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禅是生活，生活离不开诗。历代诗歌里，有禅境或受禅的浸染，带些禅味的，不啻漫无涯际，简直是浩如烟海。唐宋以来的诗人，往往出入于儒道佛之间，几乎没有不沾上一点禅味的。从本性上说，禅是出世，诗是入世，二者原可分离。但自唐以来，二者却如怨偶情鸳，彼此交融，结下了不解之缘。诗人与“清溪主人”因交谊往还而更唱迭和，互相影响，因禅境氤氲而生禅悦，就是一例。
这首著名的禅诗，反映了李白从宦海、尘俗中解脱出来而倾心于艺的一种禅悦心态。诗人虽号“青莲居士”，其实并非佞佛或皈依佛门，而是向往于佛禅之境界、陶醉于佛禅之意趣、所谓士大夫之流的“自耽禅悦”耳。仅从只有六句的诗篇里，就流淌出李白血性中佛禅的一脉灵源，呈现出一种恬淡空灵的禅意悟境。
“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岩里”运用白描手法交代深山夜宿的情景和背景：李白如同一位高级的“游方俗人”，在山中游到天黑，方才找到投宿之处；好在“清溪主人”是位雅士，家住清溪河畔山谷中的“碧岩”里。以“夜”、“宿”、“碧岩里”烘托气氛，能起到点明题旨、升华主题的作用。
“檐楹挂星斗，枕席响风水”写诗人在清溪主人家夜宿的所见所闻：诗人躺在床上，目光透过门窗，掠过“檐楹”，可以欣赏那满天的星斗。枕席之上，诗人还可以欣赏清风和溪水琴鸣般的协奏。真是心中怡悦，无处不成雅趣。诗人借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如“星斗”、“风”、“水”、“挂”、“响”等，觥筹交错中，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又不失唯美伤感的气势。
“月落西山时，啾啾夜猿起”描绘出一幅月落西山、夜猿啾啾鸣的景致：月落鸟啼时，诗人方才欲睡，但又睡不着，因为有“啾啾”的“猿啼”。“月落”、“西山”、“啾啾”则勾画出一副凄凉冷清的景色，这正是诗人怀归忧国，但又无可奈何的渺茫心情的反映。
《宿清溪主人》之所以选入禅诗集，除了与佛门禅意情趣相类之原因外，还在于诗人向社会表示扫除尘氛、洗尽凡心、天机泄露、纵横自如之心境，还在于诗人摆脱了有无得失的滞累、宠辱名利的羁束，姿情地借笔墨传达出他心灵的解脱自在，体现出一种空灵、洒脱、疏淡的禅悦境界。
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派公子札访问鲁国，《左传》对经过情形有详细记载。当时的吴王馀祭是公子札的二哥。吴国在公子札的父亲寿梦就位时（前585年）就已称王。但中原诸国还是视吴国为蛮夷之邦，《春秋》记事称之为“吴子”，“子”的爵位在公、侯、伯之下，所以实际上是贬称。而《公羊传》出于“诸夏”的民族偏见和地域偏见，甚至否认吴国“有君、有大夫”，对《春秋》记事用语理解为抬高了吴国的地位。
这篇文章是《春秋公羊传》解释《春秋》为什么用“吴子”肯定吴国“有君”，用“聘”肯定吴国“有大夫”的。全文层层设问，步步深入，以事实说明公子札的贤、仁、深明大义，正是他使吴国在诸夏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