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三别”中的《新婚别》，精心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这首诗采用独白的形式，全篇先后用了七个“君”字，都是新娘对新郎倾吐的肺腑之言，读来深切感人。
全诗大致可分为三段，也可以说是三层，但是这三层并不是平列的，而是一层比一层深，一层比一层高，而且每一层当中又都有曲折。这是因为诗中人物的心情本来就是很复杂的。
第一段，从“兔丝附蓬麻”到“何以拜姑嫜”，主要是写新娘子诉说自己的不幸命运。她是刚过门的新嫁娘，过去和丈夫没见过面，没讲过话。所以语气显得有些羞涩，有些吞吞吐吐。这表现在开头两句：“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新嫁娘这番话不是单刀直入，而是用比喻来引起的。这很符合她的特定身份和她这时的心理状态。兔丝，即“菟丝”，是一种蔓生的草，常寄生在别的植物身上。“蓬”和“麻”也都是小植物，所以，寄生在蓬麻上的菟丝，它的蔓儿也就不能延长。在封建社会里，女子得依靠丈夫才能生活，可是现在她嫁的是一个“征夫”，很难指望白头偕老，用“菟丝附蓬麻”的比喻非常贴切。“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是一种加重的说法，这位新娘子之所以会伤心到这步田地，“结发为君妻”以下的八句，正是申明了这个问题的原因。“结发”二字，说明这个新娘子对丈夫的好歹看得很重，因为这关系到她今后一生的命运。然而，这洞房花烛之夜，却就是生离死别之时，头一天晚上刚结婚，第二天一早就得走，连床席都没有睡暖，这根本不像是结发夫妻过的生活。“无乃太匆忙”的“无乃”，是反问对方的口气，意即“岂不是”。如果是为了别的什么事，匆忙相别，也还罢了，因为将来还可以团圆，偏偏丈夫又是到河阳去作战，将来的事且不说，眼面前，媳妇的身份都没有明确，妻子也就无法去拜见公婆、侍候公婆。古代婚礼，新嫁娘过门三天以后，要先告家庙、上祖坟，然后拜见公婆，正名定分，才算成婚。“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两句，点明了造成新婚别的根由是战争；同时说明了当时进行的战争是一次“守边”战争。从诗的结构上看，这两句为下文“君今往死地”和“努力事戎行”张本。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广大地区沦陷，边防不得不往内地一再迁移，而此时，边境是在洛阳附近的河阳，守边居然守到唐王朝自己家门口来了，这不能不让诗人感到十分可叹。所以，这两句也是对统治阶级昏庸误国的讥讽，诗人在这里用的是一种“婉而多讽”的写法。
第二段，从“父母养我时”到“形势反苍黄”。新娘子把话题由自身进一步落到丈夫身上了。她关心丈夫的死活，并且表示了对丈夫的忠贞，要和他一同去作战。“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当年父母对她非常疼爱，把她当作宝贝似的。然而女大当嫁，父母也不能藏她一辈子，还是不能不把她嫁人，而且嫁谁就得跟谁。“鸡狗亦得将”，“将”字当“跟随”讲，就是俗话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是新婚之时，“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丈夫要到那九死一生的战场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她就不能再依靠谁了。想到这些，这让她沉痛得柔肠寸断。紧接着，新娘子表示：“我本来决心要随你前去，死也死在一起，省得牵肠挂肚。但又怕这样一来，不但没有好处，反而要把事情弄得糟糕，更复杂。军队里是不允许有年轻妇女的，你带着妻子去从军，也有许多不方便，我又是一个刚出门的闺女，没见过世面，更不用说是打仗了。真是叫人左右为难。”这段话，刻画了新娘子那种心痛如割、心乱如麻的矛盾心理，非常曲折、深刻。
诗的第三段，是从“勿为新婚念”到“与君永相望”。在这里，女主人公经过一番痛苦的倾诉和内心剧烈的斗争以后，终于从个人的不幸中、从对丈夫的关切中，跳了出来，站在更高的角度，把眼光放得更远了。“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她一变哀怨沉痛的诉说而为积极的鼓励，话也说得痛快，不像开始的时候那样吞吞吐吐的了，她决定不随同丈夫前去，并且，为了使丈夫一心一意英勇杀敌，她表示了自己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这爱情，是通过一些看来好像不重要，其实却大有作用的细节，或者说具体行动表达出来的。这就是“自嗟贫家女”这四句所描写的。新娘说，费了许久的心血好不容易才备办得一套美丽的衣裳，现在不再穿了。并且，当着丈夫的面，她这就把脸上的脂粉洗掉。丈夫走了以后，我更没心情梳妆打扮了。这固然是她对丈夫坚贞专一的爱情的表白，但是更可贵的，是她的目的在于鼓励丈夫，好叫他放心地、并且满怀信心、满怀希望地去杀敌。她对丈夫的鼓励是明智的。因为只有把幸福的理想寄托在丈夫的努力杀敌、凯旋归来上面，才有实现的可能。应该说，她是识大体，明大义的。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这四句是全诗的总结。其中有哀怨，有伤感，但是已经不像最初那样强烈、显著，主要意思还是在鼓励丈夫，所以才说出“人事多错迕”，好像有点人不如鸟，但立即又振作起来，说出了“与君永相望”这样含情无限的话，用生死不渝的爱情来坚定丈夫的斗志。
《新婚别》是一首高度思想性和完美艺术性结合的作品。诗人运用了大胆的浪漫的艺术虚构，实际上杜甫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去偷听新娘子对新郎官说的私房话。在新娘子的身上倾注了作者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另一方面，在人物塑造上，《新婚别》又具有现实主义的精雕细琢的特点，诗中主人公形象有血有肉，通过曲折剧烈的痛苦的内心斗争，最后毅然勉励丈夫“努力事戎行”，表现战争环境中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丝毫没有给读者勉强和抽象之感，而显得非常自然，符合事件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并且能让读者深受感染。
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也是《新婚别》的一大艺术特点。诗人化身为新娘子，用新娘子的口吻说话，非常生动、逼真。诗里采用了不少俗语，这也有助于语言的个性化，因为他描写的本来就是一个“贫家女”。
此外，在押韵上，《新婚别》和《石壕吏》有所不同。《石壕吏》换了好几个韵脚，《新婚别》却是一韵到底，《垂老别》和《无家别》也是这样。这大概和诗歌用人物独白的方式有关，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更有利于主人公的诉说，也更便于读者的倾听。
《夜夜曲》，乐府杂曲歌辞的一种，它的创始人便是沈约。《乐府解题》云：“《夜夜曲》，伤独处也。”沈作有二首，皆写同样的主题。此为第一首，写空房独处的凄凉况味尤为具体而细致。
此诗共八句，可分前后两段，段各四句。每段开头二句均用对偶，结尾二句以白描手法抒写思妇惆怅自怜的内心感情。从前段到后段，思妇的感情有发展，有变化，直至结尾，形成一个高潮。
诗歌的开头两句借银河和北斗方位的变化来暗示时间的流逝。“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写思妇长夜不眠，观看天空景象。诗人在这两句诗中交错使用了“纵”、“横”、“直”三个动词，忽纵忽横忽直，使人仿佛看到银河纵横穿流、星斗横竖移动的情景。诗中虽未直截写人，而人物的神情自可令人想见。古诗中用星辰位置的变易反衬思妇感情的愁苦，例子甚多。如《古诗十九首》云：“明月皎皎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又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前人皆以为本之于《诗经·小雅·大东》，如《文选》李善注“河汉女”云：“《毛诗》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毛苌曰：‘河汉，天河也。’”观沈约此诗，当系近承《古诗十九首》，远绍《诗经》之《大东》，当然在具体描写上也有所不同。它开头二句说银河由纵到横，北斗由横到直，通过写景显示了时间的迁延。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便是斗转星移，时间已过了很长。在此漫漫长夜，思妇耿耿不寐，心中必有所想，于是诗人借她的口吻说道：“星汉空如此，宁知心有忆？”星汉本为无知无情之客体，怨它何来？这种写法便是古人所常说的“无理而妙”。仿佛在说：银河啊，你空自流转；北斗星啊，你徒然横斜，你们怎知我心中在想念一个人？接下去二句写思妇因星汉移动、时光流逝而起的惆怅心情。“星汉”句总括上文又作一顿挫，着一“空”字，似乎把前面铺排的两句一下子推倒，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宁知”句把思妇胸中的一股怨气，喷薄而出，着一“宁”字，与前面的“空”字紧相呼应，把人物的感情引向内心深处。二句全系脱口而出，声情毕肖，确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
如果说前半段以天空之景烘托思妇孤栖之苦，那么后半段则转而以室内之景映衬人物独处无聊的心态。诗人的笔锋由夜空转入闺房。空房之内，一盎孤灯，半明不灭，那暗淡的灯光，正象征着思妇的情怀。她孤独难耐，于是不管天寒地冻，踏起织机，织起布来。在这里，诗人没有照搬《诗经》与古诗，光写天上织女，而是将天上移到人间，写思妇亲理寒机。因此使人读来，更富有现实感。从对偶方面讲，这一联比前一联更为精当。因为前一联并列两件性质相近的事物，其弊如后人评价近体诗时所说的“合掌”。而这一联则意不相重，且层层推进，前句说灯不明，是在深夜；后句说晓犹织，则已到天亮了。从深夜到天明，思妇由独守孤灯到亲理寒机，层次鲜明，动作清晰，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她的孤独之感。
结尾二句，承上文而来。思妇彻夜未眠，所忆之人缥缈无踪，眼望孤灯，手理寒机，心中分外凄苦，于是她情不自禁地哭了。尽管泪流不已，也没有人同情她，她不能向人诉说单身独处的苦闷。她只有哀哀自伤，徒然叹息。结句“鸡鸣”二字，紧扣上句的“晓”字，而“徒”字又与前段的“空”字遥相照映。此刻女主人翁的孤独之感已达到了顶点，天上的星汉也好，自己的忆念与叹息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空幻而徒然的。她只有默默地流泪，独自咀嚼着悲伤。听到鸡叫的声音，她不由发出长长的叹息。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