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画画家画不出时间的延续,须选“包孕最丰富的片刻”画之,使人从一点窥见事件的前因后果。这一法门,对短小的文学样式似乎也合宜,比如某些短篇小说高手常用“不了了之”的办法,不到情事收场先行结束故事,任人寻味。而唐人五绝名篇也常有这种手法的运用,张仲素《春闺思》就是好例。
这诗的诗境很像画,甚而有几分像雕塑。“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城边、陌上、柳丝与桑林,已构成一幅春郊场景。“袅袅”写出柳条依人的意态,“青青”是柔桑逗人的颜色,这两个叠词又渲染出融和骀荡的无边春意。这就组成一幅村女采桑图:“蚕生春三月,春柳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采桑度》),真可谓“无字处皆具义”(王夫之)。于是,这两句不仅是一般地写景,还给女主人公的怀思提供了典型环境:城边千万丝杨柳,会勾起送人的往事;而青青的柔桑,会使人联想到“昼夜常怀丝(思)”的春蚕,则思妇眼中之景无非难堪之离情了。
后二句在蚕事渐忙、众女采桑的背景上现出女主人公的特写形象:她倚树凝思,一动不动,手里提着个空“笼”——这是一个极富暗示性的“道具”,“提笼忘采叶”,表露出她身在桑下而心不在焉。至于心儿何往,末句就此点出“渔阳”二字,意味深长。“渔阳”是唐时征戍之地,当是这位闺中少妇所怀之人所在的地方。原来她是思念起从军的丈夫,伤心怨望。诗写到此已入正题,但它并未直说眼前少妇想夫之意,而是推到昨夜,说“昨夜梦渔阳”。写来不仅更婉曲,且能见昼夜怀思、无时或已之意,比单写眼前之思,情意更加深厚。
“提笼忘采叶”,这诗中精彩的一笔,是从上古诗歌中借鉴而来。杨慎早有见得,道是:“从《卷耳》首章翻出。”《诗经·周南·卷耳》是写女子怀念征夫之诗,其首章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斜口小筐不难填满,卷耳也不难得,老采不满,是因心不在焉、老是“忘采叶”之故,其情景确与此诗有神似处。但就诗的整体说,彼此又很不同。《卷耳》接着就写了女子白日做梦,幻想丈夫上山、过冈、马疲、人病及饮酒自宽种种情景,把怀思写得非常具体。而此诗说到“梦渔阳”,似乎开了个头,接下去该写梦见什么,梦见怎样,但作者就此带住,不了了之。提笼少妇昨夜之梦境及她此刻的心情,一概留给读者从人物的具体处境回味和推断,语约而意远。这就以最简的办法,获得很大的效果。因此,《春闺思》不是《卷耳》的摹拟,它已从古诗人手心“翻出”了。
诗一开头,点明“远送”,体现出诗人意深而情长。诗人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站又一站,一直送到了二百里外的奉济驿,有说不尽的知心话。“青山空复情”一句,饶有深意。青峰伫立,也似含情送客;途程几转,那山仍若恋恋不舍,目送行人。然而送君千里,也终须一别了。借山言人,情致婉曲,表现了诗人那种不忍相别而又不得不别的无可奈何之情。
伤别之余,诗人自然想到“昨夜”相送的情景:皎洁的月亮曾和他一起“同行”送别,在月下同饮共醉,行吟叙情,离别之后,后会难期,诗人感情的闸门再也关不住了,于是诗人发问道:“几时杯重把?”“杯重把”,把诗人憧憬中重逢的情景,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这里用问句,是问诗人自己,也是问友人。社会动荡,生死未卜,能否再会还是个未知数。诗人送别时极端复杂的感情,凝聚在一个寻常的问语中。
以上这四句倒装,增添了诗的情趣韵致。前人说得好:“诗用倒挽,方见曲折。”首联如果把“青山”一句提到前面,就会显得感情唐突,使人不知所云;颔联如果把“昨夜”一句放在前面,便会显得直白而缺少情致。现在次序一倒,就奇曲多趣了。这正是此诗平中见奇的地方。
诗人想到,像严武这样知遇至深的官员恐怕将来也难得遇到,于是离愁之中又添一层凄楚。关于严武,诗人没有正面颂其政绩,而说“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说他于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出守外郡或入处朝廷,都荣居高位。离任时东西两川属邑的人们讴歌他,表达依依不舍之情。言简意赅,雍雅得体。
最后两句抒写诗人送别后的心境。“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独”字见离别之后的孤单无依;“残”字含风烛余年的悲凉凄切;“寂寞”则道出知遇远去的冷落和惆怅。两句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严武的真诚感激和深挚友谊,依恋惜别之情溢于言表。
杜甫作这首诗送好友严武,既赞美严武,也发出他自己“寂寞养残生”的叹息。诗意在送严武奉召还朝。诗人曾任严武幕僚,深得严武关怀,所以心中那种依依不舍的别离之情,不必再用言语解释。这首诗语言质朴含情,章法谨严有度,平直中有奇致,浅易中见沉郁,情真意挚,凄楚感人。
此诗塑造了一位地位虽有不同,但命运却与《卫风·氓》之主人公相似的可怜弃妇形象。她当初也许曾有过海誓山盟、夫妇相爱的短暂幸福。但随着秋来春往、珠黄色衰,“其心孔艰”(心思难测正如“氓”之“不三其德”、其心“罔极”)的丈夫,待她便“始者不如今”,粗暴取代了温柔,热恋化作了冷漠。丈夫回到家中,想到的只是上河梁去取鱼虾享用,而对操劳在室的妻子,则连“入”房中慰问一下的兴致都没有。他总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大抵早已有了“外遇”罢)。说他事忙吧,他却能在庭中慢条斯理地油他的车;说他没事吧,却连“遑舍”(止息的闲暇)一夜的功夫都没有。好容易盼得他回来一次,却只给妻子留下暴虐相待的伤痛。想到命运之绳曾将自己和丈夫贯串在一起(“及尔如贯”),相互间理应亲如“埙”、“篪”相和的“伯”、“仲”(古时常以兄弟相亲喻夫妻相谐);而今,丈夫竟连起码的夫妇之礼都不顾了,不能不激得女主人公悲愤难平。在长夜焦灼的“反侧”之中,她终于发出了愤切的诅咒:“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你真正是枉然生了一张人脸,心思的险恶莫测,简直胜过鬼蜮呵!
从诗之结语“作此好歌(因为歌意涉及男女之情,故称),以极反侧”看,此歌作于女主人公长夜难眠的“反侧”之际。诗虽也带有相当的叙事成分,但脉络并不清晰。在充满疑云的反覆诘问中,展出“彼”人的飘忽身影,又穿插进回忆中的种种生活片断,使全诗的结构显得似断非断、散乱飘忽。如果要找一个适当的词汇来说明此诗的表现特点,那就是两个字——“梦幻”。而这,大抵正与女主人公作歌时的“反侧”难眠状况有关。从诗中透露的消息可知,那位薄情丈夫对女主人公的冷遇,无疑已天长日久。每当她望眼欲穿盼其归来时,丈夫却总是迟迟不归;就是归来,也行迹诡秘、形同飘风,出没于庭院、鱼粱之际,只顾着自身的享受,极少有入房与妻子叙叙的诚意。一对往日的燕尔夫妻,竟变得如同陌路之人。这些景象,当然会深深烙在女主人公脑际而难以抹去。因此,当她辗转反侧之际、神思恍惚之中,往事今情便可能全化作散乱的片断,梦幻般地涌现在眼前。此诗正适应了这一特定背景,采用叠章和问句、跳荡不定和迅速转换的意象,表现了女主人公似忆似梦间的疑惑与惊诧、痛愤和哀伤。进入女主人公梦思中的对象,明明是她丈夫,她却似乎不认识他,开篇即以“彼何人斯”相询,正绝妙地传达了这种神思恍惚中的迷乱之感。后文的“胡逝我梁,不入唁我”、“我闻其声,不见其身”,更以扑朔迷离之辞,表现了唯有幻梦才带有的视听和思虑特点。女主人公刚想细细审视,幻境却又一变,车影、语声竟化作一团“飘风”,忽东忽西地卷向鱼梁去了;但转眼间,她又似乎看到,丈夫分明还在庭中,正如往日那样悠然自得地“脂车”呢。梦境的飘忽变幻,伴随着女主人公神思恍惚间的疑惑、惊惧、失望和愤懑,一起化作诗行涌现,便产生了这首奇妙、独特的弃妇歌。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