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上片重在写景，通过写 景来抒情说理，寓理于景，寓情于景。景、情、理浑融一体。“秦望山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江？”开篇直截了当，写登高望远所见。“秦望山”，因秦始皇南巡时曾登此山观大海，祭大禹，故名。“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江？”乌云翻滚，暴雨如注，给人翻江倒海一样的感觉。一时烟雨茫茫一片，分不清哪个是云，哪个是雨。“乱”“急”“倒立”“不知”等词语写出了狂风暴雨的骇人气势和壮观景象。“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江”，语出《庄子·天运》：“云者为雨江？雨者为云江？”庄子的意思是云兴雨至乃自然之理，没有什么意志和力量的驱使。作者引用此语除了突出狂风暴雨的凶猛气势外，也有狂风暴雨是自然现象这个意思。但是，老子说过“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不，刚才还是狂风暴雨，现在天气就变成了“长空万里，被西风变灭须臾。”这句承上，仍是作者所看到的景象，表意急转，作者的情绪也急转直下。刹那间西风便把云雨吹散，露出了万里晴空。“回首听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天籁”，自然界的音响，这里指风。在明亮的月光下，回头听见，西风在天空中呼啸而过，大地上无数的洞穴发出了尖厉的声音。这句从视觉写到听觉，表现了自然现象的复杂多变。纵观上片，好像作者只是为了表现狂风暴雨这种自然现象，但联系当时的社会形势来看，不难发现作者有更深的用意在。作者借暴风骤雨到云散雨收，月明风起这种自然现象的变化，暗示着抗金之路虽然看似曲折，但前途一片光明，广大民众的抗敌呼声如同夜空刮过的西风，将会变成巨大的积极力量影响着时局朝着乐观方向发展。下片引用典故，以古喻今，影射现实，告诫当局不要重蹈覆辙，应奋发有为。“谁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麇鹿姑苏？至今故国人望，一舸归欤。”这里用的是春秋时吴越争霸的故事。作者在这里用这个故事，强调的是吴国国王因为不图长远之计，耽于安乐而亡国。意在告诫当朝统治者应该引以为戒，不要重蹈吴国的覆辙，应该奋发作为，一雪国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登高怀古，占据他心灵的不是秦皇、大禹，也不是越王勾践，而竟是范蠡。这是因为范蠡忠贞不二，具有文韬武略，曾提出许多报仇雪耻之策，同作者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辛弃疾和范蠡，条件相当，但境遇悬殊，范蠡功成名就，而自己壮志难酬，两相比较，作者不由伤感痛心，情绪低落，引出下句“岁云暮矣，问何不鼓瑟吹竽？”作为答句，引出最后一句“君不见、王亭谢馆，冷烟寒树啼乌！”难道你没有看见，像王亭谢馆那些当年的行乐之地，现在已是一片萧条冷落，烟雾笼罩着秋天的树木，乌鸦在悲凉地叫着！作者的无奈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这是一首登临览景而咏史怀古之词。上片写登蓬莱阁所见壮丽雨景，极具变化倏忽之致。下片怀想西施旧事，对此作者流露出同情敬仰之意。“岁云暮矣”以下，表达作者对世事沧桑所采取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全词情调统一于自然与人事的变幻，使人产生无常之感。特别多引用庄子玄妙之句，使这一特点显得更为突出。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