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抒发了作者羁旅的愁思和对妻子的思念。上阙首尾写景,中间穿插议论。秋景自然引发乡愁,‘‘庾肠”、“皤髻”等连续用典,悲叹年华已逝。下阙写妻子思夫,想像对方思念之苦。结尾“情到不堪言处,分付东流”更是悲苦之极。
上片落笔写景,首先点明季节。“木叶亭皋下”三句,写时近重阳,树叶纷纷飘落到平荡的水边地上,又是妇女为亲人捶打寒衣的深秋了。这种“捣衣”之声,最易引起闺中少妇对远方征人的痛苦思念。而远行之人也容易因此想到妻子在家为自己捣衣的情景,既感到痛苦又温暖。这里“木叶”“捣衣”连用,不仅写出了深秋特有的景色,为全词烘托出萧瑟凄清的背景,而且为下面的词意发展作了有力的铺垫。
“奈愁入庾肠,老侵潘鬓,谩簪黄菊,花也应羞。” 这数句又紧承起句,意思说,怎奈我愁绪萦绕心中,白发现于鬓角,再轻慢地把黄菊插在头发上,那菊花也该感到羞辱吧。词人由于忧伤,鬓衰将不胜簪,故云:“谩簪黄菊,花也应羞。”以此反衬出暮感的深沉、乡愁的浓烈。
“楚天晚,白苹烟尽处,红蓼水边头。”在写景中寓离别相思之意。心中既然充满乡愁暮感,所以不仅遥望楚天的晚空,一直望到水气缭绕的白苹尽头,一直望到水边开花的红蓼深处。“白苹”,水中浮草,因其随波漂流,容易引起游子产生离家漂泊的伤感。
词人是淮阳人,所以,遥望楚天,思乡之念便在不言中了;再加两点染,则把他乡愁之深烘托出来了。这里虽纯是写景,但景中含情,意在言外。
“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数句紧承“白苹”“红蓼”两句而来,含着情意的芳草,默默无语的夕阳,横渡南面水滨的大雁,是词人所望到的,但却没有望到故乡,在这种望而不得的情况下,他只好倚着西楼心往神驰了。这几句写景,将词人遥望故乡而不得的执着深情又推进了一层,词意含蓄,画面完整,真所谓“物以情观,情以物见”了。“人倚西楼”点出游子登眺之处,交代了“楚天晚”至“雁横南浦”六句都是极目之所见;由所见而引起所感,因而所见之景物都似有了人的感情。
下片换头“玉容知安否?”点明所思之人,揭示了词旨所在,使上片所写种种情景明朗化。这句“玉容”,极言容貌之美如花似玉,这儿即指倚楼遥思的对象。“知安否?”曲尽对遥思对象的关切和挂念,由此而引起下面相思的倾诉、深情的抒发。
“香笺共锦字,两处悠悠。空恨碧云离合,青鸟沉浮”意谓书信和题诗,由于两地渺远而无法见寄,徒然地怨那晴云分离,使者隐没。“碧云”这里借以写对于闺中人的怀思。由于香笺锦字,两处悠悠,碧云已合而佳人未来,青鸟杳然而音书全无。词人于此以铺叙写法表达两地分居、不见来信的怅怨,愈加显出“知安否”所包含的深沉挂念的分量。
“向风前懊恼”四句,转以想象之笔,设想妻子思念自己时的痛苦情状。他想象妻子也许在风前月下,芳心懊恼,眉头紧皱,怎么也止不住那百无聊赖的愁思。写对方思念自己,正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妻子深挚的爱情与痛苦的思念。
“情到不堪言处,分付东流”用质语绾合全篇。相思至极,欲说还休;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了愈加愁苦,倒不如将此情交付给东流之水带去为好。毛滂《惜分飞》曾云:“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构思、手法与此相同。
这首词艺术上的一个特点是用典极丰,而又不露痕迹,毫无堆砌罗列之感,显得贴切自然、浑然天成;另外全词六副对偶,也令人叫绝。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
在封建社会方面县吏执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参与压迫百姓。这首诗就写出了诗人任职期间在履行“拜迎官长”“鞭挞黎庶”等奉上欺下活动时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开头四句高亢激越,这是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县尉只不过是“从九品”的卑微之职,主管的无非是捕盗贼、察奸宄一类差使。对一个抱负不凡的才志之士来说,是不甘堕落风尘,做个卑微的小吏的。他不由怀念起当年在孟诸(古泽薮名,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这里泛指梁宋一带)“混迹渔樵”、自由自在的生活。“乍可”“宁堪”相对,突出表现了诗人醒悟追悔和愤激不平的心情。不需要烦琐的描绘,一个忧愤满怀的诗人形象便突兀地站立在读者面前了。
“只言”以下四句,紧接“宁堪作吏风尘下”,加以申述发挥,感情转向深沉,音调亦随之低平。诗人素怀鸿鹄之志:“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到封丘作县尉,乃是不得已而俯身降志。当初只以为邑小官闲,哪知道一进公门,便是自投罗网,种种令人厌烦的公事,都有规定的章程和期限,约束人不得自由。更受不了的还有“拜迎长官”“鞭挞黎庶”时的难堪,这对高适是莫大的屈辱,不能不“心欲碎”,“令人悲”。这两句诗可见诗人洁身自爱的操守,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对仗工整,情感激烈。
一腔悲愤实在难以自抑,那就回家向亲人诉说诉说吧。不料妻室儿女竟都不当一回事,反而责怪自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自己严肃认真的态度倒反成了笑料,这更可悲。家人的“笑”,正反衬出诗人的迂阔真率,不谙世事。既然如此,只好弃此微官,遂我初服:“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还是抛弃世情,归隐躬耕去吧。然而,眼前还是思归而不得归:梦魂萦绕的旧山不可得见;受命为官,一时又还交卸不了。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位,一个小小的县尉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汉代的南昌尉梅福,竭诚效忠,屡次上书,结果还是徒劳,左思右念,倒又想起欣然而赋《归去来兮辞》的陶渊明了。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评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也就是诗的情意真挚,并且气势充沛,造语挺拔。此诗很能体现这个特点。全诗运用质朴自然、毫无矫饰的语言,扣紧出仕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称心而言,一气贯注,肝胆照人,正是这诗感动读者的力量所在。全诗四段,不堪作吏是全篇的主意。开头四句,从高处落笔,自叙本来面目,说明不堪作吏的原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第二段从客观现实申述不堪作吏的实情,与第一段形成强烈的对照,感情转为沉痛压抑。第三段拓展第二段的内容,表明摆脱这种不堪,提出弃官归隐的愿望。第四段就第三段的意思急转急收,因一时不能摆脱作吏的客观碍难,也就更加向往归隐,与第一段遥遥照应。结构严整而又有波澜起伏,感情奔泻而又有旋跌宕之姿。
此外,这首诗结尾含蓄,扩大了诗歌的容量。诗以“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结束,既能使人想到西汉末年和东晋时期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从而与现实紧密相联系,又能令人想到梅、陶人格的高洁;既有历史的广度,又有现实的深度;耐人寻味。
在句法上,全篇每段四句的一二句为散行,三四句是对偶。如此交互为用,经纬成文,既流动,又凝重;四段连结,造成反复回环的旋律。对偶的一联中,不仅字面对仗工整,而且都是一句一意或一句一事,没有意思重复的合掌,显得整饬精炼;更因虚词的承接照应,诗意联贯而下,语势生动自然,成为很好的流水对,读来便觉气势流转,绝无板滞之病。全诗每段一韵,依次为:仄声马韵、平声支韵、仄声纸韵、平声灰韵。这样平仄相间,抑扬鲜明,随着诗的感情变化,音韵也起落有势,增加了声调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