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康与仪狄，贼物其罪均。
商毒烈火炎，岐镐方阳春。
秦暴虓虎搏，欧粤无颦呻。
二子起酒祸，古今同湛身。
计实乃鸩葛，适口良甘醇。
文锦覆深阱，病媒鬼之邻。
劋杀不遗迹，辛政犹为仁。
今子知所戒，浮俗岂其伦。
生世千金躯，况复富席珍。
杜康与仪狄，贼物其罪均。
商毒烈火炎，岐镐方阳春。
秦暴虓虎搏，欧粤无颦呻。
二子起酒祸，古今同湛身。
计实乃鸩葛，适口良甘醇。
文锦覆深阱，病媒鬼之邻。
劋杀不遗迹，辛政犹为仁。
今子知所戒，浮俗岂其伦。
生世千金躯，况复富席珍。
上片写赏春人赏春的热情和春去的遗憾。起首二句先描绘东洲的形胜景致，水流迎洲而分为燕尾，洲上芳草萋萋，白盛开。“盈盈”二句写游春女子，年年都把自己扮得如桃花一般。“留春住”三句，写人们虽然殷勤地希望春天能多留一段时间，但时值暮春，芳菲已歇，百花零落，只有水上浮萍和空中飞絮，还残留着春天的一点气息。用一“笑”字。表现出对春去难留的无奈。“棠桡”四句，江上各式各样的船只画舫，载着衣着漂亮的女子，在月光下尽情地游赏美景，但春天还是匆匆地归去了。
下片由追忆过去旖旎风光，引发感叹国家的兴亡。在江南那美丽的土地上，仙院香云缭绕，湿润的芳香飘入红漆朱户，道家的神坛疏灯与天上晶亮如珠的星斗互相辉映，就像是一派由天而降的花雨，这一切都如春天注定要逝去一样，也已逝去了。敌人的铁蹄已至国门，江南的桃根古渡已沦于敌手，在这风狂雨妒的不幸时代，那和桃源相似的万点落英和几湾流水是躲避不了侵略者的铁蹄的。此时桂王所凭据的西南地区几乎全部落入清人之手，百姓避乱无地。作者作为明朝遗民，对此感受最为深切、故而也最为沉痛和悲愤。
本词虽然吟咏江南风景，实则抒发了国家灭亡的痛苦，继承了辛弃疾愁苦孤愤的情调，并效法辛词以自然界的意象与人事进行类比的写作手法，用语含蓄，感情深沉。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这首诗的首联言国事紧张，而自己只能稳坐江南，表现其报国无门的忧愤。颔联写诗人的生活现状，以感慨前尘影事恍如隔世，抒发一种垂暮之情。颈联借典故抒情，以子桑和原宪两位古代寒士自喻。尾联劝人忍过寒天，春天即将到来，表达出对未来的信心。全诗紧扣题面，层层相生，一气贯注，颇见功力。
首联即将强烈的情感爆发出来，上句说中原地区战乱不堪，沦为异族统治区，言国事之紧张。“尚”字道出了他深沉的忧国之心，凝聚了期望与失望交织的复杂感情。次句一转，说自己稳坐江南，对中原的沦陷坐视不管，懒于问津，诗人在前后的反差中表达出强烈的爱憎。《论语·微子》载孔子使子路向人打听渡口所在（即问津），受到隐者的讥讽：天下滔滔，不如从避世之士，忘情世事。次句的懒问世事与首句的忧国忧民之间有一个极大的落差。既然心忧国事，自当宵衣旰食，勤于政务，而诗人却颓然自放，大有撒手而去之意。通过这一转折正是要深—层地表现其报国无门的忧愤。他之疏懒实是出于无奈的举动，是投降派排挤的结果，但是这一切都掩盖在超然放达的外表下，需经咀嚼才能品味。
颔联写诗人的生活现状，以感慨前尘影事恍如隔世，抒发了一种垂暮之情，极言自己被排挤时日之久。此处也不是泛泛的迟暮之慨，是有深意存焉。诗人以诗文名家，在两宋之交卓然自立，但也因此而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坎坷曲折。他在绍圣年间因元祐党事被免官，南渡后又屡因文章得罪。往事如梦似烟，看似超脱，实则是难以忘却的。
颈联借典故抒情，以两位古代寒士自喻。子桑在霖雨十日后若歌若哭，明白了让他贫困的是命运，自己也如原宪一般甘于贫穷，表达了安贫乐道、自甘淡泊之志。“自”字与“长”字更突出了他的风骨品节。
尾联在情绪上陡升波澜，虽则天寒雪冷，但劝人一定要忍住这一时，因为春耕将近，春天即将到来，终将能顶过严寒，迎来春天，此联既照应题目立春，又一语双关，一扫前文颓气，表达出作者对未来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