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梨花发赠刘师命》这首诗先写惜花,再写友情,以惜花托友情。可与韩愈写于几乎同时的另一首诗《梨花下赠刘师命》互相参看。
前两句“桃蹊惆怅不能过,红艳纷纷落地多”写桃花凋落,铺满了树下的路,因此不能观赏,充满了遗憾。“惆怅”写出了因花落满地而不忍践踏的忧郁。后两句说:“闻道郭西千树雪,欲将君去醉如何。”闻知城西梨花盛开,欲相偕前往花下同醉。桃落梨开,以第三句梨花盛开,转出结句,笃情全出。桃花红梨花白,争奇斗艳;朋友远道而来,千载难逢,不能不一醉方休。诗中梨花是本体,雪是喻体,诗人将梨花比作积雪,写出梨花盛开时的洁白、繁盛之貌,其目的是形象地表现春天千树梨花怒放的美丽景象。
诗中次句“红艳纷纷落地多”以“红艳”花色代花瓣,构想奇妙。全诗景美情真,飘逸洒脱,是韩诗短章中的佳制。
《封建论》的中心论题是: “封建制”的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封建制”的存废,自然要从“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天地果无初乎”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的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否定与“生人之意”相对立的“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的“势”,并不是指客观规律或客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的愿望而造成的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的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或者又日”与“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封建而延”的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封爵犹建”,结果是“不闻延祚”;唐代“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殷、周圣王” “不革其制”便“固不当复议”的谬论当然,秦的“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的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的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依照天下的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作者先谈结果“理安”,后谈原因“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封制的时候,世袭的封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果关系,前有因“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后有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封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而导致这样的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综合上述, “用人唯贤”无疑是《封建论》的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的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的必然成果之一。“事在人为”,看来“人”是最为重要的。作者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的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的王叔文集团的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的结果。《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封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封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封制的劣以及郡县制的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的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的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封建论》破天荒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客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封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封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私”,历史的发展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圣人有“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的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封建论》开笔: “天地果无初乎?” “生人果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的是天、地、生民这样的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好处时,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
全诗以还家为线索,通过诗人对所见所闻的独特感受,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有声有色、亦动亦静的艺术画面。
“日落松风起”,开头这一句写景,描写了落日和松风,落日西下,松风渐起,诗人游兴未尽,漫步在回家的山间小道上。一“落”一“起”两个相对应的动词,生动鲜明地勾勒了日落西山、晚风骤起的暮色之景,使读者可以想象夕阳倚山而下的景象和晚风吹拂林叶的声音,意境逼真,神清气爽,瑰丽优美。
“还家草露晞”,第二句紧扣上句,“还家”和第一句的“日落”照应,点明了诗人是在回家的路上。正当秋高气爽之日,落日照射,松风吹拂,路边小草上的露珠早已挥发殆尽了,所以说“草露晞”。诗人踏在这些干松的青草上,感到特别轻细柔软,分外惬意。这也表明诗人已经游览了很长时间。这句话描绘了诗人意犹未尽、悠然漫步的自在形象。
接下来诗人还以“还家”的行踪为线索,进一步描写华子冈上的优美的环境。后两句写云光、山翠。
“云光侵履迹”,写余晖下诗人行走的情形。“侵”字不仅把诗人在夕阳下一步步行走的姿态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也写出了太阳渐渐下落,余光逐渐消散的过程。读完这句话读者可以联想到余晖逐渐消散,随风摇动的松林在阳光中不断变化的瑰丽景象,这就形象地描写出诗人在夕阳下悠然自得、漫步下岗的生动情景。
“山翠拂人衣”,“山翠”本为“山风”,但诗人强调了“翠”字,不是山风吹动人的衣服,而是“山翠”拂人衣服,这就将具体形象转化成了无形的感受。诗人眼里满是山林的青翠颜色,这可爱的颜色仿佛有了生命,不断地轻拂着诗人的衣襟,也撩拨着诗人的心,使诗人感到分外地轻松自在。暗里转换了主宾关系,赋予薄暮明灭的山色以主动性,增强了景物的动感。上句中“云光”紧随着诗人,这句“山翠”追逐着诗人,它们仿佛对诗人眷恋不舍,而这样的描写从反面又衬托出诗人对华子冈美丽景色的喜爱和深深留恋之情。
这首五言绝句,精选落日、松风、草露、云光、山翠这些零散的景物,把它们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勾勒了一幅声色俱佳、动静相宜的风景画,寥寥二十字,寓诗人独特的感受于寻常的山间景色之中,笔墨疏淡而意蕴超远。语言简洁,韵味丰富,情趣盎然。
处在苦闷的时代,而又悟到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生命哲理,其苦闷就尤其深切。苦闷而无法摆脱,便往往转向它的对立一极——荡情行乐。此诗所抒写的,就正是这种由苦闷所触发的滔荡之思。
诗人大约是独自一人,徘徊在洛阳的东城门外。高高的城墙,从眼前“逶迤”(绵长貌)而去,在鳞次栉比的楼宇、房舍外绕过一圈,又回到原处、自相连接——这景象正如周而复始的苦闷生活一样,单调而又乏味。四野茫茫,转眼又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的秋风,在大地上激荡而起,使往昔葱绿的草野,霎时变得凄凄苍苍。这开篇四句,不仅描述着诗人目击的景象,其中还隐隐透露着诗人内心的痛苦骚动。生活竟如此重复、单调变化的只有匆匆逝去的无情时光。想到人的生命,就如这风中的绿草一般,繁茂的春夏一过,便又步入凄凄的衰秋,诗人能不惊心而呼:“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眼前的凄凄秋景,正这样引发出诗人对时光速逝的震竦之感。在怅然扔失意的心境中,就是听那天地间的鸟啭虫鸣,似乎也多一重苦闷难伸的韵调:“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晨风”即“?鸟”,“局促”有紧迫、窘困之意。鸟在风中苦涩地啼叫,蟋蟀也因寒秋降临、生命窘急而伤心哀鸣。不但是人生,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受到了时光流驶的迟暮之悲。这一切似乎都从相反方面,加强着诗人对人生的一种思索和意念:与其处处自我约束,等到迟暮之际再悲鸣哀叹,应当早些涤除烦忧、放开情怀,去寻求生活的乐趣——这就是突发于诗中的浩然问叹:“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以上为全诗之第一节。读者可以看到,在此节中盘旋往复的,其实只有一个意念,即“荡涤放情”之思。这种思绪,原本来自于诗人自身生活中的苦闷,与所见景象并无关涉。但诗人却将它移之于外物,从衰飒悲凉的秋景中写来。便令人感到,从“高且长”的东城,到凄凄变衰的秋草,以至于?鸟、蟋蟀,似乎都成了苦闷人生的某种象征,似乎都在用同一个声调哀叹:“何为自结束”、“何为自结束”!这就是审美心理上的“移情”效果。这种贯注于外物、又为外物所烘托而强化的情感抒写,较之于直抒其怀,无疑具有更蓬勃的葱茏的感染力。自“燕赵多佳人”以下,即上承“荡情”之意,抒写诗人的行乐之境。--当“何为自结束”的疑虑一经解除,诗人那久抑心底的声色之欲便勃然而兴。此刻,身在“东城”外的诗人,竟做了一个极美妙的“燕赵佳人”梦:他恍惚间在众多粉黛丛中,得遇了一位“颜如玉”的佳人;而且奇特的是,一转眼,这佳从便“罗裳”飘拂、仪态雍容地端坐在诗人家中,分明正铮铮地习练着靖商之曲。大约是因为琴瑟之柱调得太紧促,那琴间竟似骤雨急风,听来分外悲惋动人——读者自然明白,这情景虽然描述得煞在介事,实际上不过是诗人那“荡情”之思所幻化的虚境而已。所以画面飘忽、转换也快,呈现出一种梦寐般的恍惚感。
最妙的是接着两句:“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且前且退貌)”。“中带”,一本作“巾带”。关于这两句写的指何人,照张庚的说法:“凡人心慕其人,而欲动其人之亲爱于我,必先自正其容仪……以希感到佳人也”(《古诗十九首解》)。那么,“驰情”而“整中带”者,就是诗人了。那当然也有道理(只与整句不太连贯)。不过,苦将其视为佳人的神态表现,恐怕还更有韵致些。因为佳人之“当户”理琴,本来并非孤身一人。此刻在她对面,正目光灼灼注视着她,并为她的容颜、琴音所打动,而为之目凝神移的,还有一位梦想着“荡涤放情志”的诗人。正如吴淇所说:“曰‘美者’,分明有个人选他(按,即“她”);曰‘知柱促’,分明有个人促他”分明有个人在听他;“曰‘整中带’,分明有个人看他;曰‘踯躅’,分明有个人在促他”(《选诗定论》)。“驰情整巾带”两句,正是写佳人在这“选”、“听”、“看”、“促”之下的反应——多情的佳人面对着诗人的忘形之态,也不觉心旌摇荡了。但她不免又有些羞涩,有些踌躇,故又是“沉吟”、又是“踯躅”(已舍琴而起),表现出一种“理欲交战情形”;但内心则“早已倾心于君矣”——这就是前人称叹的“‘驰情’二句描写入神”处。在这种图画也“画不出的捉衣弄影光景”中,佳人终于羞羞答答地吐露了心意:“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借飞燕双双衔泥巢屋之语,传达与诗人永结伉俪之谐的深情,真是“结得又超脱、又缥缈,把一万世才子佳人勾当,俱被他说尽”(朱筠《古诗十九首说》)。
这就是诗人在“东城高且长”的风物触发下,所抒写的“荡涤放情志”的一幕;或者说,是诗人苦闷之际所做的一个“白日梦”。这“梦”在表面上很“驰情”、很美妙。但若将它放在上文的衰秋、“岁暮”、鸟苦虫悲的苍凉之境中观察,就可知道:那不过是苦闷时代人性备受压抑一种“失却的快乐与美感的补偿(尼采),一种现实中无法“达成”的虚幻的“愿望”而已。当诗人从这样的“白日梦”中醒来的时候,还是会因苦闷时代所无法摆脱的“局促”和“结束”,而倍觉凄怆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