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此诗写在深秋的夜晚,诗人望见了高悬天空的明月,和栖息在已经落完叶子的树上的寒鸦,也许在此时诗人正在思念一个旧时的恋人, 此情此景, 不禁让诗人悲伤和无奈。这是典型的悲秋之作,秋风、秋月、落叶、寒鸦烘托出悲凉的氛围 加上诗人的奇丽的想象,和对自己内心的完美刻画让整首诗显的凄婉动人。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夜深许许,风自清,月自明。不堪秋意萧条,叶落去还聚,心有留念意,奈何不由己。孤鸦自栖息,是夜过黑还是风过寂,顾自心惊。 秋风。秋月。落叶。寒鸦。俱是引人心生悲凉之物象,又加以拟人,眼前全然勾勒秋意凄紧,萧条之气自字里行间悄然浮起。闭眼凝神,有断肠人枝下负手而立,背影寂寥,无限心事氤氲,秋气更添几分萧条。忽而颔首远眺,叹秋气盛起,寒鸦栖独枝。思及一段情事,怎生刻骨铭心,诗起便萧索之意盛极。当真声声诉相思,字字寒情苦。
“相思相见知何寒,此时此夜难为情。”
那旧岁月里,你我也曾是相聚相知相爱。再寻不得,竟也是再见无期。此时此刻的我在这秋意阑珊的深夜,不忍重温那段旧事,让我情何以堪。 文起之时,萧索的秋之意象为这忆情情不得的无奈心境做下渲染,读至此,叫人心中悲叹之意更胜。往昔,曾深爱相伴的女子,现下竟是再见无期。苦天涯隔人。更苦,我思念你至深,只是不知你是否也念我一丝。夜凉如秋,因有相思于胸,夜也难度,情也难熬。此处诗人做完美内心刻画,致诗哀婉动人。凄怨悠远,哀怨如诉,从文辞中可以感受相思之情至无穷,从吟唱中可以感受相思之苦至无奈。
此诗只题作“三五七言”而不言及诗歌内容主题,可知诗人的创作意图本是偏重作品的形式特征,即只要满足全篇两句三言、两句五言、两句七言的体式要求就能成诗了。可以说,诗题中已经包含了明确的诗体形式内涵。
但李白这首诗也不能算是创体之作,因为初唐时僧人义净作有一首《在西国怀王舍城》,此诗因其体式特征而名为《一三五七九言》。李白的《三五七言》只是《一三五七九言》的变体,省去起首的“一言”和收尾的“九言”,即为“三五七言”。王昆吾在《唐代酒令艺术》中论证义净诗为“唱和之作”。李白这首《三五七言》可能也是他与其他诗人的“唱和诗”。“三五七言”是对所酬和诗歌格式的限制,这是一个“总题”,众人在具体创作时可根据所写内容再命一个相应的诗题。
此诗即使不是创体之作,也是李白最终确立了“三三五五七七”格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曲辞格甚至成为一种时兴诗体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借鉴和总结了许多人应用三五七字句式的经验,更得力于他自身歌辞创作中灵活运用此类格式的实践体悟,因而他的《三五七言》能表现出“哀音促节,凄若繁弦”(《唐宋诗醇》卷八)的艺术魅力。
这是一首十分明显的感怀秋日的词。
杨炎正是一位力主抗金的志士,由于统治者推行不抵抗政策,他的卓越才能、远大抱负无从施展。这首词通过对自家身世的倾诉,来表达他那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真实地表现了他那种感时抚事、郁郁不得志的心理活动。虽然这首词哀怨伤感是主要氛围,但作者并非完全消沉,一蹶不振。全词立意炼句不同一般,豪放、沉郁而又风姿卓约,艺术上有其特殊之处。
词的上片,写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愁思,悲壮而沉郁。起首两句,轻描淡写愁态,夕阳西斜,词人手持酒杯,临风怀想,突发奇问。斜日,除了实写景物,点明时间外,同时还有虚写年华流逝之意,暗寓岁月蹉跎、青春不再的感慨。“无语问西风”,谓所问出之于心而不宣之于口。所问者西风,除了点明秋令外,也有与上句的“斜日”同一寓意。这两句是对仗,使人不觉。接下来“胭脂”两句,自然是发问的内容。
“芙蓉”是荷花,这里指秋荷。梁昭明太子《芙蓉赋》说它“初荣夏芬,晚花秋曜”。花色红艳,所以词人问西风:为什么(你把)所有的胭脂都做了颜料去染秋荷了(染得它这样红)?正如东风是春花的主宰一样,西风也是秋花的主宰,至少词人在这里是这样认为的。这一问自然是怪诞而无理。又何以有此一问?
词人来到江边,见秋江上满眼芙蓉,红艳夺目,与其时自家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心里嘀咕,产生了这样奇怪的想头,正如伤春的人,责怪花开鸟鸣,可谓推陈出新之笔,以此暗写愁怀,颇为沉郁。“放眼暮江千顷”句,补出上文见芙蓉时己在江边,不疏不漏,“暮”字又回应“斜日”。这千顷大江,“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转出写愁正题。以往文人写愁,方式较多:李煜以“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喻之;贺铸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喻之;李清照以“双溪舴艋舟,载不动”(《武陵春》)喻之;皆构思新颖,设想奇特。这里,词人化用庾信“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愁赋》)句,以“万斛”言愁之可量,量而不尽,使抽象无形之愁,化为形象具体之物,比喻妥贴、生动。紧接着“无处”一句,再次极言愁之多,强化愁情:离愁满江,竟连飞鸟立足栖息的地方都没有,何况人呢?愁之无边无际,由此可以想见,真是凄恻悲凉至极。这一句在上面两句的形象比拟基础上对愁情加以浓笔重抹,直至写足写透。以上七句,分作四层写壮志未酬之愁情。
从淡笔轻写到暗笔意写,再转为明笔直写,最后又加以浓笔重写,层层递进,层层渲染。在这淡浓、明暗的映衬中,愁情愈发显得强烈、鲜明。当时,词人已三十四岁了,仍然是一介布衣。满腹经世之才,无处施展,的确使人愁肠寸断。这种“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悲壮沉郁之情,至此淋漓尽致,达到高潮。于是在笔墨酣畅之后,词人又出以淡笔,使语气变得平缓。
“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暮色苍茫,唯有阑干的一角还可见一线天光;倚着阑干,愁怀难遣。“醉醒中”,非醉非醒、似醉仍醒的状态,是把酒浇愁(醉)而后放眼观物(醒)情貌的捏合,与东坡《江城子》词“梦中了了醉中醒”句所说的相近。词人饮酒之所以醉,是由于内心积郁,愁肠百结;而仍醒,是因为胸中块垒难平,壮志未酬。两句一边收束上片的离愁别绪,一边又启下片的心理矛盾。结构上显得变化多端,感情上也顿挫有致,视象上又现出一幅落拓志士的绝妙画图。
下片,词人即调转笔锋,着重刻画报国与归田的心理矛盾。开合张弛,忽纵忽擒。首先是过片三句承接上片意脉,由词人自言其人生道路:客游他乡,披风戴雨,萍踪浪迹,飘泊不定;接着,由此发出人生如寄的感叹,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诗意,寄寓田园之思。并且紧跟问句,愤然发问:谁是国中豪杰?答语显然:国中豪杰舍我其谁!而英雄又何处可用武?词人无奈地说:“请借我浪迹江湖的舟楫”;我愿效法范蠡大夫,做个钓鱼隐士。把退隐心情表现得委婉有致而又酣畅淋漓,渲染得十分饱满。
这几句真实反映了词人遭受了人生的种种挫折,抱负未得施展,理想不能实现,从而憔悴失意,无可奈何的苦衷。《水调歌头·登多景楼》一词有“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此意仗江月,分付与沙鸥”,坦露的也正是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爱国志士中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辛弃疾与之唱和的词中就有“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桔千头。”这些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慨和悲愤,饱含着多少辛酸苦辣。最后两句,笔调顿挫。在那股去国离家,退隐田园的感情洪流奔腾汹涌之时,骤然放下闸门。从而强烈表现了词人立志报效国家的拳拳之心;倾吐了对故国山河的无限眷恋;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词人既欲摆脱一切,又彷徨无地的心态,以及憨厚、忠悃的性情。它与屈原“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的爱国精神一脉相承。
“数年湖上谢浮名,竹杖纱巾遂称情。”据《唐诗纪事》及崔峒朋友们的诗文记载,崔曾登进士第,大历中任拾遗、补阙等职,后因事贬为潞府(治所在今山西襄垣县北)功曹,终被贬于州刺史,卒于贞元中期。从诗的作年和诗中语气来考察,这首诗可能即作于潞府功曹任上。功曹属于闲官,且诗人所居之地又远离朝廷,因而诗的上句说数年来漂泊江湖,摒弃做官的虚名,下句“竹杖纱巾”,是隐者装束,意思说自己逍遥自在地生活,大遂平生之愿。金圣叹批曰:“‘遂’字妙!妙!言亦既宽然有余,更无欠缺也。不知何一日何一故又要献书,遂又生出无数不称情”(《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之四上)以“遂”字为中心解这两句诗,一语中地。下一联具体描写潇洒的生活:“云外有时逢寺宿,日西无事傍江行。“云外”,即指世俗之外,宦海之外,此指诗人现居的闲散之地,此联诗人自述一切率意而为,有时逢寺即宿,有时日落西山,无事时沿江漫行。这两句颇似司空曙《江村即事》中“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一联的意趣。
颈联归结到寄韦李本意。“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上句陶潜指李明府,陶曾为彭泽令,故以陶比李,下句庾亮指韦应物。陶渊明既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李又是崔峒友人,从那首《赠同官李明府》中“流水声中视公事,寒山影里见人家”的句子,可以看出李明府也是一位胸怀磊落的人物;庾亮为晋朝太尉,《晋书》卷七十三载:亮都督江荆六州军事,镇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楼,亮至,将起避,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便据胡床啸咏,其坦率多类此。”“楼中对月”疑写此事。韦应物为大历、贞元间著名山水诗人,性格清雅闲静,诗风恬淡,亦非追求功名利禄者。崔峒以两位清雅疏放的古人,比喻两位同样雅洁的今人,说他们做官,不说政绩怎样,而说看花、对月,这样写主要是对他们“吏隐”生活的向往,同时稍露自伤不遇之情。
“谁念献书来万里,君王深在九重城。”尾联转入满腹牢骚不平,诗人向两位朋友诉苦:我不远万里,到京城献书,谁知“君之门兮九重”,一片赤诚,难以上达天听,不为君知。这两句并不是“悔献书”,他对献书毫不悔恨,只是怨自己运气不好,怨君王深居禁中,不能赏识自己的才干,使得他不能象韦苏州和李明府那样,既能当官,又过着“潇洒送日月”的生活。“十才子”诗中常交织着“仕”与“隐”的矛盾。他们都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最惬意的莫过于“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这样吏、隐两全的生活,崔峒因未得到这种“待遇”而产生怨恨,不过,他的“怨”,是“怨而不怒”,合乎中庸之道的。崔峒的友人王烈有一首《酬崔峒》诗,对他的矛盾心理写得很形象具体:“狥旬世甘长往,逢时忝一官。欲朝青琐去,羞向白云看。荣宠无心易,艰危抗节难”。
崔峒的诗全国仅存一卷,唐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被选录了崔诗九首,并评价云:“崔拾遗,文彩炳然,意思方雅。”这首诗,意象高华,投赠之意,怨愤之情,出以雅正之笔,为崔诗中的佳作。
词的第一句作者上来就点明了时间,秋霜满地,像是下过雪一样,首先在时间上为作者下文抒情奠定了基调。瘦马,残月,都是一组凄凉的意象,作者在这里用他们渲染气氛。阳关自古就是人们分别的地方,作者在这里使用主要是表明自己的离别之情,用了暗喻的手法。作者接下来说分别的时候,车轮呜咽的也哭泣了,暗含对分别的伤痛。
下句作者重点以情驭景,他开始感叹时间还在,但是物是人非,昔人不再。他开始回忆起自己以前与人相处的美好时光,想到这里,作者想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只能感慨的说一句: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