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先点题“归舟”二字。诗人在春天回家，大地复苏，春草遍地，水中的小洲已是一片浓绿。作者独自一人，在春风春雨中赶路。眼中所见是汀州春草，所以诗虽然没有说是乘舟，而人在舟中便是不言而喻。颌联放笔写船行，也是写归。他乘坐的大船，在中流乘风破浪而下。春雨普降，江水上涨，船又是顺水，所以走得飞快，两岸青山不断地掠过船舷。这一联写得明快畅达，流露了回家的喜悦，在动态中包藏着自然的、静穆的美，给人一种“人在画中行”般的感受，令人神往。
诗接写了岸上具有象征性的、在群山中显得格外醒目的两个建筑物——木郎庙和水神祠。在那古老的木郎庙上空，成群的乌鸦盘旋聒噪，争夺着祭品；水神祠中，香烟缭绕，祭祀的人们川流不息。这一切，给山水增添了几分春色和生气，使他想到了家乡春色，激发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淳朴的民风及山村生活的神往。然而这一切又勾起他对身世的感慨。就这样，回家的快乐，山水的秀丽，都黯然失去了它的魅力。全诗原本轻快的笔调一下子被收束住，给人以顿然沉闷的感觉，作者的思想也就深深锲入了人们心中。
这首诗前六句一泻而下，句句是景，且浑和充沛，流韵天然，气势开阔；尾联出句仍以景语作过渡，对句从“波浪”二字上发议论，含意双关，使诗戛然而止，明快截决，没有力挽千钧的笔力是难以办得到的。这首诗全篇浑成，整饬端严，是元律中的名作。
这是香菱写的第二首咏月诗。
在这首诗的创作中，香菱菱牢牢记住黛玉的话：“只管放开胆子去作”。结果，“放开”倒是做到了，却又偏偏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于穿凿”。诚如宝钗所评论的。“不像吟月诗了，月字底下添一‘色’字倒还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
诗的首联首句：“非银非水映窗寒”，写的便是月色，并未真正切题。只有到了次句：“试看晴空护玉盘”才正式进入咏月本意。这一句的“护玉盘”之喻，是较为形象生动的。然而这种比况并非始于香菱，在李白《古朗月行》一诗中，就已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之句，只不过香菱在这里把它借用过来罢了。较之前诗“玉镜”、“冰盘”等词，这一借用显然要高明一些，表达的意思也就雅致一些。
诗的颌联以烘染的手法，用“淡淡花香欲染，丝丝柳带露初干”这一清新素雅的语言，来状写柔和而湿润的月色，的确是颇具情韵的。但是由于写的是月色而非月轮，故仍不免又离开本题。诗的颈联同样有这种毛病，特别是这两句本应在意思上作一转折，才算符合律诗章法上的特点，但这一问题并未很好解决。“只疑残粉涂金砌，恍若轻霜抹玉栏”，仍紧紧沾滞于月色不放。这样，白粉之涂上台阶，轻霜之飘洒玉栏，虽然在形象上较为清晰，在诗境上也显得空灵而凄迷，但由于作者仍未能在寄情寓兴方面作深一层的拓展，因而诗的内容还不够深沉，意蕴还是不够醇厚。
诗的结联两句，是全诗的意思的总括，可这里只说得个西楼人物、夜色深沉、月轮高挂。显然，由于前面内容不够充实，故诗的结穴仍不免分乏无力。但因作者注意绾合开头所咏之月轮，因而从结构上看，全诗还算是首尾圆整的。
首联二句是作者独自隐居山中时的心态写照，他引用了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其十七“日晚荒城上。苍茫余落晖”诗句。顾安《唐律消夏录》谓此诗首句‘掩柴扉’三字是虚句，不是实句。其实不必强作“虚”解，作“实”解亦通。人在门外亦可掩扉也，当是室内寂寞，故出门掩扉，环视山居外景以解闷，正切诗题“即事”者，咏眼前景物也。倘闭关室中，有何事可即！山居所见，皆幽寂澄淡之景，即之使人悠悠然，陶陶然，无复寂寞之感。
颔联二句运用了对比手法。夕照满山，鸟鹊还巢，行人归宅，柴扉紧掩，诗人以最传神的字眼来表现景物给他的最突出的印象和感受，以突出景象的自然生态和任其消歇的流变特征，构成禅趣颇深的整体暗示，光色彩象的转瞬即逝的恍惚，归人却在若即若离恍有恍无之间。从文艺美学角度看，生态活泼，情趣盎溢，弥满诗画气息的宁静生活极富运动感极富生命力的美。此联“遍”“稀”二字用得很妙。“遍”字表现松茂鹤多，“稀”字表现来访者少，两者对照写出山居环境的幽静。
颈联对句引用庾信《入彭城馆诗》：“槐庭垂绿穗，莲浦落红衣。”这一联用“绿竹”对“红莲”、“新粉”对“故衣”，光影流转里体现出摩诘对隐逸生活的喜爱。王维天性擅画，精通画理，且移植画艺以丰富和提高诗歌的表现力。此句即为力证。
尾联末字落在一个“归”上，暗合其归隐之意，隐隐有陶潜之情。最后四句写出了夕阳西下，炊烟升起，嫩竹荷花清新可爱，人们采菱而归的景象，表现出作者悠然闲适的心情。
在王维的田园诗中，尽管周围是热闹活泼，生生不息，充满了活力的大自然，但诗人的心却是孤寂的。此诗虽然写出了作者惬意的生活，却又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的落寞之情。大自然的万物都是热闹鲜活的，嫩竹、红莲，唯有诗人的心是寂寞孤独的。这样的心态，促使王维潜心地去发现去欣赏田园。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