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墓志铭既记述了袁枚一生的行迹,又评价了他的政绩、品德和才学,且选取具体事例,着意于性格刻画。以切实求生动,于叙事寓情韵,因而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铭文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语调与韵脚幽深婉转,感人至深。
作者对袁枚的一生和为人的了解具体而人微,所撷取的业绩和生活片断甚是精当,谋篇布局极为深远周密,一扫罗列堆叠,从而可以见出作者所谓的“格”。全文八百多字分成五个段落,述及死者的身世、学业、仕途、品德、才华、际遇、成就等诸多方面,扼要真切而中肯,可谓简洁得体,遣词造句颇具功力。
第一段首句交代了籍贯名讳后,以“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这三句指出袁枚的名声是解官后的文学成就较之其官声政绩更大,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接着在写袁枚从少时直到终居江宁的一段简历中颂赞了袁枚年轻时学有所成,现场命题作文一挥而就,才思敏捷,词赋华丽,因而受到显宦的赏识,得推荐参加乾隆二年(1737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虽然“及试报罢”,没有选上,但隔年乡试中举,又一年即进士及第。作者着重说明的是袁枚确有真才实学并且好学。庶吉士散馆后他没有能留在翰林院,而被分配在江南做知县。但以他的才能,又受到总督的赏识。文中通过两位显官的识才爱才,托出袁枚的天资聪颖,学习有方,年轻时即崭露头角。以昭彰铭主的才气横溢。从袁枚在江宁这一任上的表现“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就反映出袁枚的素质、品格和吏治才能。作者对袁枚这段二十余年的主要经历没有花更多笔墨,而是把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分为三段逐一铺排,把所要颂赞的非凡才华、文学成就、吏治官声等情节曲折写来,布局不落俗套。这些事迹通过翔实的材料、朴素的词语、简洁流畅的语言展现出来,令读者信服地确立起墓主人的高大形象,具有耐人咀嚼的“味”。
第二段铺排的是袁枚的仕途际遇和道德风貌。“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既是慨叹语气,又似代为不平之鸣,惋惜其怀才不遇,宦途一开始就不利,放外任只做得个知县,直得不到擢升。“著才矣”三字直道尽了袁枚在担任知县期间所展示的卓越才能,用字简练而有力。对袁枚的好客和待人接物尤其是对后学的爱护,这些都用人微的描写毕现了一个宽厚长者和学者的风度,从而令人肃然起敬。又更插人一句描绘四方慕名造府和当年随园的风光、盛况而且当为作者所目睹的文字,越发增强了材料的翔实感。
第三段是颂扬袁枚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广大。赞袁枚占文法功底深厚,在散文骈文方面不是一味仿效前人而有开拓。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下的工夫尤深,竟然达到了世人想要生发而未能达到的境界。作者从基于袁枚生前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出发,誉其为“百余年来第一人”的评价显得有根有据,令人感到站得住脚,不为过分。这一段并无浮靡奉承之同,只淡淡数语,却收不显而自显之效。
第四段颂赞袁枚吏治能力,写得别出机杼。以袁枚父亲匿名察访和百姓对袁知县的反映一事引出,娓娓动听,可见作者的文章平淡中自有其活泼。“朝治事,夜饮吟”一笔是赞赏袁枚为官仍不失名士风雅。以民间传刻审理案件的事迹来间接道出袁枚的吏治业绩及其谦虚美德,也颇具匠心。
第五段除了叙述墓主人的身后之外,交代了作者所以知之甚详是因与袁枚是世交,而且同住江宁长期交游在一起,当是知之最深,使人益信作者所青。最后结尾用铭文有重点地统括了全文内容。
全文在叙述时既错综变化,又脉络分明,不板滞,不凌乱,而能突出袁枚的主要精神和成就。在评价时用语极注意分寸,无谀墓之嫌。全篇五段首字均以“君……”开端,有整齐协调之感,可谓自成一格。章法严谨,词句合乎古法。从这篇墓志铭可以看出作者所主张的写作文章的观点是从义理、考证、辞章三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以及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清代墓志铭中的佳篇。
这是一首描写贵族欣赏音乐会发念古幽情的小诗。诗人是在淮水之旁或三洲之上欣赏了这场美妙的音乐会。他听到了演奏编钟,锵锵作响;淮河之水,奔腾浩荡。但诗人在此时忧心且伤感起来,原来他怀念那些古代的好人君子,而对当今世风日下颇为不满。
连续三章都是反复表达此种情绪,诗人的道德感、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非常强。一场音乐会激起了他的思古之幽情。
最后一章,诗人完全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会里了:编钟鸣响,琴瑟和谐,笙磬同音,相继演奏雅乐南乐,加之排箫乐舞,有条不紊。令人读之,有如置身其中,身临其境。
此诗记录了钟、鼓、琴、瑟、笙、磬、雅、南、籥等多种乐器共同演奏的场面。前三章写耳闻钟鼓铿锵,面对滔滔流泻的淮水,不禁悲从中来,忧思萦怀,于是想到了“淑人君子”。对他的美德懿行心向往之。卒章描写钟鼓齐鸣、琴瑟和谐的美妙乐境。如果透过字面上的这些意思来探究其深层的涵义,则会令人感到无从索解,因而朱熹在《诗集传》中也只能说:“此诗之义未详”,“此诗之义有不可知者。”
其实诗人是有感而发的,这种感慨折射出他对国运、时代的忧思。从诗的卒章来看,他所听到的不是一般的音乐,而是“雅”“南”之类的周朝之乐,这些音乐与周朝的辉煌历史联系在一起。诗人身处国运衰微的末世,听到这种盛世之音,自然会感慨今昔,悲从中来,从而会有追慕昔贤之叹。
这首诗简述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史实,展示了中兴碑雄奇瑰伟的特色,赞颂了中兴功臣们为护国安民而鏖战沙场的崇高精神。这是一首咏怀古迹的诗作,既凭吊古人,发百年兴废之感慨;又自抒胸襟,表达了对元结、颜真卿无限景仰之情。
此诗碑在浯溪东崖区,高、宽各110厘米,字大6至8厘米不等,行楷,姿媚遒劲可爱。其诗题、姓名、书者和年月都已经变得模糊而难以辨认。韩子苍疑此诗为秦观作(见《复斋漫录》),但据《苕溪渔隐丛话》记载:“余游浯溪,观摩崖之侧有此诗刻石,前云:‘读中兴颂,张耒文潜’;后云:‘秦少游书’。”今石上尚隐约可见。
祭文中的千年绝唱——韩愈《祭十二郎文》
南宋学者赵与时在《宾退录》中写道:“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祭十二郎文〉〉是一篇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影响深远的祭文名作,不管我们对文中的思想感情作如何评价,吟诵之下,都不能不随作者之祭而有眼涩之悲。
感情真挚,催人泪下
韩愈写此文的目的不在于称颂死者,而在于倾诉自己的痛悼之情,寄托自己的哀思。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骨肉亲情关系。作者与老成,名为叔侄,情同手足,“两世一身,形单影只”。今老成先逝,子女幼小,更显得家族凋零,振兴无望。这在注重门庭家道的古代,引起韩愈的切肤之痛是理所当然的。二是突出老成之死实出意外。老成比作者年少而体强,却“强者夭而病者全”;老成得的不过是一种常见的软脚病,作者本来不以为意,毫无精神准备,因而对老成的遽死追悔莫及,意外的打击使他极为悲痛。三是表达作者自身宦海沉浮之苦和对人生无常之感,并以此深化亲情。作者原以为两人都还年轻,便不以暂别为念,求食求禄,奔走仕途,因而别多聚少,而今铸成终身遗憾。作者求索老成的死因和死期,却堕入乍信乍疑,如梦如幻的迷境,深感生命瓢忽,倍增哀痛。
不拘常格,自由抒情
祭文原本偏重于抒发对死者的悼念哀痛之情,一般是结合对死者功业德行的颂扬而展开的。本文一反传统祭文以铺排郡望、藻饰官阶、历叙生平、歌功颂德为主的固定模式,主要记家常琐事,表现自己与死者的密切关系,抒写难以抑止的悲哀,表达刻骨铭心的骨肉亲情。形式上则破骈为散,采用自由多变的散体。正如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中所说:“祭文体,本以用韵为正格……至〈〈祭十二郎文〉〉,至痛彻心,不能为辞,则变调为散体。”全文有吞声呜咽之态,无夸饰艳丽之辞,为后世欧阳修〈〈陇冈阡表〉〉、归有光〈〈项脊轩志〉〉、袁枚〈〈祭妹文〉〉等开辟新径。这种自由化的写作形式,使作者如同与死者对话,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之情,因而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语言朴素,行云流水
这篇祭文强烈的感情力量,能如此深刻地感染读者,也得力于作者高超的语言文字技巧。它全用散文句调和平易晓畅的家常生活语言,长长短短,错错落落,奇偶骈散,参差骈散,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疑问、感叹、陈述等各种句式,反复、重叠、排比、呼告等多种修辞手法,任意调遣,全依感情的需要。再加之作者取与死者促膝谈心的形式,呼“汝”唤“你”,似乎死者也能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异常自然而真切。这样全文就形成了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气势和令人如闻咳謦的感情氛围。文章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拥抱住了它的读者。
边诉边泣的语言形式
作者采用与死者对话的方式,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等种种感情,似在生者和死者之间作无穷无尽的长谈。如写闻讣的情景,从“其信然邪”到“未可以为信也”,再到“其信然矣”,语句重叠,表现其惊疑无定的心理状态。末尾“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一段,多用排句,情绪激宕,一气呵成。这一切又都从肺腑中流出,因而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