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描绘登通潮阁所见情景，闲雅的笔触中隐然透出羁旅愁绪。首句“倦客愁闻归路遥”，开门见山地点明诗人的心境和处境。“倦”字令人想见诗人旅途颠沛、神情困顿之态；而“归路”之“遥”，则暗示出漂泊之远，一怀愁绪由此而起。“愁闻”二字下得平淡，却将思乡盼归的心曲表达得十分真切，不管诗人是有所问而“闻”，还是他人无意之言而诗人有心而“闻”，都使人意会到身处偏远之地的诗人内心的落寞、孤寂。他暗自期望：此处离故乡会近一点了吧？但是留心打听，方知归路依然遥远，这给他这个旅客增添了许多倦意和愁绪。
诗人怀着思乡的愁闷心情独自行走，突然眼前一亮：前面有一座飞檐四张的高阁，凌空而起，俯视着跨水长桥。“眼明飞阁俯长桥”点出“通潮阁”之题。“眼明”二字极其准确地写出诗人对突兀而起的通潮阁的主观感受，而且使诗歌的情调由低抑转为豁朗。两句之间的起落变化，显示了诗人开阖自如的大手笔，也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磨难所持的乐观态度。正像他在另一首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把远贬海南视为难得的经历一样，在这里他也不肯让自己的精神就此委顿，而是竭力振作，将内心的愁苦化解开去。眼前这座凌空而起的通潮阁正是以其宏伟之势、阔大之景吸引了诗人的注意力。
诗歌很自然地由抒情转到写景：“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长没晚潮。”正因为“贪看”，全副身心被自然景色所吸引，故而不觉时光流逝。写得意气悠然闲适，大有与物同化之趣。有意思的是，诗人写白鹭，不用“飞”或“翔”，却着一“横”字，而这“横”字正是诗人匠心独运之所在。首先，“横”字带出一股雄健之势，如同一团浓墨重重地抹在画面上，其气势，其力度，是“飞”或“翔”所不具备的。其次，这一“横”字中，点染了诗人的主观情感，传达出诗人的神情意态：诗人凭栏远眺，“贪看”一队白鹭在秋浦上飞翔，视线久久地追随着白鹭移动，故而有“横”的感觉。若用“飞”或“翔”，则见不出诗人久眺的身影。更妙的是，白鹭“横”于秋浦之上，化动为静。这种“静态”完全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它既与人们观察展现于开阔背景上的运动时所获得的感受一致，暗示出秋浦水天一色，空寥清旷；同时，也是诗人心境之“静”的外现。最后一句用一个“没”字写晚潮，虽然是动态，却也是无声无息，令人不觉其“动”。正是在这至宁至静的境界中，时光悄然消逝，晚潮悄然而退，只有一片青葱的树长映着最后一抹斜辉。而从诗人倚轩凝然不动的身影中，表现出深切的寂寞和一丝莫明的惆怅。
第二首诗着意抒发思乡盼归的心情。诗人从绍圣元年（1094年）被贬出京师，六七年间一直漂泊在惠州、海南等地，北归无期，鬓发染霜，此时悲从中来，发出“余生欲老海南村”的叹息，他说，看来只得在这天涯海角之地度过残生了。然而，这自悲自悯的情感却不能淹没诗人心中执着的期望，他内心深处依然盼望有朝一日遇赦北还，因此第二句写道：“帝遣巫阳招我魂。”诗人在这里巧妙地化用《楚辞·招魂》之意，借上帝以指朝廷，借招魂以指奉旨内迁。诗人就像一个漂泊无依的游魂，苦苦地盼望朝廷将他召还。无望已使人痛苦，而无望中的期望，更煎熬着诗人的心。这两句诗中翻腾着一种深沉炽热的情感，分外感人。
怀着强烈的思乡之情，诗人翘首北望，只见“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杳杳，形容极远。极目北眺，广漠的天空与苍莽原野相接，高飞远去的鹘鸟正消逝在天际；地平线上连绵起伏的青山犹如一丝纤发，那里，正是中原故乡。这两句以远渺之景抒写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天低鹘没”，笔触洗炼，气韵清朗，极具情致。而“青山一发”，用头发丝来比喻天际的青山，更是新鲜别致。黄庭坚曾称赞苏轼的诗“气吞五湖三江”，而此句也显示了苏轼诗特有的磅礴气势。只不过它不是以恢弘之景表现出来，如“峨嵋翠扫空”，而是将壮观之景“化”小，运于股掌之间——“青山一发”。另一方面，“青山一发”又是实写之景。如此雄伟壮观的青山仅仅在地平线上露出一丝起伏的远影，可见青山之遥远，中原之遥远。而这正表明了诗人遐思的悠长。青山在天际时隐时现，宛如发丝若有若无，它牵动着诗人思乡的情愫，勾起诗人执着的期望。
这两首七绝抒写羁旅思乡的愁怀，但前一首以景写趣，韵调清雅悠闲，意趣隽永；而后一首以景写情，笔墨洒脱飘逸，情感炽热绵长。虽写悲伤之怀，却不流于颓唐委顿；画面疏朗，笔力雄放。前人称苏轼诗“清雄”，这两首诗即是。
这首诗是柳宗元贬官永州时在愚溪之畔筑屋而居时的作品。
诗人被贬谪永州，应该是有满腹牢骚的，却在诗的开头将其称为幸事：“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诗人认为他长久地为在朝中做官所累，幸亏贬谪南来这荒夷之地，可以让他过上闲适的生活。此两句正话反说，将不幸之事说成是幸事，表达了对朝中当权派的不满。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依翻露草，夜榜响溪石”，这四句是强调在此生活的闲适之情。闲暇时与种菜的老农为邻，有时还真像是在山林隐居的人。一大早带着露水就去锄草，晚上乘船沿着溪水前进。“闲依”表现作者的闲散之态， “偶似”是故作放旷之语，自我安慰。柳宗元少有才名，胸怀大志，可是仕途不顺，一再遭贬。这次更是被贬永州，远离长安。他满腔的热情得不到施展的空间，有志而不得伸，有才而不被重用。于是，在此贬所，只好强写欢愉，故作闲适，称自己对被贬感到庆幸，假装很喜欢这种安逸舒适的生活。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有时整日独来独往碰不见一个行人，于是放声高歌，声音久久地回荡在沟谷碧空之中，多么清越空旷。这闲适潇洒的生活，让诗人仿佛对自己的不幸遭贬无所萦怀，心胸旷达开朗。这里诗人看似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毕竟也太孤独了。这两句恰恰透露出诗人是强作闲适，无人问津时自娱自乐，也只是一种无奈的调侃。
这首诗表面上写溪居生活的闲适，然而字里行间隐含着孤独的忧愤。“来往不逢人”句，看似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毕竟也太孤独了。这里也透露出诗人是强作闲适。这首诗的韵味也就在这地方。清沈德潜说，“愚溪诸咏，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或遇之。”这段议论是很有见地的。全诗清丽简练，含蓄深沉，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