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感伤世态炎凉的。李龟年是唐玄宗初年的著名歌手,常在贵族豪门歌唱。杜甫少年时才华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隆范和中书监崔涤的门庭,得以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艺术。诗的开首二句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寓诗人对开元初年鼎盛的眷怀;后两句是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仅仅四句却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注:开元时期为713年—741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语极平淡,内涵却无限丰满。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正是在意气风发的少年时期,正值“开元盛世”。杜甫因才华早著而受到歧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赏识,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在杜甫的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安史之乱的唐朝也已从繁荣昌盛转入衰落,他们二人的晚景也十分凄凉。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已郁积的无限沧桑之感。这首诗跨越了几十年的时代沧桑,社会变迁,景物的描写寄寓了诗人对世道衰落的感慨。全诗情韵深厚,内蕴丰富,举重若轻,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当年在岐王宅里,常常见到你的演出;在崔九堂前,也曾多次欣赏你的艺术。开头二句虽然是在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情感却很重。“岐王”,唐玄宗的弟弟、唐睿宗(李旦)的儿子李范,封岐王,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崔九”,名涤,是中书令崔湜的弟弟,经常出入皇宫,是唐玄宗的宠臣,曾任秘书监。他在同族弟兄辈中排行第九,故称崔九。“岐王宅”、“崔九堂”,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开元鼎盛时期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昔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很寻常的,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境了。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这里蕴含的天上人间之感,需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眼下正是江南暮春的大好风光,没有想到落花时节能巧遇你这位老相识。昔日不再,梦一样的回忆,改变不了眼前的无奈。后两句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的沧桑巨变。风景秀丽的江南,在和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真正置身其间,面对的却是满眼凋零的落花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既是即景书事,也是有意无意之间的寄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定会从中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而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因而,这种写法显得浑成无迹。“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却表现出了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阴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如同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像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表明: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可以具有很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袁中道的一生仕途不顺,命运多舛,但其兼济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楮亭记》即是这样一篇论及作者处世哲学的小品文。
在第一段中,作者先提及自己欲在园中置一凉亭,然后通过问答的形式,驳斥了有人建议砍掉园中的楮树、改种松柏的建议。在问答之中,作者巧妙地赞誉了楮树的优点,并自然地引出了后文要论及的重点,也就是“材与不材”的问题。楮树“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却又“不中梁栋枅栌之用”。正因它不成材,所以不会被匠人看中;又因它有材,所以作者也不会移走它。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楮树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才能够得以保全。
在第二段中,作者写了一段夏天的经历。酷暑时节“前堂如炙”,楮树丛生的地方却“水风泠泠袭人”。“其阴甚浓,植竹为亭,隐蔽层林,啼鸟沸叶”,在灼热和清凉的强烈对比中,楮亭俨然成了一间天然的凉亭。这段诗情画意的描绘,既点明了楮亭命名的由来,又将作者对楮树的感情熔铸了进去,情景交融,极富情趣。最后,作者对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赐以“九锡”,这就不单单是在赞誉楮树,而是在借题发挥,宣扬作者的处世哲学。仔细回味文中那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子瞻作诗取之,作者也称其“深当予心”,甚至说道“设有他树,犹当改而植此”,想必读者也会对作者为楮树“名为不材实为佳木”的翻案之议大加赞赏,可以说,全文最后“赐以九锡”的点睛之笔为这篇记加入了深厚的内涵。木之用,不在栋梁;人之才,不唯伟业。作者将“九锡”这种中国古代皇帝赐给有殊勋者的礼器赐予楮树,是将树的灵魂与自己的人生信条合而为一了。
袁中道一生以自适为宗,却又被功名所牵绊。他的人生旅程既饱含着心酸的失意,也充满着对成功的期待。他的一生时时发出归隐山林的慨叹,却又无奈多次出山应对世缘。仕途的坎坷曲折,父兄的溘然离世,种种的一切,让他的心灵常常逃往山水之间。《楮亭记》一文的语言清新隽永,本色自然,既不乏清静悠闲的雅士生活的描绘,文字深处又饱含着一份失意和惆怅。楮非不材,人也必定不完全以功名论英雄,从袁中道的这份笔力深处的灼见和感喟,看来他一定是在材之辨的论说中寻求到了自己的精神高地和心灵安慰。
这首词上下两片采用了不同的手法,上片偏于客观景物的渲染,下片着重主观心理的描绘。然而景物的渲染中却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主观心理的描绘又糅合在客观景物之中。因而从整体上来说,情与景、主观与客观,又融成一片。
“平林漠漠烟如织”,是写游子眼中之景物。“平林”,不是“平地的树林”;而是山丘上的树林。林木依山而生,高低错落,本不会“平”,而着一“平”字,不仅准确地写出了游子自高楼下视所见之远景,而且表现了阔大而高远的意境。“如织”二字,一言烟雾密度之大,一是衬托游人离愁之浓。如果说这一句仅仅是情景交融的话,那么下一句词人便把自己的主观色彩尽情地涂抹于景物之上,似乎已把大自然人格化了。这里的“伤心碧”,语义双关,一是极言寒山之碧,一是说寒山似乎因伤心而碧透。山犹如此,人何以堪。秋天,本是文人墨客伤感的季节,又加上寒山日暮,烟锁雾封,所以游子的思归之情已达极致。因此,接下二句“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中的“愁”字的逼出,自是水到渠成。“暝色”,即暮色。暝色本不会动,而曰“入高楼”,不仅十分形象地写出了夜色渐近的过程,而且似乎暗示随着夜幕的降临愁意也闯入了游子的心头。以上是上片,主要是写景,但景中有情。先写自然之景,后写人工建筑,最后写楼中之人,由远及近,极有次第。
这首词通过描写平林、寒山的深秋景色,和想象家人盼归的形象,抒发了游子思妇的两地相思之情。此词层次清晰,跌宕有序。移情于景,情景相生。既有鲜明的形象描写,又有细致的心理刻画。句子简约而不晦涩,文字质朴而不平板,可为唐代文人词中上乘之作。
下片立足于主观的感受上。在暮霭沉沉之中,主人公久久地站立在石阶前,感到的只是一片空茫。“空”也是上片所勾画的景物感染下的必然结果。主观情绪并不是孤立存在着的,它立刻又融入了景物之中——“宿鸟归飞急”。这一句插得很巧妙。作者用急飞的宿鸟与久立之人形成强烈的对照。一方面,南宿鸟急归反衬出人的落拓无依;另一方面,宿鸟急归无疑地使抒情主人公的内心骚动更加剧烈。于是,整个情绪波动起来。如果说上片的“愁”字还只是处于一种泛泛的心理感受状态,那么,现在那种朦胧泛泛的意识逐渐明朗化了。它是由宿鸟急归导发的。所以下面就自然道出了:“何处是归程?”主人公此刻也急于寻求自己的归宿,来挣脱无限的愁绪。可是归程在何处呢?只不过是“长亭连短亭”,并没有一个实在的答案。有的仍然是连绵不断的落拓、惆怅和空寞,在那十里五里、长亭短亭之间。征途上无数长亭短亭,不但说明归程遥远,同时也说明归期无望,以与过片“空伫立”之“空”字相应。如此日日空候,思妇的离愁也就永无穷尽了。结句不怨行人忘返,却愁道路几千,归程迢递,不露哀怨,语甚酝藉。韩元吉《念奴娇》词云,“尊前谁唱新词,平林真有恨,寒烟如织。”短短的一首词中,掇取了密集的景物:平林、烟霭、寒山、暝色、高楼、宿鸟、长亭、短亭,借此移情、寓情、传情,手法极为娴熟,展现了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活动,反映了词人在客观现实中找不到人生归宿的无限落拓惆怅的愁绪。
历来解说此词,虽然有不少论者认为它是眺远怀人之作,但更多的人却说它是羁旅行役者的思归之辞。后一种理解,大概是受了宋代文莹《湘山野录》所云“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一语的影响。以为既然题于驿楼,自然是旅人在抒思归之情。其实,古代的驿站邮亭等公共场所以及庙宇名胜的墙壁上,有些诗词不一定是即景题咏,也不一定是写者自己的作品。
细玩这首词,也不是第一称谓,而是第三称谓。有如电影,从“平林”、“寒山”的远镜头,拉到“高楼”的近景,复以“暝色”做特写镜头造成气氛,最终突出“有人楼上愁”的半身镜头。分明是第三者所控制、所描撰的场景变换。下片的歇拍两句,才以代言的方法,模拟出画中人的心境。而且词中的“高楼”、“玉阶”,也不是驿舍应有之景。驿舍邮亭,是不大会有高楼的,它的阶除也决不会“雕栏玉砌”,正如村舍茅店不能以“画栋雕梁”形容一样。同时,长亭、短亭,也不是望中之景;即使是“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中的最近一座,也不是暮色苍茫中视野所能及。何况“长亭更短亭”,不知凡几,当然只能意想于心头,不能呈现于楼头人的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