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柳戏题》一诗,是柳宗元现存诗歌中别具一格的作品。之所以说其“别具一格”,是因为柳宗元这位对待写作从来都比较严肃的诗人,在此诗中,却一改自己平时的风格,紧紧扣住诗题中的“戏”字,将一个严肃的主题,用嬉戏的笔调表现出来。
首先可见到首联两句,先交代了人物、事件和地点,仔细想来,种柳劳动也含蓄地暗示了其时间自然在春季。其中所提到的柳江,即西江的支流,流经柳州,此乃地点所在也。另外在语言上,诗歌一开始,柳宗元有意运用似乎有点“绕口”的句式,两句十个字,居然嵌入了四个“柳”字,既照应了诗题中的“戏题”二字,又使读者感到极度新颖,极度别致,自然而然地调动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使人感到妙不可言。
而颔联针对上联所写发了一番感慨,先想像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会成为人们谈笑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变成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绝不是作者的自夸,实际上,作者心里非常明白,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作为地方上的最高长官,能亲自参加公益劳动的“一方诸侯”实在少之又少,因而有这样的自信。
前两联柳宗元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展开描写,使诗题中的“戏”字落到了实处。后半段的戏笔的成分似乎已大为减少。在此两句中,诗人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提出自己美好的希冀:硕大的树冠应当能遮蔽住骄阳覆盖着大地,高耸的树干一定能长大成材高人云天,坚信自己今天的举动将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这便自然而然地引出后面画龙点睛的议论。
而尾联中,诗歌运用了“思人树”这一典故。并以议论的口吻,表达了诗人努力造福于民的强烈愿望,感情真挚,让人不禁感同身受。
不过,虽然作者力图使这首诗基调轻松、语言幽默,但由于诗人的经历、秉性以及所表达的主题的需要,事实上,诗歌是越写越严肃,越写越接近自己的一贯风格的。
纵观全诗,诗篇先在题目用“戏”笔写出重大严肃的主题,收到既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而又避免了空话大话,避免了自吹自擂的奇特效果,这样来写,首先为诗歌的风格定下了一个基调。然后,除了头一联是叙述事情,是实写外,其他各联,或为推测,或为希望,或为议论,总之都是虚写。这种诗歌结构,不太像唐诗,更接近于宋诗的风格。由此可知作者并不想把种柳劳动当作诗歌的中心来写,而是通过种柳这件事,借端说理,表达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留惠于民的做官准则。这思想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也许直到现在仍然有其不朽的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此诗包含着风趣和幽默,但又不失丰富思想感情,细细读之,着实让人回味无穷。
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据序文可知,这是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诗人被贬赴江州途中所作。当年六月,诗人因上疏急请追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遭当权者忌恨,被贬为江州司马。诗题“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作者的己见,宣泄了对当时朝政的不满和对作者自身遭遇的忿忿不平。此诗为第一首,放言政治上的辨伪——略同于近世所谓识别“两面派”的问题。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底事,何事,指的是朝真暮伪的事。首联单刀直入地发问:“早晨还装得俨乎其然,到晚上却揭穿了是假的,古往今来,什么样的怪事没出现过?可有谁预先识破呢?”开头两句以反问的句式概括指出:作伪者古今皆有,人莫能辨。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颔联两句都是用典。臧生,即春秋时的臧武仲,当时的人称他为圣人,孔子却一针见血地斥之为凭实力要挟君主的奸诈之徒。宁子,即宁武子,孔子十分称道他在乱世中大智若愚的韬晦本领。臧生奸而诈圣,宁子智而佯愚,表面上的作伪差不多,但性质不同。然而可悲的是,世人只爱臧武仲式的假圣人,却不晓得世间还有宁武子那样的高贤。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颈联两句都是比喻,意思是:“草丛间的萤虫,虽有光亮,可它终究不是火;荷叶上的露水,虽呈球状,难道那就是珍珠吗?”然而,它们偏能以闪光、晶莹的外观炫人,人们又往往为假象所蒙蔽。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尾联紧承颈联萤火露珠的比喻,明示辨伪的方法。燔柴,语出《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这里用作名词,意为大火。照乘,指明珠。这两句是说:“倘不取燔柴大火和照乘明珠来作比较,又何从判定草萤非火,荷露非珠呢?”这就相当于谚语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诗人提出对比是辨伪的重要方法。当然,如果昏暗到连燔柴之火、照乘之珠都茫然不识,比照也就失掉了依据。所以,最后诗人才有“不取”、“可怜”的感叹。
这首诗,通篇议论说理,却不使读者感到乏味。诗人借助形象,运用比喻,阐明哲理,把抽象的议论,表现为具体的艺术形象了。而且八句四联之中,五次出现反问句,似疑实断,以问为答,不仅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且充满咄咄怪事的感叹。从头至尾,“何人”、“底事”、“但爱”、 “可知”、 “终非”、 “岂是”、 “不取”、 “何殊”,连珠式的运用疑问、反诘、限制、否定等字眼,起伏跌宕,通篇跳荡着不可遏制的激情,给读者以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感觉。诗人的冤案是由于直言取祸,他的辨伪之说并非泛泛而发的宏论,而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针砭,是为抒发内心忧愤而做的《离骚》式的呐喊。
这篇奏疏,是贾谊针对西汉初年在经济上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提出的要注意积贮的重要论文。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表现出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主张,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在客观上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同时,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观点,既而引用古人有关不耕不织、用之无度给人民带来的危害性的言论,对照当时社会食者众、靡者多、积蓄少的现象,提醒当权者必须慎重正视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
接着文章论及灾害的必然性,谈到禹、汤受此之苦,并在此基础上接连设问:如果我们也遇到灾害,“国胡以相恤”?如果边境有敌人入侵,“国胡以馈之”?不仅如此,文章更具体揭示了旱荒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一勇者行劫,老弱者易子而食,政治未毕通等。
最后从正面归结到“夫积贮者, 天下之大命也”, 指出“苟粟多而财有余, 何为而不成”、“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的大利。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的具体办法。
贾谊在文章中还毫不隐讳地揭露了当时人民备受饥寒的困苦生活,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提出严厉的批判,言辞犀利激切。
本文理论结合实际,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逐层深入地来论证中心论点。文章第一段,首先引用管子之言和古人深知民足致治的事实,对古之治天下,重积贮的理论和经验进行了总结,阐明积贮与国计民生的关系,从正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接着由古及今,联系实际,针对当前生产少,消费多,淫侈之风滋长,不重视积贮,国家有覆亡可能的危险形势,说明不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这样通过古今对比,理论和形势的分析,从正反两面对中心论点进行了有力的论证。第二段,则就应付自然灾害和战争两个方面,从国家存亡攸关的高度阐明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了积贮的重要。至第三段,则在前面充分阐述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归纳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的中心论点,并与第二段及第一段的有关部分进行对比论证,阐明积贮之利是关系国家富强的根本大计,重视农业生产,是加强积贮的根本措施,从正面更深入一层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文章这样围绕中心论点,引古证今,理论结合实际,进行正反对照,并以确凿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层层深入进行论证,把道理说得清楚透彻,有条不紊,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