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词人自述游山玩水的寂静心态。“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从室内视角摄起的两个镜头，一为词人自己的闲适倚床的风姿。“闲”字突出了东坡的寂静舒坦的心态；“倚”字描绘了坐靠“胡床”的美姿。二为朝窗外望，只见“庾公楼外”的山峰重叠美景。山外青山楼外楼，宛如花开万朵，全部微缩在“窗含”的镜头中，美丽极了。这是杭州的典型山光。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镜头转到室外。开句用设问的方式，强调无有同玩、同坐的生活空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东坡《赤壁赋》），遗憾的只能陪伴着“我”。整个上片人格化、自然化和谐统一，突现了东坡那种身心幽闲、旷然天真、潇洒自然，与大自然为伍的绰绰风姿。“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不仅富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的神韵，而且为下片的“吾与子之所共适”风月的意境作了对衬性的铺垫。
词的下片，特写与袁公济畅游湖山的独特享受。“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叙述宾主唱和赠答。是时词人知杭州，袁公济悴杭州。正当词人独自“闲倚胡床”时，这位副使驾着车子来了，打破了词人孤寂的沉闷世界，同游杭州湖山，“相得甚欢”，唱和诗词。“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进深一层，与上片对应，道出湖山之乐就在于袁公济的到来，打破了东坡的沉寂感，获得了情感上和语言上的共鸣，凝聚到一点就是：清风、明月，我们平均地享受吧，是画龙点睛之笔。整个下片，词人与袁公济的游山玩水、唱和赠答，浓缩了人生之精华，大地之灵气。游玩之乐，其乐无穷。
全词，运用了叙述与描写、写实与用典、对衬与渲染之笔，尽情抒发了东坡知杭州时与友畅游湖山之乐。那“楼外峰千朵”，“明月清风我”，“风月平分破”，如画一般，沁人心脾。凡是与大自然打成一片，永葆自然青春的，大自然将赋予他艺术的美妙的人生。
这是一首情景交融的抒情诗，着意描写清溪水色的清澈，寄托诗人喜清厌浊的情怀。
“清溪清我心”，诗人一开始就描写了自己的直接感受。李白一生游览过很多名山秀川，独有清溪的水色给他以“清我心”的感受，这就是清溪水色的特异之处。
开篇就赋予客观景物主观化特性。接着，诗人又以衬托手法突出地表现清溪水色的清澈。新安江源出徽州，流入浙江，向来以水清著称。南朝梁沈约就曾写过一首题为《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的诗：“洞彻随深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新安江的水是清澈的，作者用清溪的水与之相比：“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意思是：“新安江，能比得上清溪这样清澈见底吗？”这样，就以新安江水色之清对比衬托出清溪的更清。然后，又运用比喻的手法来正面描写清溪的清澈。诗人以“明镜”比喻清溪，把两岸的群山比作“屏风”。人在岸上行走，鸟在山中穿度，倒影在清溪之中，就如“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这样一幅美丽的倒影，使读者如身入其境。宋代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评价说：“《复斋漫录》云：山谷言：‘船如天上坐，人似镜中行。’又云：‘船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沈云卿诗也。……予以云卿之诗，原于王逸少《镜湖》诗所谓‘山阴路上行，如坐镜中游’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亦云：‘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虽有所袭，然语益工也。”最后，诗人又回到自己的主观感受，创造了一个悲切凄凉的清寂境界。诗人离开繁华而混杂的长安，来到这清澈见底的清溪畔，固然感到“清我心”，但对于胸怀济世之心和报国之志的诗人，不免有一种心灵上的孤寂。因此入晚时猩猩的一声声啼叫，在诗人听来，就是在为他自己远游他乡而悲切，流露出诗人内心一种落寞郁闷的情绪。
此诗虽题为春望，但所望却是满目荒凉衰败景象，这样的景色正寄托着诗人遭贬谪后的身世凄凉之感，乃是以景写情之篇。
这首诗虽然极力地描绘了汉寿城遗址的荒凉、破败的景象，但是格调毫不低沉。在兴和废的转化之中，充分地表现了诗人发展变化的朴素辩证观点，使全诗充满了积极的进取精神。这首诗打破了一般律诗起、承、转、合的框框，首、颔、颈三联浑然一体，极力铺陈汉寿城遗址的荒芜、破败的景象，构成了全诗的整体层次。
“汉寿城边野草春”点明了“春望”的地点，含蓄而又凝炼地表现汉寿城已是一片废墟了。“野草春”三字让人产生联想，如果汉寿不是一片芜城，还象当年那样人烟辐辏，无比繁华，春日迟迟，一派生机的话，诗人怎么会用城边野草刚刚发芽来描绘它的春色呢。首联对句勾勒出来的景物颇多，有荒祠、有古墓、有射棘、有榛莽，唯独没有人烟。正因为此，诗人用“对”字组合起来的柯、墓、荆、榛之类愈多，便使人愈感荒凉。
“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句虽有“牧童”和行人”出现，但也没有增添任何生气。牧竖烧刍狗予田中，说明坟山冷落，祭扫无人“田地荒芜，可牧牛羊。符人着石麟于陌止。是因为荆榛莽莽，别无可以观赏盼景物，唯古墓前石兽群尚可注目而已。
“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句清楚地告诉人们汉寿城今非昔比，当年繁华的交通要道，如今已破败不堪了。当年指示路途的华表，如今已经被雷电轰击得半残，纵横的断碑，通体蒙尘，碑文依稀可辨。昔日繁华，今朝破败，尽在残缺华表，断裂石碑中显露了出来。诗人不惜耗费大量笔墨大写特写这样的破败和荒凉，完全是为着尾联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作准备的。
“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则谈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即兴和废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诗人认为：兴和废不是永恒的，不变的；而是有兴就有废，有废就有兴，兴可以变成为废，废亦可以变成为兴的。这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样，是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