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达祖本来是一位“婉约派”的词人。前人之所以盛赞他,主要是因为他具有那种婉丽细腻的词风。其实,他的词风并不局限于“婉约”一路。像这首词,就抒发了他胸中不常被人看见的豪气激情,在风格上也显得沉郁顿挫、激昂慷慨,语句铿锵,意境深沉,运笔稳健,充满了激荡今古的豪气。这就可以大大帮助读者加深对其人、其词的全面了解。
中秋海潮,是大自然的壮观景象。早在北宋,苏轼就写过《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其首绝曰:“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南宋辛弃疾也写过《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等上乘之作。史达祖这首题为“中秋夜潮”的《满江红》,在某种程度上看,就正是继承苏、辛“豪放”词风之作,它写出了夜潮的浩荡气势,写出了皓洁的中秋月色,更借此而抒发了自己胸中的一股激情,令人读后产生如闻钱塘潮声击荡于耳的感觉。
因为是写“中秋夜潮”,所以全词就紧扣海潮和明月来写。开头两句“万水归阴,故潮信盈虚因月”,即分别交待了潮与月两个方面,意谓:水归属于“阴”,而月为“太阴之精”,因此潮信的盈虚——潮涨潮落,皆与月亮的圆缺有关。这里所用的“归”和“盈虚”两组动词,就为下文的描写江潮夜涨,蓄贮了巨大的“势能”。大江东去,这其中本就蓄积了许多的“力量”。此时,在月球的引力下,它又要返身过来,提起它全身的气力向钱塘江中扑涌而去,这是非常壮观惊险的。故而在分头交待过潮与月之后,接着就把它们合起来写:“偏只到,凉秋半破,斗成双绝”。只有逢到每年的中秋(即“凉秋半破”时),那十分的满月与“连山喷雪”而来的“八月潮”(李白《横江词》:“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才拼合成了堪称天地壮观的“双绝”奇景。它们“壮”、“奇”之所在,以下两句即分写之:“有物揩磨金镜净”是写月亮,它似经过什么人把它重加揩磨以后那样,越发显得明亮澄圆:“何人拏攫银河决”是写江潮,它就像银河被人挖开了一个缺口那样,奔腾而下。对于后者,不妨引一节南宋人周密描绘浙江(即钱塘江)潮的文字来与之参读,以加强感性认识。《武林旧事》卷三《观潮》条里写道:“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至于前者(中秋之月),则前人描写多矣,无须赘引。总之,眼观明月,耳听江潮,此时此地,怎能不引起惊叹亢奋之情?但由于观潮者的身世际遇和具体心境不同,所以同是面对这天下“双绝”,其联想和感触亦自不同。比如宋初的潘阆,他写自己观潮后的心情是“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酒泉子》),主要言其惊心动魄之感;苏轼则在观潮之后,“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南歌子》),似乎悟得了人生如“潮中之沙”(“寓身化世一尘沙”)的哲理;而辛弃疾则说:“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堪恨处,人道是、子胥冤愤终千古”(《摸鱼儿》),在他看来,那滔天而来的白浪,正是伍子胥的幽灵驾着素车白马而来。但是史达祖此词,却表达了另一种想象与心情:“想子胥今夜见嫦娥,沉冤雪。”这里的一个着眼点在于“雪”字:月光是雪白晶莹的,白浪也是雪山似地喷涌而来,这正象征着伍子胥的“沉冤”已经洗雪干净。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写时近中秋、月夜泛湖的情景道:“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又云:“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这实际是写他“通体透明”、“肝胆冰雪”的高洁人品。史词的“子胥见嫦娥”则意在借白浪皓月的景象来表达伍子胥那一片纯洁无垢的心迹,也借此而为伍子胥一类忠君爱国而蒙受冤枉的豪杰平反昭雪。这表明:史氏虽身为“堂吏”,胸中亦自有其政治上的是非爱憎,以及对于国事的关注之情。
下阕继续紧扣江潮与明月来写。“光直下,蛟龙穴”是写月,兼顾海:月光普泻,直照海底的蛟龙窟穴:“声直上,蟾蜍窟”是写潮,兼及月:潮声直震蟾蜍藏身的月宫。两个“直”字极有气势,极有力度,充分显示了中秋夜月与中秋夜潮的伟观奇景。“对望中天地,洞然如刷”,则合两者写之:天是洁净的天,月光皓洁,“地”是洁净的“地”,白浪喷雪;上下之间,一派“洞然如刷”,即张孝祥所谓“表里俱澄澈”的晶莹世界。对此,词人的心又一次为之而激动万分、“激气已能驱粉黛,举杯便可吞吴越。待明朝说似与儿曹,心应折!”这前两句,正好符合了现今所谓的“移情”之说。——按照这种“移情论”,在创作过程中,物我双方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比如,把“我”的情感移注到“物”中,就会出现象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类的诗句;而“物”的形相、精神也同样会影响到诗人的心态、心绪,如人见松而生高风亮节之感,见梅而生超尘脱俗之思,见菊而生傲霜斗寒之情。史词明谓“激气已能”、“举杯便可”,这后两个词组就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激气豪情,正是在“光直下”、“声直上”的伟奇景色下诱发和激增起来的。——当然,这也与他本身含有这种激气豪情的内在条件有关。在外物的感召之下,一腔激情直冲云霄,似乎能驱走月中的粉黛(美人);这股激情又使他举杯酌酒,似乎一口能吞下吴越两国。这两句自是“壮词”。一则表现了此时此地作者心胸的开阔和心情的激昂;另一则——如果细加玩味的话,也不无包含有对于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些或者昏庸、或者狡狯的君王,以及那当作“美人计”诱饵的西施的憎恶与谴责,因为正是他们共同谋杀了伍子胥。所以这两句虽是写自己的激气与豪情,但仍是暗扣“月”(粉黛即月中仙女)、“潮”(吴越之争酿出子胥作涛的故事)两方面来展开词情的,因此,并不能视为走题。末两句则“总结”上文,词人说:若是明朝把我今夜观潮所见之奇景与所生之豪情说与你辈(“儿曹”含有轻视之意)去听,那不使你们为之心胆惊裂才怪呢!词情至此,达到高潮,也同时戛然中止,如觉有激荡难遏的宏响嗡嗡回旋于耳畔。
此诗的作者是一位皇帝和一位僧侣。据《庚溪诗话》,“唐宣宗微时,以武宗忌之,遁迹为僧。一日游方,遇黄檗禅师(按:据《佛祖统纪》应为香严闲禅师。因宣宗上庐山时黄檗在海昌,不可能联句)同行,因观瀑布。黄檗曰:‘我咏此得一联,而下韵不接。’宣宗曰:‘当为续成之。’(以下联句从略)其后宣宗竟践位,志先见于此诗矣。”可见,禅师作前两句,有暗射宣宗当时处境用意;宣宗续后两句,则寄寓不甘落寞、思有作为的情怀。这样一首托物言志的诗,描绘了冲决一切、气势磅礴的瀑布的艺术形象,富有激情,读来使人激奋,受到鼓舞,故也竟能为农民革命领袖冯云山所喜爱。艺术形象往往大于作者思想,这也是一个显例。
此诗的首句是瀑布的溯源。在深山之中,有无数不为人知的涓涓细流,腾石注涧,逐渐汇集为巨大山泉,在经历“千岩万壑”的艰险后,它终于到达崖前,“一落千丈”,形成壮观的瀑布。此句抓住瀑布形成的曲折过程,赋予无生命之物以活生生的性格。“不辞劳”三字有强烈拟人化色彩,充溢着赞美之情,可与《孟子》中一段名言共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艰难能锤炼伟大的人格。此句似乎隐含这样的哲理。
近看巨大的瀑布,砯崖转石,跳珠倒溅,令人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感,却又不能窥见其“出处”。惟有从远处望去,“遥看瀑布挂前川”时,才知道它来自云烟缭绕的峰顶。第二句着重表现瀑布气象的高远,寓有人的凌云壮志,又含有慧眼识英雄的意味。“出处高”则取势远,暗逗后文“终归大海”之意。
写瀑布经历不凡和气象高远,刻画出其性格最突出的特征,同时酝足豪情,为后两句充分蓄势。第三句忽然说到“溪涧”,照应第一句的“千岩万壑”,在诗情上是小小的回旋。当山泉在岩壑中奔流,会有重重阻挠,似乎劝它留步,“何必奔冲下山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白云泉》)。然而小小溪涧式的安乐并不能使它满足,它心向大海,不断开辟前程。惟其如此,它才能化为崖前瀑布,而且最终要东归大海。由于第三句的回旋,末句更有冲决的力量。“岂能”与“终归”前后呼应,表现出一往无前的信心和决心。“作波涛”三字语极形象,令人如睹恣肆浩瀚、白浪如山的海涛景象。从“留”、“归”等字可以体味结尾两句仍是人格化的,使人联想到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的豪情壮怀。瀑布的性格至此得到完成。
首句写塞外大风掠地而过,将烧山的猎火吹得火势熊熊,从塞上曲·胡风略地烧连山这座山头连到那座山头。一方面显示了打猎场面的壮阔,另一方面也揭露边将沉湎于狩猎的情况。
次句接着写由于打猎之故,碎叶城城门大开,防守疏漏。碎叶城在今中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唐时属安西大都护府。“孤城”二字暗示碎叶城处在边防最前沿,孤立无援,形势严峻,对于能否扼守住边关,防止外敌之侵入,举足轻重,边将却骄奢轻敌,城门洞开地出猎而去,其危殆之势无异于引一发而垂千钧。诗人的焦虑和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三、四两句写在守卫烽火台的戍卒的阵阵欢呼声中,将军猎归,大获猎物。“烽子”,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帅、烽副;烽子,盖守烽之卒,候望紧急而举烽者也。”如今“烽子”不去守望敌情、举燃烽火,而去守候猎物、举燃猎火;不去呼报敌情紧急,而去欢呼猎罢归来,讥讽之意显而易见。
此诗写边将夜猎的场面,虽然背景壮阔,显得有声有色,但并不是为了歌颂,而是寄寓诗人对边防松弛的忧虑和对边将玩忽职守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