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友人寻越中山水》是一首送别诗，但此诗并非重在表现送者与行者的离别之情，而是赞美了越中的山水之美和友人的诗才逸兴。
开篇“闻道稽山去，偏宜谢客才”，作者把友人的才干比作山水诗鼻祖谢灵运，毫不掩饰地对友人才干加以赞赏。
接着“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两句化用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语句，以描述会稽山水之美。李白另一首诗《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也有类似的句子：“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东海横秦望”至“涛白雪山来”四句高度概括了越中美景。作者在选景上既选择有代表性的胜地，如“东海横秦望，西陵绕越台”；又注重捕捉真切的山水画面，如“湖清霜境晓，涛白雪山来”。尤其是“湖清”两句，一方面写小舟前行，另一方面写大浪从对面排沓而来，相向而动，强化了大浪的动感，让人惊为雪山倾倒，体现出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八月枚乘笔，三吴张翰杯”两句，运用枚乘笔、张翰杯两个典故赞美友人的文才与逸兴。这两个典故主人公都是江南籍文学家，很贴合诗意。这里的用典不仅为江南山光水色增彩，而且使之增加了悠久文明的意韵。最后“此中多逸兴，早晚向天台”，点出作者对越中美景的独特感受。
整首诗里表现出了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他用胸中之豪气赋予山水以崇高的美感，他对自然伟力的讴歌，也是对高瞻远瞩、奋斗不息的人生理想的礼赞，超凡的自然意象是和傲岸的英雄性格浑然一体的。
在诗中，诗人灵动飞扬，豪气纵横，像天上的云气；他神游八极，自由驰骋，像原野上的奔驰的骏马。诗人一扫世俗的尘埃，完全恢复了他仙人的姿态：上穷碧落下黄泉。他的浪漫、癫狂、爱恨情仇，寂寞与痛苦、梦与醒，他的豪气义气，他的漂泊，全都达于极端。他的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事物和具体时间做细致的描述。洒脱不羁的气质、傲视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易爆发的强烈情感。
这是一首怀人之作，写年轻女子期盼与心上人相守相聚的怀春之事。词人只轻轻几笔的勾画便使意象鲜明，境界全出。“倚著闲窗数落花”之结语，形神俱到，确是精妙的收束。通读全词，清新自然，明白如话。
首句点明主人公身份：年轻女子。 “刺桐花底是儿家”，寥寥数语，听来无不给人以温柔旖旎，天真烂漫之感。接下“已拆秋千未采茶”一句，点明时令。古时，二月以后农事渐忙，故古人常于寒食清明后，拆掉秋千。秋千既拆，新茶未采，正是晚春时节。“睡起重寻好梦赊”，写少女春梦。醉眠之中，她做了好梦，但是醒后，美梦却渺茫难寻。“忆交加，倚著闲窗数落花。”这句“忆交加”点明了好梦为乃是“交加”之梦。睡梦之中，全是与心上人相守相聚的情景，醒来之后，却只有回忆。本想倚靠着闲窗，静数落花，但脑海里却满是关于两人在这窗前依偎看花的回忆。
这首小令与纳兰其他作品的风格截然不同，倒与南宋中期杨万里的诗（如《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蜒立上头。”）有所相似，采用白描的手法，用近乎口语的语言，描写生活细节的小情趣，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个情窦初开的渴望与心上人厮守的小儿女形象。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