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词人再次来杭复又离去,在饯行席上产生的依依难舍的心情。第一、二句交代行踪,表白恋情。“旧路”表明东坡重来杭州,“刘郎”词人自指,引刘晨、阮肇人天台山采药遇仙而隔世的故事,表明人世沧桑,时事速变。不说词人再来杭州,已是踪迹渺然,而只说刘郎来又去成为“应恨”。“来又去”,包涵着词人黄州生活之后的仙道缥缈的生活色彩。“别酒频倾,忍听阳关第四声”,写饯行席上的盛情,酒一杯一杯地倾倒,忍听着别后那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离别之音。字里行间,饱含着词人对杭州的眷恋,对西边的京城朝廷生活的厌倦之情。
下片,承上一转,进一层渲染“怀恋”杭州“仙乡”般的生活能否重新获得。“刘郎未老,怀恋仙乡重得到”,写词人第二次来杭州,“仙乡”重现,发现自己青春“未老”的喜悦心情。“重得到”的是词人特别值得“怀恋”的“仙乡”道佛生活。在他经历黄州的大劫之后,再次来到杭州,实是万幸万幸。最后两句。写词人仍心有余悸:怕只怕朝廷“因循”旧路,诬陷忠良,我东坡这次别离杭州,不知能不能“前度刘郎今又来”,能不能再度见到“劝酒人”。然而历史是无情的,真的应验了。东坡自此以后再没有到过杭州了:“草树总非前度色,烟霞不似昔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见当时劝酒人。”
全词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再现了词人第二次离开杭州前的矛盾心情,意欲复朝而又“怀恋”杭州。尤其引用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而隔世的故事,恰到好处,让整个词篇充满了仙道色彩,从中可以窥见词人惊魂未定的矛盾心绪仍未消失。
这是一首以感春怀人为内容的闺怨词。起首“忆郎还上层楼曲”一句通过闺中少妇登楼望远的视线,把她的一颗愁心送到远方游子的身边。登楼望远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多从空间落想,怅望行人此去之远。第二句“楼前芳草年年绿”,则从时间落想,因见芳草“年年绿”而怅念行人远行之久。从这句词的出处来说,它取意于淮南小山《招隐士》与王维《山中送别》句意,暗含既怨游子不归又盼游子早归的复杂意味。
三、四两句“绿似去时袍,回头风袖飘”,巧妙地以第二句句末的一个“绿”字为桥梁,从“芳草年年绿”到“绿似去时袍”,由望景过渡到怀人,感今过渡到思昔。抒情女主人公从芳草之绿生发联想,勾起回忆,想起郎君去时所着衣袍的颜色,并进而追忆其人临去依依、回首相望时,衣袖随风飘动的情景。离别之际的这一细节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之中,是时时都会重现眼前的一幅令人黯然魂销的画面;此时,因望见芳草绿、想到“去时袍”,当初的这幅画面又分明似在眼前了。此时此事,此情此景,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诗经·小雅·隰桑》)。从这两句词,即可以想见词中人当年别郎时的留恋,也可以想见其此时“忆郎”时的惆怅。牛希济《生查子》词中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可与这两句词参读,不同的是:张先词就居者立言;牛词则拟居者口吻以嘱咐行者。两者俱谓见绿草而不忘着绿之人,其运思之同异正未易区别。
换头“郎袍应已旧,颜色非长久”两句,紧承上片的三、四两句。词笔不离衣袍,而又翻出新意。同样是写那件绿色的衣袍,但上两句是回忆去时的袍色,这两句是想象别后的袍色。前者把一片相思时间上拉回到过去,后者则把万缕柔情空间上载送到远方。同时,这两句又与上片第二句中的“年年”两字遥相呼应,也是从时间落想,暗示别离之长久。正因别离已久,才会产生衣袍已旧、怕那去时耀眼的绿色已经暗淡无光的推测。又从袍之旧、色之褪,触发青春难驻、朱颜易改之感。于是,自然引出下面“惜恐镜中春,不如花草新”两句,把词意再推进一步。词中人之所惋惜、恐惧的是一个意义更深广、带有永恒性的人生悲剧,而不仅仅是一次别离的痛苦。离别固然折磨人,但行人终有归来之日,日后相逢之乐还可以补偿此时相思之苦;至于人生短促、岁月无情,而居者与行者都会分离中老去,这却是无可挽回、无可补偿的,正所谓“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蝶恋花》)。这两句词,则对照眼前“芳草年年绿”之景,怨叹人之不如花草。花落了,明年还会开;草枯了,明年还会绿;而人的青春却一去不复返了。镜中的春容只会年年减色,不会岁岁更新。刘希夷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白头吟》)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
张先特别擅长于攫取具有特色的景物来抒发感情,此词则始终围绕颜色运思,并用以穿针引线,贯穿全篇。词之上片着眼于颜色的绿与绿之相同,使空间隔绝的近处芳草与远方行人相连结,使时间隔绝的此日所见与昔日所见相沟通,从而使楼前景与心中情融会为一,合为词境。下片着眼于颜色的新旧差异,使回忆中的昔时之袍与想像中的此日之袍相对照,使身上衣与境中人相类比,使容颜之老与花草之新形成反比。上片因“忆郎”而“上层楼”,因“上层楼”而见“楼前芳草”,因芳草之“绿”而回忆郎袍之“绿”,再因去时之“袍”而想到风飘之“袖”。首句与次句的两个“楼”字,紧相扣合;次句与第三句的两个“绿”字,上下钩连;第四句的“袖”字固与第三句的“袍”字相应,句中的“回头”两字也暗与第三句的“去时”两字相承,针线绵密,过渡无痕。下片虽另起新意,却与上片藕断丝连。因三、四两句回忆起去时之袍,过片两句就进一步想象此时之袍;过片两句的上、下句间,则是因衣袍之“旧”而致慨于“颜色非长久”。接下来的两句,更因袍色之不长久而想到“镜中春”也不长久,再回溯上片“芳草年年绿”句,而有感于不如花草之年年常新。通篇脉络井然,层次分明。
这诗表面浓墨重彩的描写了春天桃红李白争奇斗艳的热闹景象,实际却是借桃李花抒怀,认为它的成名只是水到渠成的事,并非刻意争取得来的,表达出作者淡薄,不刻意追逐名利的情怀。这首诗诗句对偶工整,运用了借物抒情的艺术手法,情感表达浓而沉囿不发,引人深思。
第一句说桃,第二句说李,三四合承,点出题面:谓夭桃秾李应春天气候而开,桃李无言,因赏悦者多,所以在其周围踩成小路。五句说桃,六句说李,第七句总括上文,第八句暗启下句,转入抒情,谓桃花如吐霞,李花如翻雪,各竞其妙;得意时迎风摇曳,泣露是因为多情,隐喻诗人自己的多才而多感。九、十两句以花开时的芬芳,对比花落时的寂默,以逼出末联。“徒自许”,与“谁与论”,表面写桃李曾在上林苑风光一时,如今被寂寞地委弃园,自诩色泽美艳无匹,其幽香却无人知论的境况;实际却是写人,隐喻自己曾赴京应试,进士及第,如今罢职隐居,寂寞衰颓的情形。即使自许才高,却无人赏识。
诗中桃李的形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写照。以桃李名义的反问意蕴深长,虽然桃李的芬芳拔萃于上林苑中,但最终的命运却是在寂寞中默默枯萎,桃红李白的美丽也只是自我期许罢了,无人关注欣赏。作者一份怀才不遇的牢愁跃然纸上。类似此诗末联那样的感情,为李商隐所独有,也为李商隐所长有。其诗作的唯美倾向体现在诗歌意境中,表现出含蓄美与朦胧美的情调。
起首便渲染出凄怆悲凉的气氛。这些埋葬在北邙山上的君臣们,生前把荣华富贵、风云庆会享受个够,然而,死后也不过是北邙山下的一抔土。是人,便不免一死,而一旦死去,便万事皆休。那么,生前的尊贵与否,死后的衰荣如何,又有什么意义呢?结句的"便是君,也唤不应;便是臣,也唤不应",语气冷隽悲凉,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张养浩的怀古组曲,站在对人生的深刻透视、对历史的大彻大悟的高度,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气势苍莽雄浑,感慨深沉悲壮,风格质朴古拙,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胸怀与气魄。
前两句所言情景,与史书本传所载的"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是完全吻合的。为百姓如此鞠躬尽瘁,赢得"满城都道好官人"的赞誉,而诗人本人却认为,为百姓应该更加尽心尽职。南吕·一枝花中的一首表达了这种心情: 恨不得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直使千门万户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禄。眼觑着灾伤教我没是处,只落得雪满头颅。
面对着众多的灾民,严重的旱情,政府的赈粮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虽然他个人曾上奏天子,请行纳粟补官之令,并带头拿出自己的财物作为救济之用,但严重的灾情又不是个人区区之力所能回转的。在心焚如火的情况下,不免产生了"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的幻想。《元史》本传载,张养浩"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苦,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张养浩最终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为国为民的绝唱。
张养浩曲子总的是立意高远,感情深厚,气势雄浑,结构严谨。在这总的特色之下,每一类曲子又自有特色。写景曲轻快自然,飘逸闲适如行云流水;怀古之作境界阔大,沉郁雄浑,能够高度地概括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写官场仕途之作深刻悲怆,揭示出官场的本质和为官的岌岌可危;反映百姓疾苦的作品深远而感伤,将作者的一颗赤子之心捧献在读者面前。
三国时候的名士祢衡有一篇《鹦鹉赋》,是托物言志之作。祢衡为人恃才傲物,先后得罪过曹操与刘表,到处不被容纳,最后又被遣送到江夏太守黄祖处,在一次宴会上即席赋篇,假借鹦鹉以抒述自己托身事人的遭遇和忧谗畏讥的心理。罗隐的这首诗,命意亦相类似。
“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诗人在江南见到的这头鹦鹉,已被人剪了翅膀,关进雕花的笼子里,所以用上面两句话来安慰它:且莫感叹自己被拘囚的命运,这个地方毕竟比你的老家要暖和多了。话虽这么说,“莫恨”其实是有“恨”,所以细心人不难听出其弦外之音:尽管现在不愁温饱,而不能奋翅高飞,终不免叫人感到遗憾。罗隐生当唐末纷乱时世,虽然怀有匡时救世的抱负,但屡试不第,流浪大半辈子,无所遇合,到五十五岁那年投奔割据江浙一带的钱镠,才算有了安身之地。他这时的处境,跟这头笼中鹦鹉颇有某些相似。这两句诗分明写他那种自嘲而又自解的矛盾心理。
“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鹦鹉的特点是善于学人言语,后面两句诗就抓住这点加以生发。诗人以告诫的口吻对鹦鹉说:你还是不要说话过于明白吧,明白的话你出去就更难了!这里含蓄的意思是:语言不慎,足以招祸;为求免祸,必须慎言。当然,鹦鹉本身是无所谓出语招祸的,显然又是作者的自我比况。据传罗隐在江东很受钱镠礼遇。但祢衡当年也曾受过恩宠,而最终仍因忤触黄祖被杀。何况罗隐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养成的愤世嫉俗的思想和好为讥刺的习气,一时也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对钱谬产生某种疑惧心理,完全是可理解的。
这首咏物诗,不同于一般的比兴托物,而是借用向鹦鹉说话的形式来吐露自己的心曲,劝鹦鹉实是劝自己,劝自己实是抒泄自己内心的悲慨,淡淡说来,却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