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的这首词初看是咏梅，但并不单纯是为了咏梅，而是有所寄托，作者想借梅的高风亮节来比喻自己的卓尔不然。
词的上片，作者用凝炼的画笔，似乎毫不经意地就点染出屋角檐下那两三枝每天都见到但并未留心过的梅的绰约风姿。“的皪两三枝，点破暮烟苍碧”，“的皪”，用这两字点出梅花的秀洁，但也只有两三枝，故并不显得繁艳。而在“苍碧”的暮烟衬托下，却还是十分醒目，所以特用“点破”二字，以示不凡。作者笔下没有给读者一个鲜花锦簇的热烈画面，而只以“两三枝”相点缀，似乎显得冷清。这是因为梅开于冬春之际，这使它与姹紫嫣红的春花不同，它的开放，要经受一番与严寒的搏斗。梅以虬劲的枝干和甚至显得稀疏的花朵，在万卉凋零的严寒中向世界显示了它独出的英姿，这孤傲给人以特殊的美感。人们折梅或画梅，往往只取一两枝，正不以繁华似锦为美。因此，词中“的皪两三枝”确是恰到好处的。而且，正因其少，才给人以“点破”“暮烟苍碧”的感觉。接下来，词人用带有主观情意的“好在屋檐斜入，傍玉奴吹笛”，使这梅介入人事，并赋予它以情感。
词的下片更以抒情为主。换头两句不仅有承转作用，而且极力渲染夜色，造成一种优美静谧的境界，为写朦胧梦境创造条件。然后，作者别出心裁地以梦中化蝶、追踪香迹抒发自己对梅的喜爱和追求之情，乃更出新意。再续以“恐幽香难觅”一句为结，却言梦中虽可化蝶穿花，却因无法再寻觅到梅的幽香而若有所失，写出爱梅人对梅可见而不可及的微妙心理。如此虚虚实实、或梦或醒，既真切而又光怪陆离，把这梅的品格和词人的心境交织在一起来写，表达得曲折尽意，饶有余味。
借物咏怀的手法，是中国魏晋之际的阮籍首创，他用此法创作了80多首诗词，此后，很多身居战乱中怀才不遇的诗人常采用这种手法来借物寄心，写怀述志。“咏梅”更是历代诗词作家耳熟能详的题材。所以，关于梅，无论从什么角度来描写，总难免除落入俗套之运。像众所周知的梅的高洁品格，这当然是必须突出的重点，但若纯粹地只从这点着眼，就势必会步前人后尘。如何从这里独辟蹊径，写出新意，那就得看作者的功力了。陈亮的这首诗词，从表面上看，显得平淡无奇，没有惊人之语，运用历史典故亦不多。但仔细品读，便会发现它仍是以新的手段写出新的志趣，并未落入前人窠臼，而实在是独具一格，精妙独到。
这是一首描写杭州西湖春景诗。这首诗前六句写景，突出一个“绿”字，后两句写情，突出一个“恋”字，做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后人评论此诗“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全诗不仅结构上曲折委婉，而且借景深化了诗旨。
西湖的春天，像一幅醉人的风景画，三面群山环抱中的湖面，汪汪一碧，水平如镜。群峰上，松树密密麻麻排满山面，千山万峰显得一派苍翠。一轮圆月映入水中，好像一颗明珠，晶莹透亮，跳荡悬浮。
早稻初生，似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上面铺满厚厚的丝绒线头；蒲叶披风，像少女身上飘曳的罗带群幅。一幅格调清新的山水画图展现眼前，诗人不由发出对西湖风光的赞美。春色如此秀丽，作者不愿离开杭州回京，有一半因素就是舍不得这风景如画的西湖。
诗的前三联绘景，尾联抒情，全诗则情景交融，物我划一。首句鸟瞰西湖春日景色，谓其“似画图”。作者以具有如此浓重感情色彩的字眼儿入诗，并非偶然。在孩童时代，白居易曾立志要到杭州做官，心愿得酬，自然为之欣喜，其对杭州的深情于此可见一斑。此诗不仅是白居易山水诗中的佳构，亦是历代描写西湖诗中的名篇之一。
“乱峰”以下三句，具体描绘如画之景：群山环绕，参差不一，湖上水面平展；排排青松装点着山峦，如重重叠叠的翡翠，皎洁的月亮映入湖心，象一颗闪光的珍珠，这是多么诱人的美景呵！然而诗的旨趣并没有凝滞在范山模水的层面上，“碧毯”二句出人意表地把笔舌转到对农作物的体察上。在山水诗中嵌入农事，弄不好会雅俗相悖，很不协调，而白居易却别出心裁地把农事诗化了：早稻犹碧毯上抽出的线头、新蒲象青罗裙上的飘带。如此精妙新奇的比喻本身不仅体现出作者对湖区人民的关怀，使读者由此可以联想到正是这位自幼向往杭州的白刺史，一到任便体恤民瘼，浚井供饮，把杭州变成了人间天堂，从而铭戢其德惠。同时，在诗的写作上也是一种变格、一种可贵的出新，它比作者描绘西湖的另一名篇《钱塘湖春行》，立意更加新颖，语言益见精妙。
这首诗的结构曲折委婉，别有情致，特别是最后两句“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唐宋诗醇》）那么其“言外余情”是什么呢？这得联系作者的有关行迹和创作来探寻。除杭州刺史之前，白居易原在长安任中书舍人。面对国是日荒，民生益困的现实，屡屡上书言事而不被采纳，眼见时局日危，朋党倾轧加剧，便自求外任，来到杭州。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做隐士不好，做京官也不好，只有做杭州刺史闲忙得当，正合其意，即所谓“霅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钱塘郡，闲忙恰得中。”这话是出自《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一诗，在其他篇目中 尚有不少类似的说法，这既是作者的心里话，也是此诗的“言外余情”。
因为“皇恩只许住三年”，白居易抱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西湖，这种情绪本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西湖早已是驰名中外的湖山形胜之地，此诗亦不胫而走，值得玩味的是如今西湖十景中的“平湖秋月”、“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等景观的命名，有的很可能是从这首《春题湖上》中的相应诗句衍化而来的。
从艺术上看，《春题湖上》最精采的是中间四句。诗人以幽丽华美的笔触，用一连串精妙的比喻，勾画出西湖的旖旎风光。比喻的精妙，表现在比物与被比事物的密合无间上。用翡翠比喻松树的绿色，用明珠比喻夜半时分高而远的明月，用碧毯细短的线头比喻幼小的绿色秧苗，用青罗裙飘拂的长带比喻舒展着的绿色的蒲叶，无不妥贴入微，真切动人。同时，诗人对湖上春光的珍惜与爱悦的感情，也在这几个比喻中自然地隐隐泄出。全诗由于有了中间这四句精当传神的比喻，一二句中的“似画图”才有了充实的具体内容，末两句的“勾留”之意才得以顺势推出。
“画图”二字是诗眼，下五句皆实写画图中景，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
击壤歌是一首淳朴的民谣。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所歌的歌词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击壤歌》。
这首民谣描绘的是在上古尧时代的太平盛世，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太阳出来就开始干活，太阳落下就回家休息，开凿井泉就有水饮，耕种田地就有饭吃……这反映了农耕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劳动人民自食其力的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于这首歌谣的最后一句，“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力”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指“帝王的力量”，也就是说，人们的自给自足、衣食无忧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而君王对此并没有什么作用，歌者反问：帝王的力量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作用呢？当然，如此闲适安康的生活，并不是真的与帝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因此也有评论云：“能使民安其作息、饮食即帝力也。得末句翻空一宕，调便流逸。”另一种解释是把“帝力”解释为“天帝的力量”，从而突出了此歌谣反对“天命论”的色彩，歌者感叹：老天爷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
不管持哪一种解释，这首民歌的主题都是赞颂劳动，藐视“帝力”。
《击壤歌》也许是中国歌曲之祖。清人沈德潜《古诗源》注释说：“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
此诗是作者托物寓怀的诗篇，借流莺暗喻自身，寄托身世之感，抒写自己漂泊无依、抱负难展、佳期难遇的苦闷之情。首联描写了流莺的飘荡无依，颔联指出流莺内心的苦闷，颈联写流莺的艰辛备尝，尾联才写到诗人自己。全诗咏物抒情，风格轻倩流美，情思深婉。
流莺，指漂荡流转、无所栖居的黄莺。诗的开头两句，正面重笔写“流”字。参差，本是形容鸟儿飞翔时翅膀张敛振落的样子，这里用如动词，犹张翅飞翔。漂荡复参差，是说漂荡流转之后又紧接着再飞翔漂泊。“度陌”、“临流”，则是在不停地漂荡流转中所经所憩，应上句“复”字。流莺这样不停地漂泊、飞翔，究竟是为什么呢？又究竟要漂荡到何时何地呢？诗人对此不作正面交代，只淡淡接上“不自持”三字。这是全联点眼，暗示出流莺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仿佛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控制着。用流莺的漂荡比喻诗人自己的辗转幕府的生活，是比较平常的比兴寓托，独有这“不自持”三字，融和着诗人的独特感受。诗人在桂林北返途中就发出过怅然的叹息：
“昔去真无奈，今还岂自知”（《陆发荆南始至商洛》）。“去真无奈”、“还岂自知”，正象是“不自持”的注脚。它把读者的思绪引向“漂荡复参差”的悲剧身世后面的社会原因，从而深化了诗的意境。
“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颔联是说，美妙的鸣啭，怎么能没有本意？碰到了良辰，也未必就有佳期。
飘荡流啭，毕竟是流莺的外在特点，这三四两句，便进一步通过对流莺另一特点——“巧啭”的描写，来揭示它内心的苦闷。流莺那圆转美妙的歌声中分明深藏着一种殷切的愿望——希望在美好的三春良辰中有美好的期遇。然而它那“巧啭”中所含的本意却根本不被理解，因而虽然适逢春日芳辰也不能盼来“佳期”，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说，流莺的飘荡是诗人飘零身世的象征，那么流莺的巧啭便是诗人美妙歌吟的生动比喻。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强调巧啭中寓有不为人理解的本意，这本意可以是诗人的理想和抱负，也可以是诗人所抱的某种政治遇合的期望。“岂能”、“未必”，一纵一收，一张一驰，将诗人不被人所理解的满腹委屈和良辰不遇的深深伤感曲曲传出，在流美圆转中有回肠荡气之致。可以说这两句诗本身就是深与婉的统一。
颈联承上“巧啭”，仍写莺啼。“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这是“本意”不被理解、“佳期”不遇的流莺永无休无止的啼鸣：无论是刮风的早晨还是降露的夜晚，是晴明的天气还是阴霾的日子，无论是京城中万户千门开启或关闭的时分，流莺总是时时处处在啼啭歌吟。它仿佛执着地要将“本意”告诉人们，而且在等待着渺茫无尽的佳期。这一联是两个略去主、谓语的状语对句构成的，每句中“风朝”与“露夜”、“阴”与“晴”、“万户”与“千门”、“开”与“闭”又各自成对，读来别有一种既整饬又优美，既明畅又含蓄的风调。
尾联联系到诗人自身，点明“伤春”正意。“凤城”借指长安，“花枝”指流莺栖息之所。两句是说，自己曾为伤春之情所苦，实在不忍再听流莺永无休止的伤春的哀鸣，然而在这广大的长安城内，又哪里能找到可以栖居的花枝呢？初唐诗人李义府《咏乌》云：
“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末句从此化出。伤春，就是伤佳期之不遇；佳期越渺茫，伤春的情绪就越浓重。三春芳辰就要在伤春的哀啼中消逝了，流莺不但无计留春，而且连暂时栖息的一枝也无从寻找。这已经是杜鹃啼血般的凄怨欲绝的情境了。诗人借“不忍听”流莺的哀啼强烈地抒发了自己的“伤春”之情—— 抱负成空、年华虚度的精神苦闷。
末句明写流莺，实寓自身，读来既像是诗人对无枝可栖的流莺处境的关心，又像是诗人从流莺哀啼声中听出的寓意，更像是诗人自己的心声，语意措辞之精妙，可谓臻于化境。
诗篇从秋庭幕雨的背景衬托下，勾画出一树浓花鲜艳触目的图象，明暗对比强烈，正象征诗人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尖锐冲突，次联刚提出“有待”，“紧接着”“别离”，希望转为失望，感情抑扬起伏。颔联联承接别离写家室之思，结尾故作宽解，却仍无法掩饰去国离京时失意感伤的情怀。这首诗写得含蓄蕴藉，情意深沉。
首联写崇让宅的庭院之中，一树紫薇花事繁茂。诗人独自一人，在傍晚时分欣赏，此时，正秋雨绵绵，如尘埃般又轻又细，漫天飘洒。“独看”二字，既写出作者的孤独无人相伴，也写出紫薇的寂寥无人欣赏。
颔联“不先摇落应为有，已欲别离休更开”，意谓紫薇于秋天而未摇落，应是为我而开，然而我现在即将离此地而他住，花开再无人赏，也不要再开了吧。在这四句之中，作为欣赏客体的紫薇与作为欣赏主体的诗人之间似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紫薇与诗人实已合二为一。
颈联引入两种花与紫薇形成对比，生于露井之上的桃树和长于章台街旁的柳树，与空庭暮雨中的紫薇相比，是逢时而得意者。“桃缓”佩于贵官之身，此处隐以拟人，也许指与诗人同年登第而仕途得意者；“柳绵”飘于繁华街市，也许是比喻在京城为官的同年。露井之桃，章台之柳，皆逢时得地，更反衬出紫薇的落寞无主之状。
尾联写种植于帝京上苑的桃柳与沦落“天涯地角”的紫薇既然同一荣谢，又何必非要以“移根上苑”为幸运。“天涯地角”比喻自己将要离开东都洛阳崇让宅而远适他方；“移根上苑”则是比喻担任京城中的清要美职。此处作者明显以紫薇自喻，“岂要”之语，是无奈之中的自我解嘲，而解嘲之中也隐约有愤激不平之气。从另一方面说，推想到作者的内心深处，仍然忘不了置身朝廷的“梦”。这个梦，折磨了他一辈子，几乎令他在不同的时地，不论接触到任何外物，都会有意无意地要拉扯到这个梦境中去。可惜，梦境永难化为现实，李商隐也就成为一个标准的追梦者。
就此诗的艺术而言，末句如不用“移根上苑”之语，似乎更好。首联在秋亭暮雨中独赏紫薇，三四句，别出奇想，认为紫薇之不先摇落，应是为了有我之前来欣赏，然后在临发之际，吩咐它不要再开。“花”与“人”之间，简直到了物我相通的境界。前四句，完全以“我”为主，在李商隐的诗歌中，极少有此心态。五六句，一笔推开，为紫薇找来两个同伴，一个是“桃”，一个是“柳”，此种作法，乃是李商隐的惯用伎俩。事实上，对“紫薇”所要说的话，到第四句，已到了尽头，再说便不免重复。在此种情况之下，一笔推开，另觅同伴，再结合主题，以引伸出某一种足以说明生死荣谢的道理，自然是最好不过的笔调。所以，第七句紧接着提出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天涯地角同荣谢”，这句话用在这里，也实在足以撼人心弦。可惜，最末一句的“移根上苑”，破坏了全诗的情调，从而令前后失去了和谐，无端减低了欣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