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此记词人送客遇妓醉饮的一段情事。按时间顺序先写郊原送客,次写归途遇妓欢饮,后写醉归惜花抒感。这段看似是写送客情事,实则是写词人政治失意的郁闷。
上片前三句写郊外的原野,长长的道路伸向远方。行人离去后,词人感到怅然若失,心里空落落的。后两句写孤城和残阳斜照,表达离愁别绪。词人把斜阳比喻成“余红”,相当新颖,并把感情寄托在余红上,说斜阳由于不舍城楼上的一处栏杆,迟迟不肯收敛起最后的一抹余晖。用斜阳对栏杆的不舍,来映衬词人对离去之人的不舍。这样,人与景融为一体,都被浓浓的离愁别绪笼罩着。接着,词人笔锋一转,描写陪同送行的歌妓。歌妓极力劝酒,词人大醉。
下片写次日酒醒后的情况。首三句将词人初醒时的睡眼惺忪刻画得入木三分。他已经不太记得昨天的事了,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的马,头脑里一片恍惚。幸好“惊飙动幕”,一阵狂风吹动来,掀起了窗帏,他的醉意立马被吹散了几分,一下子清醒多了,但并未完全清醒。“扶残醉,绕红药”表达了对春光的深爱之情。只有情深,方才能有下面的“叹”。“东风何事又恶”和上文的“惊飙”二字遥相呼应,结构严谨有序。结句词人暂时抛却烦恼,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聊以自慰。
全词布局巧妙,章法一曲三折,直叙中有波澜起伏,顺叙中有插叙,令人回味。词作用比兴的手法,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委婉动人。
《大雅·民劳》一诗,朱熹《诗集传》以为“乃同列相戒之词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严粲《诗缉》也说:“旧说以此诗‘戎虽小子’及《板》诗‘小子’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辞,今不从。二诗皆戒责同僚,故称小子耳。”朱熹等宋代经学家每不从汉儒之说,自立新义,时有创见,但涉及君臣关系问题,却反而比汉儒保守。其实,正如范处义《诗补传》所说:“古者君臣相尔女(汝),本示亲爱。小子,则年少之通称。故周之《颂》《诗》《诰》《命》,皆屡称‘小子’,不以为嫌。是诗及《板》《抑》以厉王为‘小子’,意其及位不久,年尚少,已昏乱如此。故《抑》又谓‘未知臧否’,则其年少可知矣。穆公谓王虽小子,而用事甚广,不可忽也。”朱、严之说实不足为训。
此篇共五章,每章十句,均为标准的四言句,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各章互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第一句皆同,第二句仅末字互相不同,第三句除第三章外余四章皆同,第四句皆不同,第五句皆同,第六句后两字不同,第七句皆同,第八句、第九句皆不同,第十句除第四章、第五章外余三章第一字均为“以”。这样的句式结构,具有明显的重章叠句趋势,本是《国风》中常见的一种基本格式,但在《大雅》中居然也有板有眼地出现,确实令人有些奇怪。不过说怪也没什么好怪,《大雅》虽以赋为主,但它与《国风)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大雅·凫鹥》《大雅·泂酌》两篇也是复沓式结构。只是《大雅·民劳》一诗篇幅要长得多,五章反覆申说,意味尤为深长,令人咀嚼不尽。
诗一开头,就说人民已经很劳苦了,庶几可以稍稍休息了。接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说要以京畿为重,抚爱国中百姓,使四境得以安定;“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是说不要受那些奸狡诡诈之徒的欺骗,听信他们的坏话。第二、三、四、五章的“以为民逑”“以绥四国”“俾民忧泄”“国无有残”与“以谨惛怓”“以谨罔极”“以谨丑厉”“以谨缱绻”,也是围绕恤民、保京、防奸、止乱几个方面不惜重言之。至于为什么每章都有“无纵诡随”一句放在“式遏寇虐”一句前面,严粲、钟惺都做过解释。其实,抨击小人蒙蔽君主而作恶,无非是刺国王不明无能的一个障眼法。不便直斥君主,便拿君主周围的小人开刀,自古皆然。确实,有了昏君小人才能作大恶,“极小人之情状”是给周厉王一个镜子让他照照自己。
勤政楼原是唐玄宗用来处理朝政、举行国家重大典礼的地方,建于公元720年(开元八年),位于长安城兴庆宫的西南角,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
公元729年(开元十七年)旧历八月五日,唐玄宗为庆贺自己的生日,在此楼批准宰相奏请,定这一天为千秋节,布告天下。并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舞于勤政楼下,又于楼中赐宴设酺,“群臣以是日进万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结丝承露囊更相问遗”,千秋节也就成了一年一度的佳节。然而由于玄宗晚年“勤政务本”早成空话,到安史之乱爆发,只得被迫退位,唐王朝江河日下,千秋节也随之徒有虚名了,甚至连当年作为赠送礼物的承露丝囊也见不到了。诗的第一句说佳节空在,是总论,第二句说丝囊已无,则是抓住了“承露囊”这个千秋节最有代表性的物品来进一步补衬,使得“名空在”三字具体着实了。
这首诗的后两句写诗人移情于景,感昔伤今。杜牧善于以诗论史,借古讽今。“惟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这两句采用《诗经·王风·黍离》的笔法,用宫院中的植物茂盛生长暗示王朝兴衰之意。
《诗境浅说续编》云:“开元之勤政楼,在长庆时白乐天过之,已驻马徘徊,及杜牧重游,宜益见颓废。诗言问其名则空称佳节,求其物已无复珠囊,昔年壮丽金铺,经春雨年年,已苔花绣满矣。”金铺,是大门上的一种装饰物,常常做成兽头或龙头的形状,用以衔门环。用铜或镀金做的,叫金铺,用银做的叫银铺。紫苔是苔藓的一种,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这两句诗从表面看,写的是景,是“勤政楼”的实景,但细细体味,就会感到这十四个字,字字都饱蘸了诗人感昔伤今的真实情感,慨叹曾经百戏杂陈的楼前,经过一个世纪的巨大变化,竟变得如此凋零破败。可以想象,当杜牧走过这个前朝遗址时,所看到的是杂草丛生,人迹稀少,重门紧闭的一片凄凉景象。
诗人不写别的,偏偏从紫苔着笔。这是因为紫苔那无拘无束,随处生长,自得其乐的样子深深地触动了他此时惨淡失意的心情。失意之心对得意之物,自然格外敏感,体味也就更加深刻了。
作者以紫苔见意,又从紫苔说开去,用紫苔的滋长反衬唐朝的衰落,小中见大,词浅意深,令人回味。说紫苔上了金铺,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当年威严可畏的龙头兽首,而此时绿锈满身,如同长满了青苔一般,这就进一步烘托了勤政楼被人遗忘而常年冷落的凄凉衰败的景象。这里,“偏称意”三字写得传神,“偏”,说明万物凋零,独有紫苔任情滋蔓,好像是大自然的偏宠,使得紫苔竟那样称心惬意。这笔法可谓婉曲回环,写景入神了。
这首诗是诗人在极度感伤之下写成的,全诗却不着一个“悲”字。从诗的整体看,诗人主要采用明赋暗比的方法。前两句写的是此刻之衰,实际上使人缅怀的是当年之盛;后两句写的是此时紫苔之盛,实际上使人愈加感到“勤政楼”此时之衰。一衰一盛,一盛一衰,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读来回味无穷。
此诗标题中“初”就是关键字眼。而第二句中“豁”则是抒情字眼,蕴含着诗人的喜悦之情。这是一首写山的诗,却没有采用常见的“开门见山”的写法,而是为山的出场先做下了一系列的铺排,诗人所见的对象——嵩山直到末句才出现,增添了嵩山的神秘感。“数峰清瘦出云来”,是此诗最精彩的一句,但如把这一句提前,让嵩山一开始就露面,诗的意味就会变得索然。诗人巧妙地激发了读者急于相见的欲望,使嵩山在千呼万唤中隐现,而其一旦出场,全诗便在高潮中平稳结束,留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
诗人首二句不是写嵩山,而是从作者仕途失意落笔。“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豁我怀”,作者奔走风尘,在困顿和疲惫中,全赖青山使他的情怀有时能得到短暂的开豁。这样,青山便在未露面之前先给了人一种亲切感,引起人们想见一见的愿望。一个“困”字,形象的展现了诗人疲劳困顿的精神状态,以及空怀一腔抱负在官场中左冲右突,却不得施展的惨淡景象。
第二句宕开一笔,转而去写奔波中的一点安慰,晓畅的语言骤然拉近了诗人与山的距离。青山的出现不仅使诗人得到精神的满足,更是一种自然流畅的情感寄托,吸引读者同诗人一样抬头绰望。所谓”近山而志高”,在这里,诗人对青山的亲近实际上就是对高洁傲岸的人格操守的亲近,也是对含蓄豁达的人生态度的亲近。
第三句“日暮北风吹雨去”,为嵩山的出场渲染了气氛。“日暮”言天已傍晚,落日余辉中更见嵩山的深幽巍峨。“北风吹雨去”,嵩山在风侵雨蚀后愈加清新朗润,但这只是诗人的想象,未见嵩山,心中已对嵩山的景象做了一番描摹。诗人采用渲染的手法,为嵩山的出现展开序幕。
前面一系列的铺垫成就了第四句的点睛之笔,“数峰清瘦出云来”,全诗只有这一句写嵩山,但诗境格外豁朗。嵩山终于在层层浮云中耸现出来,它一出现便淡化了所有的背景,其峭拔清瘦的形象是那么的清晰明朗,其高洁超脱的姿态是那么的卓尔不群,因而深得作者的喜爱和赞美。“出云来”三字抓住嵩山从云端现出的一刹那,表现出诗人的满足与喜悦,并紧扣“初见”二字。诗中鲜活清晰的意象往往是诗人情感的外化,寄予了诗人一定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在这里,诗人精心挑选了“清瘦”一词来形容嵩山,写得有血有肉,极富灵性,不只赋予嵩山以人的品格、人的风貌,更体现了作者的人格操守与精神追求,引人想象雨后嵩山的特有韵味和诗人得见嵩山后的一番情怀。至此,全诗感情达到最高潮,全诗平稳结束,却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篇诗作写的对象是嵩山,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是表现诗人自己。人们在精神上以什么作为慰藉,往往能见出志趣和品格。困顿于仕途,赖以慰藉情怀的是嵩山,诗人的情志也表现了出来。同时山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艺术作品里,也往往受作者的主观感情支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辛弃疾《贺新郎》)这里有着主观感情对象化的问题。此诗用“清瘦”形容嵩山,不光是造语比较新奇,而且在诗人审美意识活动中也反映了他的精神气质与追求。中国士大夫中一些高人雅士,正是常常留给后世以清瘦、清竣的印象。如王维给孟浩然画像,“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就是典型的清瘦。因此,“数峰清瘦出云来”,虽是写嵩山,却又是人与景物融而为一,体现了诗人感情的外化。这首诗,将嵩山的面貌以及诗人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现给了读者,达到了一种物我相融的境界。
从艺术技巧上看,该诗渗透着醒豁通透的人生态度,拥有明白晓畅的语言特色,又将自己刚毅超脱的品行与之融为一体,是张耒诗风的全面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