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可分为三个部分,前面六句是第一部分。两位驾车的少年(由歌者所扮),在长安的狭窄小路上迎面而遇。路实在太窄了,谁也过不去,于是他俩就干脆停下车,攀起话来了。素不相识,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好谈。于是就面对酒宴上的主人夸起他家的声势显赫和无比豪富来。“君家”即“你的主人家”,“你的主人家是那么容易让人知道,知道后又是那么难以忘却”——这两句巧妙的恭维话,自然让坐在那里听歌的主人满心欢喜。这一部分可以算是引子,往下十八句,是第二部分。两位少年一唱一和,争着夸说主人家的种种富贵之状。“您家外部是黄金为门,内里是白玉为堂。”一金一玉,其建筑之富丽堂皇可知。“您家中是樽中酒常满,座上客常有,待客时,还有产于邯郸的美丽歌伎供驱遣献歌献舞。此时庭中桂树正在飘香,堂内华灯煌煌,照得通室明亮。”有酒有客,有美女有华灯,其权势地位、荣乐享受可知。以家僮身份出现的少年则说:“我家乃官宦之家,家中兄弟三人,别人不提,就说老二吧,他在朝中做侍郎,每当休沐日回家,一路上好不气派,马笼头全是黄金为饰,道路生光;路旁观者如云,啧啧赞叹,挤满路旁。”有正面写,有侧面写,其显赫之势可知。再说到家情况:进得家门,左顾右盼,只见庭前池中一大群鸳鸯,双双对对排列成行;又闻家中所养白鹤,于东西厢发出噰噰鸣声。它们都在欢迎主人的归来。有禽则有池,其庭院之广大可知。这一段,分四层对这一豪富之家的富贵、气派、享受极意铺排渲染,以见其不同寻常,从而与上文“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的话相照应,以见言之不虚。至此,这位豪富在长安城中的权势、地位是如何,便不言而喻了。“大妇织绮罗”六句是第三部分,写家中三妇所为。“我主人家中三子各有一妇,大妇、中妇长于织作,能织绫罗绸缎。小妇另有所长,一到全家团聚之日,便以鼓瑟来为全家助兴。”“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二句有双重含义,一是承小妇挟瑟说,是转述小妇语:“请公公高堂安坐(当然也包括家中其他成员),听我奏一曲。”这层意思显得亲切风趣,气氛活跃。二是借此语兼而表白歌者自己奏曲献歌的心愿。丈人,从前一层意思说,是称公公,从后一层意思说,是尊称主人。这一段写三妇之所为,以见这一豪富之家的家礼家风和家庭之乐,同时也暗示媳妇们能有如此才能,把家事操持得井井有条,则家中其他人员的才干,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六句,后代诗人多敷衍其诗意,形成了《三妇艳》等一系列新的乐府诗。
这首诗的重点在于对那位主人家的富贵享乐作铺排渲染,写得气氛热烈、生动夸张,笔法犹如汉代大赋,尽管没有佳句妙语,但其气势也足以打动和感染读者。这种玉堂金马的重叠堆积,正是汉代国力强盛的折光反映;而这种层层铺排、极力渲染的笔法,使诗歌充满着力度和厚度,这也正是汉代民族力量浑厚、民族精神旺健的反映,从中读者可以形象地感受到汉代被称为封建社会之“盛世”是信然不诬的。这,就是此诗所具有的社会认识价值。它和《东门行》、《妇病行》等反映贫苦人民生活的乐府诗一样,都是后人了解汉代社会真貌的不可缺少的媒介。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首联二句,直书事始,即从戴安澜将军率所部入缅甸远征抗日写起。两句是因果关系。国难当头,拄危急需栋梁;骁将受命,慷慨即赴疆场。诗人一落笔便将被挽者的高大形象安置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大背景中,凛然正气,遂尔笼罩全篇。“赋采薇”三字,用远征赴敌的古典,精切不移,于叙事则有雍容不迫之气度,于行文则有渊雅流丽之风致。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颔联二句,机律对仗,突出戴安澜将军所辖之第二○○师的军威。上句言其装备之精良,扣住其师为机械化部队的特点。不过,武器虽然很重要,但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还是人,故下句紧接着就强调该师将士之勇猛,笔意十分周至,且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见识甚为高卓。古诗词中例多以虎罴、貔貅之类猛兽来赞颂勇武的军队,本篇却说“勇夺虎罴威”,是翻倍写法,比直接用虎罴来形容悍师劲旅,更其生动。此五字神采飞扬,亦是一篇之警策。“机械”、“虎罴”,各为本句自对,也颇工致。
“浴血东瓜机,驱倭棠吉归。”颈联二句,仍然机律骈偶。辞意是进而叙说第二○○师在缅甸的战争历程。“东瓜”、“棠吉”,以域外战地译名入诗,谓之实录,可称“诗史”。当日参加戴安澜将军追悼会者,很多是第二○○师的将士,挽诗中特别提及他们在缅甸的战斗经历,对他们来说,倍显亲切。这样,挽诗也就收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尾联二句,收笔回到戴安澜将军本身,哀悼他赍志以殁,缴出挽诗吊唁逝者的主题。一“竟”字写出诗人闻此将星陨落之噩耗后的震惊与痛惜,虚字传神,富有感情色彩。而痛惜之余,思及戴安澜将军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暨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而献身的,乃觉得他虽死犹荣,重于泰山,故结句赞其壮志无违——壮志无违则问心无愧,将军的英灵可以含笑于九泉了。这里名副其实是卒章显“志”:此“壮志”是戴安澜将军之壮志,又是诗人毛泽东之壮志,更是当日四万万中华儿女之壮志。孔夫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篇)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的子弹,能够射穿将军的躯体,却不能够毁灭将军的精神。一夫之志尚不可夺,何况四万万众之志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此诗不啻是借歌颂一个戴安澜将军来歌颂整个中华民族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誓与侵略者奋战到底的伟大精神。所吊者国之殇而所彰扬者国之魂,其笔重矣!其旨大矣!
全诗以戴安澜将军率部人缅抗日为题材,以缅南东瓜之战、缅中棠吉之战以及缅北遭遇伏击、不幸牺牲为线索,歌颂了戴安澜将军的抗日伟绩和反侵略的英雄气概。为了民族的利益而英勇献身,长歌当哭,英名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