最大的卖弄点。径之石、壑之丹、门之松、阶之闲、室之禅、窗之见、壁之生……联袂演出的情景剧并不比停顿下来独观一物更划算,他只是需要记录这一流程来测试一首诗的雅量。而这些场景的铺垫明摆着朝“不遇”的主题靠拢,对景物的过度描写已预告人的次要性。
根据诗词断定:作者不可能反写实际情况,明明山僧不在,却在诗句中假想两人会谈的幽趣。诗在当时似乎还不致走到这一步。青苔、鸟迹、白拂、尘埃、无人……这一系列的环境元素虽契合抒情诗的表征,却奉献事实性依据,也就是说,看起来挺雅致的,但本质上只是一连串基本事实。只不过“青苔”一类的事实又不限于其本身的属性,已不可避免侵入了情态的细菌,滋生出属于修辞层面的意义。
作者是在寻求一种补偿:由于山僧不在,他必须从这一无人情境中获取诗的慰藉。不在之妙在于他反而可以凭空想像“了然”的主题性意趣。无需一位具体的僧人启发,他就可以从虚空中找到信仰的入口。乃至于云、雨的亮相也有不俗表现,使他不去思索山僧出门去干什么,以及有这么出色的所在,山僧为何还要滞留在他处。他仿佛是这一境界的独占者,山僧的所有者属性已显得次要:他为自己碰巧得到这么一块临时的乐土,与此前所行居的尘世保持对峙,而倍感欣慰,甚至这时听到猿声也不免理解为这是一种得体的、赞同他的伴奏。
从事后的记述人角度看,作者能了解下山返程中的心理变化,以及这一旅程中的新发现,但他并没有触及这一范畴,而是终止在一次世界观的洗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