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杭州西湖春景诗。这首诗前六句写景,突出一个“绿”字,后两句写情,突出一个“恋”字,做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后人评论此诗“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全诗不仅结构上曲折委婉,而且借景深化了诗旨。
西湖的春天,像一幅醉人的风景画,三面群山环抱中的湖面,汪汪一碧,水平如镜。群峰上,松树密密麻麻排满山面,千山万峰显得一派苍翠。一轮圆月映入水中,好像一颗明珠,晶莹透亮,跳荡悬浮。
早稻初生,似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上面铺满厚厚的丝绒线头;蒲叶披风,像少女身上飘曳的罗带群幅。一幅格调清新的山水画图展现眼前,诗人不由发出对西湖风光的赞美。春色如此秀丽,作者不愿离开杭州回京,有一半因素就是舍不得这风景如画的西湖。
诗的前三联绘景,尾联抒情,全诗则情景交融,物我划一。首句鸟瞰西湖春日景色,谓其“似画图”。作者以具有如此浓重感情色彩的字眼儿入诗,并非偶然。在孩童时代,白居易曾立志要到杭州做官,心愿得酬,自然为之欣喜,其对杭州的深情于此可见一斑。此诗不仅是白居易山水诗中的佳构,亦是历代描写西湖诗中的名篇之一。
“乱峰”以下三句,具体描绘如画之景:群山环绕,参差不一,湖上水面平展;排排青松装点着山峦,如重重叠叠的翡翠,皎洁的月亮映入湖心,象一颗闪光的珍珠,这是多么诱人的美景呵!然而诗的旨趣并没有凝滞在范山模水的层面上,“碧毯”二句出人意表地把笔舌转到对农作物的体察上。在山水诗中嵌入农事,弄不好会雅俗相悖,很不协调,而白居易却别出心裁地把农事诗化了:早稻犹碧毯上抽出的线头、新蒲象青罗裙上的飘带。如此精妙新奇的比喻本身不仅体现出作者对湖区人民的关怀,使读者由此可以联想到正是这位自幼向往杭州的白刺史,一到任便体恤民瘼,浚井供饮,把杭州变成了人间天堂,从而铭戢其德惠。同时,在诗的写作上也是一种变格、一种可贵的出新,它比作者描绘西湖的另一名篇《钱塘湖春行》,立意更加新颖,语言益见精妙。
这首诗的结构曲折委婉,别有情致,特别是最后两句“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唐宋诗醇》)那么其“言外余情”是什么呢?这得联系作者的有关行迹和创作来探寻。除杭州刺史之前,白居易原在长安任中书舍人。面对国是日荒,民生益困的现实,屡屡上书言事而不被采纳,眼见时局日危,朋党倾轧加剧,便自求外任,来到杭州。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做隐士不好,做京官也不好,只有做杭州刺史闲忙得当,正合其意,即所谓“霅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钱塘郡,闲忙恰得中。”这话是出自《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一诗,在其他篇目中 尚有不少类似的说法,这既是作者的心里话,也是此诗的“言外余情”。
因为“皇恩只许住三年”,白居易抱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西湖,这种情绪本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西湖早已是驰名中外的湖山形胜之地,此诗亦不胫而走,值得玩味的是如今西湖十景中的“平湖秋月”、“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等景观的命名,有的很可能是从这首《春题湖上》中的相应诗句衍化而来的。
从艺术上看,《春题湖上》最精采的是中间四句。诗人以幽丽华美的笔触,用一连串精妙的比喻,勾画出西湖的旖旎风光。比喻的精妙,表现在比物与被比事物的密合无间上。用翡翠比喻松树的绿色,用明珠比喻夜半时分高而远的明月,用碧毯细短的线头比喻幼小的绿色秧苗,用青罗裙飘拂的长带比喻舒展着的绿色的蒲叶,无不妥贴入微,真切动人。同时,诗人对湖上春光的珍惜与爱悦的感情,也在这几个比喻中自然地隐隐泄出。全诗由于有了中间这四句精当传神的比喻,一二句中的“似画图”才有了充实的具体内容,末两句的“勾留”之意才得以顺势推出。
“画图”二字是诗眼,下五句皆实写画图中景,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
这是一首抒写与友饯别的令词。全篇表达了词人傲视世俗的耿介个性,是他主动向社会发动“攻击”的狂放表现。语极夸张,情极大胆,豪爽、超迈,淋漓酣畅。
上片写临行前的情景——刘克庄连夜起程,王迈为其送行。先写自己将在天亮之前拿着火把,走十多里的路,不可背负过重,便把衣囊抛弃,只挑着诗囊上路。豪爽的性格与嗜诗如命的心情于此可见。“宵行”已露旅途之苦。
起句“束缊宵行十里强”,开门见山地描写连夜而行的情状。一枝火把引路,来到十里长亭,点出饯别之意。
“挑得诗囊,抛了衣囊。”表现了书生本色,诗囊里都是他的心血结晶,自然不肯轻易抛掉。诗囊里装着他的诗篇,也装着他的一腔豪情满腹抑郁。
“天寒”三句,先从自然条件的恶劣写旅途之艰苦,再点友人相送之谊。“天寒路滑马蹄僵”,一个“僵”字,写尽了艰苦之状。虽在说马,但行人颠簸于马背,冒着寒风,艰难赶路的情景,已跃然纸上。“王郎”送“刘郎”,用典巧妙。“王郎”暗指友人系“王谢”望族之后,而“刘郎”则为被贬谪者的代称。
下片写饯别情景。二人分手在即,却并不伤别感慨,而是痛饮酒酣,豪情满怀,谈文论诗,睥睨世俗,狂放不羁。二人高谈阔论,以致惊动了东邻西舍。词人曾以《落梅》诗受谤免官,他对此十分不平,所以最后三句写道:当别人笑他疏狂时,他满不在乎地回答他们,并不以疏狂为意。这正是对当时束缚思想的、严酷的礼法制度的挑战和抗议。
“酒酣耳热说文章”,从结构上说,是上片情节的结局。又是可作为下片的开端,顺势翻出新的情节,安排颇显匠心。“酒酣耳热”表现了酒逢知己的欢乐,同时又是词人热情奋发,兴会正浓的时刻。词人避开朋友间碰杯换盏的次要情节,而径直写出“说文章”的一幕,可谓善于剪裁。“说文章”极含蓄地暗示他们对时事的评论、理想的抒发,以及对忧愤的倾泄。
王实之秉性刚直,豪气干云人称子昂、太白。刘克庄也是言谈雄豪,刚直无畏。“惊倒邻墙,推倒胡床”两句,正是他们这种英豪气质的形象表现。前句写客观反响,后句写人物举动。两个狂士捋袖豁拳,乘着酒兴指点江山,语惊四座,全无顾忌,邻座惊傻观者竖发,全与我无关。这种形象的夸饰淋漓尽致地张扬了二人的豪气。
“旁观拍手笑疏狂”,作者设想,若有旁观者在此,必定拍手笑我二人疏狂。“拍手笑”是一种不被他人理解的表现,对狂者来说不足惧,倒起着反衬作用。刘克庄与王实之在志士受压、报国无门的时代,将心头的积郁,化为激烈的言词、不平常的行动,自然会被称为“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态度明确坚定,可谓狂上加狂,雄放恣肆,豪情动人。有此一句,通篇振起。
这首词体现了刘克庄词风雄伟豪放的一面,也反映出他继承了辛弃疾的革新精神,同时又发展了词的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
《兰陵王》词自宋周邦彦“柳阴直”一阕盛传于世以来,后人难乎为继。词分三叠,要善铺叙,不重复,开合动荡,浑化无迹,殊为不易。董士锡此词,可谓迎难而上,就其境界之阔大而言,容或有出蓝之誉。
首叠所写,也不过是一般的暮春离别之意。“水声咽,中夜兰桡暗發”,半夜兰舟出发,水声呜咽,时在春夏之交,“残春在,催暖送晴”,难免生出节序如流、人生易老的感叹,故云“九十韶光去偏急”。盖春天孟、仲、季三个月,合九十日。一“急”字下得有力。晚唐诗人杜荀鹤有句:“每岁春光九十日,一生年少几多时。”(《出关投孙侍御》)郑谷诗又云:“春风只有九十日。”(《自适》)可知“急”字用意,在于时光匆匆。“垂杨手漫折,难结”,一语双关。一层意,就离别说,谓离别本人生常事,如折柳送别则柳将不胜其折,此是反用熟典;另一层意,就伤春说,春去如此匆匆,则人力何可挽留?所以说“难结”。“轻帆”以下三句,写船行之速,归路渐远,惟见水天一色。首叠境界,在柳永、周邦彦等人离别词作中常见。
次叠写景传情,就以深细为其特色了。“余寒”句承上伤春意转入,写惜春情绪。“剩雾锁花魂,风砭诗骨”,是极工致、极骚雅之语句。“花魂”谓暮春之物,“诗骨”谓羁旅之人,物、人对举,相互映射,颇有深意。唐人郑元袅有句:“花魂迷春招不归。”(《花蝶谣》)董士锡以“雾锁”形容之,表惜花凋零之意更有韵味。孟郊有句:“诗骨耸东野。”(《戏赠无本》)被东坡以“郊寒岛瘦”相称的诗人,自称“诗骨”,词人借用来称己,俨然在读者面前推出一个瘦骨嶙峋、但又风骨凛然的寒士自我形象,表人生飘零之感更有高格调。以下连写“草湿”、“莺老”、“蜂瘦”、“燕诉”,所谓“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二结用“向人共愁绝”一句总括之,则人之愁绝,伤如之何!
三叠推开,写江行所见宏观之景,可谓大笔濡染,气魄非凡。“重叠,浪堆雪”,勾勒有力;“坐缥缈浮槎,烟外飞越”,遐想奇特。这是写景吗?诚然,因为所写是眼见之实景,显出江上风高浪急。但是,这不也是因江行实感而催发的、词人急欲超越现实处境这一潜在心理的形象折现吗!是实,也是虚,是景语,也是情语,情景兼写,充满着艺术的张力。下面“衔山一寸眉弯月,照枉渚疑镜,乱峰如髮”数句,写月之细,水之清,峰之乱,均逼真如画,“乱峰如髮”更是造语生新出奇,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当然,超然出世之想只不过是一刹那的幻觉,词人清醒的意识是“扁舟独自”,回到现实,种种“旧梦”萦脑,难以细说,也不必细说。这就是古人称道的“感慨全在虚处”,有意留出艺术空白,意在言外。
近人沈曾植最为推崇董士锡《齐物论斋词》,以为“其与白石(姜夔)不同者,晋卿(董士锡)无名句可标,其孤峭在此,不便摹拟亦在此”(《海日楼札丛》)。笔者则认为白石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董晋卿庶几近之,然谓晋卿词无名句可标,就此词而言,则不尽然。
又词中“照枉渚疑镜”一句,“枉渚”究竟何指?一般认为是泛指水弯之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穀水》:“瀑布或枉渚,声溜潺潺不断。”也有说者引《楚辞·九章·涉江》“朝发枉陼(同渚)兮夕宿辰阳”,谓此处的“枉渚”当是实指。“枉”即枉水,是湖南常德附近注入沅江的支流。《水经注·沅水》云:“沅水又东历小湾,谓之枉渚。渚东里许,便得枉人山。”那么董士锡“江行”的具体地点就在湖南境内的沅江了。但就这首词的意境看,上片结句言“千里沧波楚天阔”,“楚天”一般指吴楚之地,且空间阔大,不像是在水流险急的沅湘之间。再者,考稽现存不多的有关董士锡的传记材料,他一生主要辗转于江、浙、皖等地,并没有履迹沅湘一带的记载,故“枉渚”还是作泛指理解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