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诗词中,以渔父为题材的作品,从楚辞《渔父》起,多不胜数。古代诗人常把渔夫视为隐者形象。一般写渔夫的作品多客观描绘其飘然物外、自得其乐,而钱起这首五古却写了“与渔者宿”,别出蹊径,饶有新趣。
诗的前六句写爱渔者的居住地。诗人漂游在外,到了蓝田溪渔者的住处,觉得找到了自己追寻的理想境地。本来就是“独游屡忘归”的,何况此时到了一个隐者栖息的地方,则更感到得其所哉。这里有清泉明月,有隐逸高士,境合于心,人合于情,自然更是心惬神怡了。诗人描写对蓝田溪的喜好,层层推进,“况此隐沦处”,意为更加“忘归”,继而以水清可以濯发,月明使人留恋,进一步说明隐沦处的美好。
最后以“更怜垂纶叟”,更爱那老渔翁,归结到愿和渔者同宿的期望上。隐处的好,就在于这里“清”、“明”、“静”,作者将这些意念以特有的景物予以编织,构成了一幅世外桃源的美好图景。
诗的中间四句写与渔者宿的乐趣。诗人与渔者宿,并不是因为旅途无处可栖,而是清夜长谈,得到了知音。谈论之中,渔者飘然物外的情怀,千里沧洲的乐趣,使自己心向往之。“白云心”,用陶潜《归去来辞》“云无心而出岫”意,就如柳宗元《渔翁》中写“岩上无心云相逐”以喻隐者之意一样。“沧洲趣”,即隐居水边之趣。沧洲,滨水的地方。古代常作为隐士的居处。诗人与渔者同宿,纵谈隐居之道,遁世之乐,不觉野火烧尽,东方破晓。可见两人通宵煮水烹茗,畅谈不休,其乐融融。
最后两句写与渔者不忍分别之情。诗人为此时分手如飞禽各栖其枝而叹息,不知何时再得相遇,惆怅不已。由此又将与渔者宿的感情推进一层。
古代诗词中写隐士多写不遇。隐士隐姓埋名,遁世避居,要写时往往“以影写竿”,如唐代贾岛的《访隐者不遇》,丘为的《寻西山隐者不遇》,陆畅的《送李山人归山》,宋代魏野的《寻隐者不遇》等等。
如要写相遇之人,多写渔者、樵者、耕者,而很少如钱起这样写与隐居的渔者同宿的。钱起这样写,增强了人们对隐者的生活与情志的真实感,同时从诗人吐露的与渔者同宿的投契、眷念上,表现了他的胸襟。
全文在阐释“平天下在治其国”的主题下,具体展开了如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君子有絜矩之道。二、民心的重要: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三、德行的重要:德本财末。四、用人的问题: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五、利与义的问题: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所谓絜矩之道,是与前一章所强调的“恕道”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恕道”重点强调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将心比己方面,那么,“絜矩之道”则是重在强调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方面。如孔子对季康子说:“当政者的德行好比是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是草,只要风吹草上,草必然随风倒伏。”(《论语-颜渊》)世道人心,上行下效。关键是看你说什么,提倡什么,做什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袖的力量更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絜矩之道”。
关于民心的重要性,已经是古往今来都勿庸置疑的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不过,启发虽然是勿庸置疑的,但纵现历史,却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才会有王朝的更迭,江山的改姓,当政者“为天下僇”。
德行是儒学反复记述、强调的中心问题之一。把德与财对举起来进行比较,提出“德本财未”的思想,尽管从儒学的全部治国方略来看,也有“先富后教”(《论语-子路》)、“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膝文公上》)等强调经济基础的思想,但总的说来,重精神而轻物质,崇德而抑财的倾向仍是非常突出的。
正因为“德本财末”,因为德行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第一位的重要作用,所以就牵涉到一个用人的问题。而在用人的问题上,同样是品德第一,才能第二。对于这一点,《大学》不厌其烦地引述了《尚书-秦誓》里的一大段话,说明一个人即使没有什么才能,但只要心胸宽广能容人,“宰相肚里能撑船”,便可以重用。相反,即使你非常有才能,但如果你嫉贤妒能,容不得人,也是危害无穷,不能任用的。所以,“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识别人才的本领。
与“德本财末 ”密切相关的另一对范畴便是“利”与“义”的问题。
为了阐迷“利”与“义”的关系问题,《大学》提出了“生财有大道”的看法,即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消费的人节省。这是一段很富于经济学色彩的论述,浅显易懂而勿庸置疑。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下面的两句话:“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以财发身”的人把财产看作身外之物,所以能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就像著名的列夫-托尔斯泰那样,解散农奴,实行自身禁欲,以实现良心与道德的自我完善,“以身发财”的人爱财如命,奉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原则,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或贪赃枉法,铤而走险,或贪婪吝啬如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等。都是“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红楼梦-好了歌》)所以,还是“以财发身”,超脱一点好。
总起来说,这一章收束《大学》全篇,内容丰富,包含了儒学的不少重要思想。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思想在《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中还有反复的论述和展开。
在其他题材中,作者用梅花、兰花等来和水仙比较,这首诗却用人物作比。所谓人物,是传说中的洛神。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飘然行水的姿态。诗篇开头两句:“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用洛神的形象来写水仙,把植立盆中不动的花朵,写成“轻盈”慢步的仙子,化静为动,化物为人,凌空取神,把水仙的姿态写得非常动人。假如把“微月”看成步的补语,即谓缓步于“微月”之下,也是有依据的,《洛神赋》的“步蘅薄而流芳”句,“蘅薄”亦作“步”的补语。这两句直呼“凌波仙子”,未写到花,下面两句:“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就由洛神转到花,点出洛神是用以比花。上两句写姿态,这两句写心灵,进一步把花人格化,表现作者对花有深情,表现出它有一种“楚楚可怜”之态,像美人心中带有“断肠魂”一样,使人为之“愁绝”。“断肠魂”移来状花,但说的还是洛神。洛神的断肠是由于对爱情的伤感,《洛神赋》写她:“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这三个字无论说水仙或说洛神,都是很动人的,因为把其整体概括成为这样的一种“灵魂”是有极大的引起联想和同情的力量的。
前面四句,是扣住水仙本身的描写;下面四句,从水仙引来山矾、梅花,并牵涉到诗人本身,作旁伸横出的议论和抒情,意境和笔调都来个大的变换。“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上句仍从水仙说,用“倾城”美人比喻花的清香洁白的芳韵;下句则拿山矾、梅花来比较,说水仙在梅花之下而居山矾之上。山矾,这个名字是黄庭坚起的。他在《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的《序》中说到为郑花改名山矾之事。用山矾来比水仙,也始于黄庭坚。表面上,前五句都用美女形容水仙,写得那样幽细秀美,第六句忽作粗犷之笔,把三种花都男性化了,大谈“兄弟”问题;前后不统一,不调和,几乎有点滑稽。实际上,作者正是有意在这种出人意外的地方,表现他写诗的随意所适,抒写自由。这一句,作者有意使读者惊讶于诗句的粗犷,惊讶于与前面描写格调的不统一,不调和,还是第一步;作者还有意要把这种情况引向前进。最后两句:“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被花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甫与黄庭坚,都不是真正“恼花”,恼花是来自爱花。杜甫是恼赏花无人作伴;黄庭坚是恼独坐对花,欣赏太久,感到寂寞难受。诗说赏花之后,想散散心,换换眼界,故走出门外。但作者所写出门后对之欣赏而“一笑”的,却是“横”在面前的“大江”。这个形象,和前面所写的水仙形象相比,“大”得惊人,“壮阔”得惊人;诗笔和前面相比,也是“横”得惊人,“粗犷”得惊人。这两句诗,不但形象、笔调和前面的显得不统一,不调和,而且转接也很奇突。宋代陈长方《步里客谈》说杜甫诗《缚鸡行》结尾从“鸡虫得失无了时”,忽转入“注目寒江倚山阁”,“断句旁入他意,最为警策”,黄庭坚此诗,当是仿效。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往往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连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此小家何由知之?”这些话,点出了此诗出奇的结语的用意和功力所在。
纪昀《书山谷集后》说黄庭坚的七言古诗:“离奇孤矫,骨瘦而韵远,格高而力壮。”这一首诗,从整体看,是“离奇孤矫”;从前半看,是“骨瘦而韵远”;从后半看,是“格高而力壮”。文学作品,千变万化,有以统一、调和为美的,也有以不统一、不调和为美的。从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统一和调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关键之一。能够掌握这个关键,就可以从该诗的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参差变幻之美。陆游《赠应秀才》诗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看得太死,往往就会走上“参死句”的道路,对佳作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