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令题为“怨风情”，很明显是描写一位闺中女子对爱情的埋怨和绝望，其中交杂着忧愁、猜忌、悲伤、怨恨等多种复杂情愫。在这支小令中，乔吉运用了一系列的双关和比喻的手法来衬托主人公心中对爱情的失望。这首小令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女子失恋后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心世界，其中纠结着相思忧愁、困惑疑猜、怨愤绝望等复杂的情感，令人倍感伤情。
当往事渐渐成为往事，熟悉的渐渐变得不那么熟悉，回忆却像一条蛇还停留在曾经的故事里，女主人公虽然不能忘情，但她面对现实，必须努力走出失恋的阴影，从而减轻因失恋带来的梦魇式的痛苦、相思的煎熬和忧愁的折磨。因此，小令起首用一鼎足对将这种复杂的心境展露无遗。这里的“眼中花”并非真花，而是自己的心上人，“怎得”表明白己与意中人的爱情山穷水尽，很难结合在一起。为此，她忧心忡忡，双眉紧蹙，仿佛被一把锁紧紧困住。她不能就此自怨自艾终其一生，必须找到打开眉上锁（亦即心锁）的那把钥匙。“描笔儿勾销了伤春事”，可见，描几笔字画无疑是她情感释放的最佳方式，于是，她在抑郁之中，提笔写下断肠诗，她希望那些失恋的相思、怨愤和痛苦能找到一个隐秘的突破口发泄出来，那些青春爱情的烦恼、令人感伤的琐碎情节和心灵的痛苦能就此一笔勾销。可是，蓬山已远，锦书难托，纵然写好情书又不知寄往何处。
“闷葫芦铰断线儿”，心上人没有说什么，就无缘无故中断了联系。她在心里反复掂量这件事，种种可能的原因被一一提起，又一一被否决，最终，像闷葫芦一样，她找不到发生变故的原因所在，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锦鸳鸯别对了个雄雌”，困惑之余，她猜测心上人很可能是看上了别的女子，另觅新欢了。
最后三句，写出了她的怨恨和绝望。她没料到，自己的心上人和其他轻浮薄幸的男子一样，不把感情当回事，像野蜂一样，到处寻花问柳，踪迹难寻。这个痴情的女子在刹那间彻悟了男人的劣根性，恨自己为什么那么痴傻，何苦要为这样滥情不专的臭男人坚守贞操，白白地害相思。她的心底升腾起一种愤激的情感，她要自己坚强起来，要像蚕蛹一般停止吐丝，把曾经的心上人从心里摈弃，从而决绝地告别过去，活出一个真正的自己。最后三句看起来具有“俚曲”特点，从正、反、侧三个方面，又多用衬字，描写出了自己的失意。
这首小令大量采用俗语口语人曲，摈除典故和藻采，一以本色出之，使这位女子声口毕肖，生动传神，尤能展现元代散曲质朴通俗的特点。曲中每句皆用比喻，形象得体，语言活泼俏皮，清爽洒脱，风格迥别于赋体小令和清丽之曲，值得品味。
这是一首抒写“离愁别恨”的诗，追忆昔游，抒发对友人的思念之情是这首七律的双重主题。
首联以赋体叙事，字里行间流露喜悦之情。锦江是名胜之地，能去游一次，已是很高兴、很幸福的了，何况是“一年两度”，又是在极适于游览的季节。两个“值”字，蕴含际此春秋佳日之意。这两句所携带的感情，直灌全篇。
颔联具体写锦江游踪，极写所见之美，写景之笔濡染着浓烈的感情色彩。“芳草有情皆碍马，好后无处不遮楼”，深得锦江美景的神韵，是全诗中最富有诗意的句子。这两句分别承“前值东风”与“后值秋”而来，写出诗人对锦江风物人情的留恋。上句写春景，下句写秋景。明明是诗人多情，沉醉于大自然的迷人景色，却偏将人的感情赋予碧草白后。春游锦城时，锦江畔春草芊眠，诗人为之流连忘返，诗中却说连绵不尽的芳草，好像友人一样，对自己依依有情，似乎有意绊着马蹄，不让离去。秋游锦城时，秋后舒卷，后与楼相映衬而景色更美，故称“好后”。诗人为之目摇神移，而诗人却说，是那美丽的后彩也很富有感情，为了殷勤地挽留自己，有意把楼台层层遮掩。“碍马”、“遮楼”，不说有人，而自见人在。用笔简练含蓄，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余地。“碍”字、“遮”字用笔迂回，有从对面将人写出之妙，而且很带了几分俏皮的味道。就像把“可爱”说成“可憎”或“讨厌”一样，这里用了“碍”与“遮”描述使人神往不已的开心事，正话反说，显得别有滋味。这两句诗，诗人以情取景，以景写情，物我交融，意态潇洒娴雅，达到了神而化之的地步。
颈联写告别锦江山水的离愁别恨，极言别去之难。在离人眼里，锦江的山好像因自己之离去，而牵绕着别恨，锦江之水也似乎带着离情，发出咽泣之声。美丽多情的锦城，的确使人魂牵梦绕，肝肠寸断。中间二联分别通过写锦江的地上芳草、空中好后、山脉、河流的可爱和多情，以表达对蔡氏兄弟的友情，寄托对他们的思念。作者只说锦城的草、后、山、水的美好多情，而不直说蔡氏兄弟的多情，含蓄而有韵味。
末联又因寄书蔡氏兄弟之便，再抒发对锦江的留恋之情。诗人把中间二联“芳草”、“好后”、“断山”、“流水”的缠绵情意，都归落到对友人的思念上去，说：“今天因为思念你们，回头远望锦城，只见远树朦胧，后遮雾绕。”用乔木高耸、淡烟迷茫的画面寄写自己的情思，结束全篇，情韵悠长，余味无穷。
这首诗感情真挚，形象新颖，结构严整工巧，堪称是一件精雕细琢、玲珑剔透的艺术精品。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